追捕聂鲁达

先说一句，这部电影最初是为了学西语看的。

真的是很好的学习材料，语言足够诗意，适合反复听。

影片的看点很显然不在于情节，因为这是已发生的历史，大家都知道聂鲁达成功逃到了法国。

看点在于影片通过警察的视角，不断去寻找聂鲁达名流史册，他的诗歌被人传唱的原因——这样一个参议员，声称自己是共产党人，实际上远离人民，为利用这场逃亡留名青史，不惜让他的同志们冒险，而且并不知道如何建立一个人民做主的国家；这样一个浪子，抛弃妻女，寻花觅柳，但是女人们都渴望他的怀抱。

聂鲁达的意义在于他是一个诗人，他为人民作诗，鼓舞人民追求理想的社会。

"¿Por qué lo hizo todo esto? Por su pueblo. El poeta les dio las palabras para que aquellos pueden contar su vida. Su vida dura. Y estas palabras les dieron sentido a sus sueños terribles. Por eso lo hizo. "

在追捕的过程中，警察也寻到了自己的身份。

他是警察局长和妓女的儿子，这个身份实在尴尬。

他就像历史之流里随便的一个人，他的存在不值得被记忆，因此对于后世，他不曾存在，仿佛一个“虚构的配角”。

但是他终于找到了他自己存在的意义，他属于人民，也属于创造的历史的人民。

“Yo era de papel, y ahora soy de sangre”

Puedo escribir los versos más tristes esta noche.Escribir por ejemplo, un niño perdido, un espíritu vacío, la niña pobre, la plaza y la montaña nevada.Escuché que el aire decía que sígueme, sígueme.Sueño contigo y sueñas conmigo.Yo te quise, y a veces tú también me quisiste.Nunca nos hemos encontrado, pero te reconozco.Por las letras, por tus poesías en el cielo, sobre la tierra.Escapa, escapa, voy a capturarte.Después de encontrarnos, cántame veinte poemas de amor, y una canción desesperada.Te quiero preguntar, ¿quién soy yo?Un hijo de policía o un hijo de poeta.Como una página blanca, vengo a buscar mi huella.Quiero cazarte, pero al final, entró accidentalmente en tu laberinto.Camino por donde has pasado. Huelo tu olor, tu aroma en el viento.¿De donde vine?¿De tu poesía o de nada?¿A donde iré?¿A muerte o eternidad?Llámame, llámame el nombre.Me creaste, me completaste.El viaje siguiendo, pero tú serás solo.No, estoy contigo, para siempre.

故事背景是1948年的智利，原本受共产党推崇的当选总统, 在二战后的苏美冷战对抗中投靠了美国，于是开始驱逐迫害共产党。

诗人政治家聂鲁达，作为智利最知名的共产党，也开始了举世瞩目的的逃亡。

电影用大胆的想象力把诗人与警察之间的追逐进行了诗意的探寻和重构，让我们更直观地体验文学和电影相互渗透结合的乐趣。

一开始就是象征意义浓烈的超现实场景，智利的议会在厕所里举行，领导人们一边解手，一边讨论政治，这样的场面本身说明了一切。

影片让 盖尔·加西亚饰演的警察通过画外音表达着自己的思想和对他的追捕对象聂鲁达的观察，他想象着自己是妓女和警察头子的儿子，带着清晰明确的信念和目标开始了追捕。

他带着鄙夷的眼光看着左翼的精英分子们，他们其实是脱离人民的。

“艺术家、知识分子、律师，他们曾周游世界，满载而归，纵情享乐，感受不到穷人的汗水。

”“共产党痛恨工作，他们宁愿烧教堂，这让他们感觉更有活力。

”诗人在逃亡，却希望近距离感受追捕他的人，不想藏在他们找不到的地方。

他每次留下一本侦探小说给追捕他的人。

随着追捕的深入，执着的警察追寻着诗人的足迹，读着他的作品，体验他的思想，他的身份开始模糊，倒在雪地里的人相信自己不再是警察头子的儿子，而是聂鲁达的儿子，人民的儿子。

这部传记片没有试图记录聂鲁达的生平，而是通过作家塑造的警察的独特视角来展开，警察通过追捕诗人来寻求自己身份的过程中，也带着观众探寻了诗人存在的意义。

在这场追捕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诗人虚荣、自私，贪图享乐的一面，用一个保护他的人的话来说：“你希望利用这场迫害把自己变成圣人。

”也有对他的价值观的质疑，贫困女工指着没挨过穷的精英左翼们问“当实现了共产主义之后，是我和他们一样，还是他们和我一样。

”而他本人不再是电影评判的标准，他存在的意义是他的文字。

他的文字影响了他的人民，让他们噩梦般的生活有了意义，也让他笔下虚构的人物有了血肉。

我想这正是这部传记电影让我们看到的聂鲁达，这位伟大的诗人存在的意义。

Larraín导演的父亲是知名智利右翼人物，有 Wikipedia Page 的那种。

所以，大家觉得电影里那个探员究竟是谁呢？

探员说母亲是妓女，自认为生父是警察。

这或许也是说导演以前的自我认同是右翼死忠，国家政权维护者吧。

我觉得本片像是一个以导演的视角探寻聂鲁达是谁的expedition。

这个探员实在是太诗化和文青了，像是生活在祖国春风下的理想主义年轻人。

包括导演亲口承认的向摩托日记致敬的桥段，也体现了这一点。

这是一个切格瓦拉式的富裕青年寻找自我的故事。

或许整部电影的来源就是导演读者聂鲁达的诗和传记，对聂鲁达进行消解和重新认知。

而追捕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重塑聂鲁达的过程。

而最终的“合体”则是出身右翼的导演与智利第一共产党的统一。

导演终于点破，他自己虽然出身名门，但也是人民的一员。

聂鲁达来自人民，而他的艺术创作创造了那个时代的人民，并且影响着现在的每一个智利人。

可以说聂鲁达作为智利国民人物，既为智利人民所塑造，也塑造了现代的智利人。

感觉这是一部有智慧的作品。

好一部诗一般的寓言。

【风格】难能可贵的诗意（风格）影片。

以这种诗意气质来展现聂鲁达的风格。

【视角】写人物传记，视角/切入点特别重要，影片截取了他人生中的一小部分，也就是他被当局通缉并追捕的那一段时光。

因为电影受自身条件的限制，主要是时间只有两小时，所以要讲述他的整个人生是不可能的。

好多传记影片，就是因此而导致失败。

“追捕聂鲁达”是的确发生的历史事实，但故事中发生的“追捕”，相信是虚构的，是个极有创意的“故事”。

影片的亮点之一，就是尽管影片选择了这么一小段经历，但是并没有因此削弱了对传主人物描述。

而是见微知著地展现了他的个性特质，价值观念和丰富多彩的个人世界：展现了作为历史名人的他，对美食、美酒和美女的享乐主义的态度，对底层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对共产主义理想世界的真诚向往。

尤其是他对诗歌、爱情和革命——浓缩他整个人生的三个主题——的激情。

【人物设置】设置警察这个人物相当精妙，事实上，警察这个角色，就是聂鲁达的镜像，或他的第二人格。

通过警察（这个人物）和聂鲁达（他的追捕对象）以互文关系——相互映照、对抗和诘问——塑造了聂鲁达这个人物。

不仅通过警察对“追捕对象”的视角和认知，甚至直言这个追捕游戏本身这就是诗人创作的故事的实际演绎。

在好多侦探影片中，有此种“猫鼠游戏”，但将这种“把戏”用到‘真实’的人物传记影片中，的确是种很好创意。

【幽默讽刺的场景】影片开头，议会大厅内设置的小便池，议员们一边辩论一边小便。

以此来表现肮脏的议会政治。

【人物塑造和故事】当然，影片出彩之处，是在于它塑造了一个鲜活的“诗意”人物，以及围绕这个人物发生的故事。

事实上，前面提到的亮点——影片视角、人物设置等，都是为这个人物和故事服务的。

【真实与故事】回顾真实历史。

聂鲁达一生中，至少有过2次重要的被追捕经历，都是被当局追捕，然后被迫逃亡他国，一次是在1949年，一次是在1973年。

影片故事讲的是49年的那场追捕，是并以他最后离开智利（1949年2月），经阿根廷去苏联，并到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作为结局。

影片讲述的是这次追捕事件，整个过程富有相当的戏剧性和传奇色彩。

但另一次，发生在1973年的那场追捕的结局，不仅没那么幸运，简直是相当血腥——以聂鲁达的死亡而告终。

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了由美国中情局策动的皮诺切特军事政变（美国相近解密的文件真实了这点），当时的民选总统阿连德在政变中壮烈牺牲（相当悲壮）。

诗人态度鲜明的反对政变并准备出逃，但就在计划出逃的前一天，他“被送往”圣地亚哥的圣玛丽医院，随后就在那里去世（9月23日，即政变后12天），官方公布的死因是“前列腺癌”。

从事发当时起，对他死因的质疑就不绝于耳，更令人怀疑的是，聂鲁达在圣玛丽医院的医疗记录完全消失，甚至连他几年前担任法国大使时的医疗记录也找不到了。

独裁政府被推翻后，当局进行过对此死因调查，2017年，智利政府表示，非自然死亡的怀疑“高度可能”是正确的。

不久，由16人组成的国际科学家小组终于得出结论——一致否认聂鲁达死于“前列腺癌”：“百分百肯定不是。

”而此前有关媒体报道说，根据智利政府发表一份关于聂鲁达的内政部文件：“诗人被注射了一种令心跳停止的止痛药，可能导致他的死亡。

”【历史重现】影片中展现的革命浪漫主义，共产党人和底层人民（甚至土著及其领主）的同情和支持，以及广大民众（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和）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向往。

影片中对共产主义深入人心的描叙真实可信，以致远超上世纪的苏联影片和中国主旋律影片对共产主义软实力的促进、提升或增益。

用早上的时间仓促的看完了部电影，或许是我的经历还不足以撑起更多感悟，感觉好像看懂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有看懂。

这是一个关于诗人与政治家，逃亡者与追捕者，遭遇者与迫害者的故事。

让我忽然深刻的感受到一个艺术家在和平年代和战争年代存在的意义，可以改变些什么。

还有一点，在别人或者更有影响力的人们的故事中，我们往往只是一个配角（或者好像连配角都不是），连名字都没有的的甲乙丙丁。

但我们依然有自己的信仰与坚持，坚定的完成些什么，以一己之力改变周围的同时也被周围大环境改变，都没关系，总是存在的，只是可能不被更多人记得，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还隐隐有一点，好像在更俗套的英雄故事里，总要有个迫害者，坏人，boss，反派。

然后正义的一方历尽艰辛终于取得胜利，作为可以激励更多人的模范样本。

忽然想起，最开始朋友推荐这个电影是说“这个电影特别的美。

”但我可能没什么艺术素养，只是感觉各个场面比较和谐，最后的雪山场景挺好看。

▲《追捕聂鲁达》不是传统的人物传记片假如让王家卫来改编拍摄劳伦斯·布洛克的侦探小说，大抵就会像这部《追捕聂鲁达》的模样，甚至觉得盖尔·加西亚·贝纳尔在影片里的某个角度看起来像极了梁朝伟。

帕布罗·拉拉因在凭《神父俱乐部》在柏林获奖后，转向人物传记题材，在2016年一口气接连推出两部作品《追捕聂鲁达》和《第一夫人》，并先后入围戛纳“导演双周”和威尼斯竞赛单元。

两部作品都出其不意地获得好评，前者代表智利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后者更为纳塔莉·波特曼拿下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

尽管都是以著名历史人物为描述对象，但这两部都不是传统的人物传记片，而是在风格化和实验叙事下的类型突变，为未来的人物传记题材开创出新的表现形式。

这部《追捕聂鲁达》跟2012年同样入围戛纳“导演双周”的《智利说不》有着类似的混淆纪实/虚构感，只不过这里不再有历史档案资料或新闻片段的嵌入，而是将人物的真实细节和虚构情节融为一体，让观众难以分辨出其模糊的界线。

▲影片中警察扮演者盖尔·加西亚·贝纳尔酷似梁朝伟影片在表面上看来有着一个黑色犯罪类型片的格局，讲述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加入了共产党，遭受政府迫害与通缉，然后走上逃亡之路的故事。

影片在开场不多久就开始陷入犯罪追捕类型片的氛围，聂鲁达被告知政府通缉的消息，介绍警察主角出场，以及到聂鲁达家中搜捕。

然而，不知不觉地这种悬疑紧张的气氛被一种魔幻迷离的诗意逐渐淡化了。

这个犯罪悬疑类型消解的关键在于用警察的画外音旁白进行叙事，让观众以为这是追捕者对逃亡者十拿九稳的猫鼠游戏。

但事实上，警察每次抵达现场却扑了个空，更对聂鲁达故意留下的一本小说着迷，情不自禁陷入到诗人的虚构世界里。

与此同时，在警察的视角叙事里，却不时浮现出聂鲁达的内心独白。

追捕者以为自己是主角，在掌握追捕的主导权，却不知已成为逃亡者的配角。

这种彻底颠倒追捕者与逃亡者的关系转换，令这场追捕的真实性不断消解，取而代之的则是浪漫化的细节和诗意十足的情节。

譬如聂鲁达在妓院与变性妓女唱歌跳舞，在港口城市登船时遭到警察跟踪，这些统统使得故事看起来像是诗人笔下的一场虚构的经历。

▲各种风格化的手段令追捕的真实性不断消解帕布罗·拉拉因偏好的逆光和滤镜、围绕人物旋转的摄影，以及在对话时的跳跃剪辑，之前已在《智利说不》和《神父俱乐部》里有所尝试，这次在作品里同样延续不变，体现出他对美学风格的统一与掌控力。

这次更出彩地透过剪辑创造出行云流水的节奏感，令情节在警察和诗人两个人物之间悠闲徜徉，却不再是你死我活的亡命追捕，而更像是读者对作家的倾慕追寻。

在高潮雪山一幕，追捕者与逃亡者在现实层面上的关系已消弭不见，警察对诗人从原本的仇视而逐渐变成对诗人及其作品的着迷；诗人原本对警察的不屑一顾，也变成像对待自己笔下的虚构人物般深情，并最终喊出了追捕者的名字，令其不再是配角。

在真实与虚构两个世界里，两者的关系竟然是互换可逆的，这种庄周梦蝶式的设计相当惊艳，再次提升了作品的诗意空间，并与主题保持着天衣无缝的契合度。

影片的主角是鼎鼎大名的智利大诗人聂鲁达。

他不仅是诗人，还是智利的共产党员。

1948年，他因公开反对智利总统维德拉，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流亡生涯。

在影片的开头，我们就看到了这位诗人在民众中是何等风光。

在一个小酒馆里，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一起欢歌笑语，其乐融融。

聂鲁达扮演阿拉伯的劳伦斯出场，一位沙漠中的游击战士。

他热情洋溢的表演迎来掌声，在观众的期待之下他念诵起自己的诗句。

但好景不长，政府正在重新安置党派领袖，智利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党派人员前来告知聂鲁达，他们不得不转到地下工作了。

聂鲁达敢于当面怼总统，指责对方是走狗一条。

虽然在与总统摊牌、博弈后，依然于事无补，但这或许正是他作为共产党员最后的坚持。

在逃跑前，他还跟妻子合影留念。

浪漫而诗意，极致而反叛。

一场世纪大追捕，就此开启。

随后登场的便是追捕聂鲁达的警察奥斯卡，他威风凛凛，自信心爆棚。

他的父亲是警察机构的创建者，奥维利尔。

按照家族传承和职业惯性，他应该也是一个理性冷酷的警察。

但从开始追捕聂鲁达的那一刻起，他的身上就开始弥漫着无穷的诗意。

“我是一名优秀的警察，但我也能成为优秀的艺术家。

”第一次追捕以失败告终，他们来到聂鲁达的住处扑了个空。

警察开始用诗意的旁白描述与追捕有关的一切，这次行动被比喻为远征埃及。

他在没抓到聂鲁达的时刻，常常想念着他。

“他定是在写着不循章法的语句，那些微不足道的诗歌。

”“他被困在四堵墙和一面天花板里，和我一样。

”神奇的是，聂鲁达留给他一本警察小说。

或许这行为本身就有讽刺意味，也或许只是一种友好的馈赠，但警察却逐渐生出了文艺的气息，坚持每天阅读它。

从这时起，一场简单的“猫鼠游戏”变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对诗意的追寻。

追捕的人和被追捕的人，在行进的轨迹中，形成了一首诗中美丽的韵脚。

警察把牺牲作为他们职业独特的艺术，也如诗歌一般有令人赏心悦目的余味。

他们找到了聂鲁达的前妻，想以此为突破口抓捕聂鲁达。

警察爱上了这个女人，虽然他已然分不清这到底是爱，还是某种其它的感情。

作为流亡者的聂鲁达继续四处逃窜，在一个酒馆他被民众发现。

一位歌者强烈要求他念诗，他和歌者对视着，忧伤而激动地念完了全诗，迎来歌者深情的一吻。

聂鲁达继续他的诗歌创作，长诗《漫歌》在逃亡中被完成。

每段结尾的“我请求惩罚”，既是对流亡身份的反讽，也是在为民众发声。

聂鲁达念诵诗稿时，他的妻子提醒他要用“诗人的声音”。

原来在流亡生涯的过程中，他的身份已悄悄变化。

他已经不只是一位诗人，更是政治家、流亡者。

与民众走得更近，便更了解底层人民的疾苦。

一次，他遇到一位乞讨者，但由于出门时分文未带，眼下能做的只有给她一个深深的拥抱。

警察再次前来追捕，又再一次落空。

聂鲁达特意留下一本小书赠与警察，他再一次细细地品读起来。

组织开始有了新的计划，让聂鲁达尽快离开智利。

他于是更换了妆容，脱胎换骨。

警察与聂鲁达的妻子相遇了，他当然迫切地想知道聂鲁达去了哪里。

而聂鲁达的妻子却回答道，警察是抓不他的，因为是他创造了警察（这个角色）。

在聂鲁达的“剧本”里，所有人都在围着主角转。

他的一本小说里，有一个追捕者，一个逃亡者。

他们一个是主角，一个是配角。

但这并不能说服警察，他也不承认自己是配角。

他变得更为执拗地要抓住聂鲁达，一个落魄警察的形象呼之欲出。

他戴上头盔，骑着摩托出发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段明显致敬了《摩托日记》。

而当年饰演切·格瓦拉的正是这位警察蜀黍的扮演者盖尔·加西亚·贝纳尔。

最后的最后，影片则迎来了一个颇为诗意的结尾。

警察在白雪皑皑的荒原上，气喘吁吁地行走着。

他吟诵着诗句，想象着自己与诗人的各种相关性。

或许，他早已爱上了他。

而聂鲁达对追逐自己的警察，也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感。

让这位诗人一直辗转反侧、寤寐思服的，也正是他啊。

就这样，“猫与鼠”的游戏不再是一个追一个逃，而变成了两个男人的深情“虐恋”。

而他们也在相互追逐之中，形成了如同和弦一般，徘徊在诗句之间的美妙互文。

最后想说的是，让后世记住聂鲁达的固然是他的诗句，但对万万千千的智利人民来说，他却并不仅仅是一位诗人。

他是敢于搏斗的先行者，更是为底层民众发声的代言人。

正如片尾所说的那样———“这些诗句为他们遭受的噩梦赋予了意义，他们记住的是愤怒的诗篇。

”

开篇对共产主义者一通冷嘲，让大诗人的政治表演看上去滑稽幼稚，让人搞不清是庄是谐。

后面随着对聂鲁达的追捕，把政治阴谋和自我表演生生表现成了逃犯-警察的一场华丽虐恋：狡猾而傲慢的逃犯，背负耻辱自卑的警察为了名垂青史展开的比赛，圣地亚哥一路向南，伴随拉美地区贫穷与浪漫的底色看上去跟政治半毛关系没有。

最后一幕安第斯山的高海拔雪中落幕，浪漫的要死要活。

在智利的政治哥特大师巴勃罗·拉雷恩（Pablo Larraín）的新片中，导演细挖了一个“神圣的怪兽”：197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勃罗·聂鲁达。

《追捕聂鲁达》不能算是一部传记片，因为它只描绘了主人公人生中一段短暂而戏剧化的时期：从1948年1月到1949年3月那十五个月，那时诗人作为一名参议员以及立场鲜明的智利共产党（当时已被禁）员，被迫进行地下活动，并最后翻过安第斯山脉逃到了阿根廷。

聂鲁达在他的回忆录中只用了十几页讲述这段时期，其中一半是关于他潜逃过程中振奋人心的最后部分。

关于这段经历的写作也带着聂鲁达常有的自我升华：“即使智利的石头”也熟识他的声音，他如此半开玩笑地夸赞道。

这部电影由吉列尔莫·卡尔德龙（Guillermo Calderón）编剧，是对聂鲁达的胆大妄为的一种挖苦式赞美。

演员路易斯·格内科（Luis Gnecco，他在拉雷恩2012年的《不》中饰演了一位左派组织者，那是导演“反对皮诺切特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在影片中将聂鲁达演绎出了一种阴沉而冷淡的壮丽，尤其出场时，主角在一片闪光灯中来到参议院的洗手间，强烈谴责总统加夫列尔·冈萨雷斯·魏地拉（Gabriel González Videla）背叛国家。

成为了左派化妆舞会的骚乱继续进行着，聂鲁达穿着一个连帽斗篷，扮成阿拉伯的劳伦斯。

据他那放纵的第二任妻子（由阿根廷女演员梅赛德斯·莫兰富有魅力地扮演）说，聂鲁达以他诗人的嗓音震撼了他的同志和崇拜者，慷慨激昂地吟诵那充满青春气息的情诗，开头是：“今晚我可以写出最悲伤的句子……”“聂鲁达期待着自己将领衔主演一场疯狂的追捕，并认为他的这位追捕者来自他自己的虚构。

” 当晚派对的坏仙女，是只闻其声未见其影的警察奥斯卡·贝卢彻诺（Óscar Peluchonneau，盖尔·加西亚·贝尔纳尔扮演），也就是他导致了聂鲁达被捕。

贝卢彻诺代表了右翼怨恨的声音，他曾如此嘲弄诗人和他的政治盟友：“共产党人讨厌工作。

他们宁愿焚烧教堂。

”伯纳尔的贝卢彻诺像一把弹簧刀一样尖锐、刻薄，也特别荒唐，他声称自己是智利最高安全官员的私生子。

老贝卢彻诺是一个历史真实人物；这位儿子则是一个诗意的自大狂，也用诗歌说话（“我来自一页空白，”他解释说）。

聂鲁达期待着自己将领衔主演一场疯狂的追捕，并认为他的这位追捕者来自他自己的虚构。

在潜入地下之后，聂鲁达以狂欢派对聊以度日：他隐藏在日光之下，隐藏在变装之中——当贝卢彻诺闯入一个妓院去抓捕他时。

与此同时，他那慷慨好战的诗歌则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传，呼吁惩罚总统冈萨雷斯·魏地拉（由拉雷恩的坏人典范阿尔弗雷多·卡斯特罗扮演）。

《追捕聂鲁达》是一部高度智性的政治娱乐片（其中诗人与一位喝醉的女干部的过招精彩绝伦），其中不乏梦境般的、黑色电影式的元素。

用镜流畅，布景朦胧，偶尔用上空间背投。

片中，聂鲁达早贝卢彻诺一步，来到瓦尔帕莱索，藏匿其中，并计划继续向前去到“地球的尽头”，于是我们见到伤感的最后一幕。

当诗人一路前往博尔赫斯的祖国阿根廷——当时阿根廷的统治者是胡安·贝隆——的时候，他变得越来越博尔赫斯。

聂鲁达称贝卢彻诺为自己“穿着制服的幽灵”，并对他的追捕充满着热切的盼望：“我梦着他，他梦着我。

”痴迷的巴黎人民受到巴勃罗·毕加索的煽动，狂热拥护聂鲁达那充满勇气的抵抗，而他的对手则被埋没。

这时，聂鲁达再一次背诵了他那首悲伤情诗中最悲伤的一句。

（博尔赫斯讨厌聂鲁达，曾经在1945年的短篇小说《阿莱夫》里以聂鲁达为原型，创造了卡洛斯·阿亨蒂诺·达内里这个又爱虚荣又啰嗦，一心想变当代惠特曼的人物。

）

《追捕聂鲁达》既是一段文学乐章——它远远超越了那些试图将作家本人放入其自身作品世界里进行诠释的“传记”电影，诸如维姆·文德斯的《哈姆雷特》（1982）和史蒂芬·索德伯格的《卡夫卡》（1991）——也是一部元历史的国家史诗。

电影预设了知识渊博的观者，拉雷恩在他的“皮诺切特三部曲”以及他对于天主教教堂秘密罪行的挖掘《俱乐部》（2015）之后，开始有点像智利版的安杰依·瓦伊达（Andrej Wajda），化身为富有讽刺精神的国家良心。

作为一部历史剧情片，《追捕聂鲁达》和拉雷恩最近的英语片《杰奎琳》（Jackie，又译《第一夫人》）形成了有趣的比照。

在《杰奎琳》中，勇敢但有些牵强附会的娜塔莉·波特曼努力扮演着美国历史上最迷人的政治人物之一，独自在阴森的古典美式房屋中游荡。

虽然电影有一些用力过猛，但是其中有一个绝妙的自反镜头：不知所措的杰奎琳愣愣地望着她被多次复制的形象——那既是她深邃的唯我主义的反射，又是拉雷恩对于这位第一夫人的刻画之预示。

而《追捕聂鲁达》则一点都不让人感到幽闭恐惧，然而它其中也有一个类似但更加智慧的时刻，即诗人那被抛弃的妻子耐心地向他的追捕者解释：“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每个人都围绕着主角转。

”警察不解：“我也是一个虚构人物？

”她以肯定回答。

他又问：“那你也是虚构人物吗？

”她露出甜蜜的微笑，答：“不，我是真实的。

我是永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