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别离

我没有专业评论电影的眼界和深度，但是我有一颗真诚的观众的心，和独立自由的思想。

越是明白悲观和痛苦的人，才越能有乐观的态度和快乐的人生。

我是在一个晚上看的电影，当然从整体的角度来说，一些豆友已经把电影的精髓分析的入木三分，非常的深刻，我也不在重复。

也许是我的个人经历和电影某些情节惊人的相似吧，这部电影很是触动了我一直逃避的东西。

表面上看起来很美好在生活的人们，其实内心深处对生活很不满意。

我喜欢看细节，我认为那里藏着最深刻的哲学。

别人看到明媚的阳光的时候，我总是喜欢回头看那身后的黑影。

电影中有这么几个片段：1、当西敏要离开这个家的时候，纳德的父亲紧紧的抓住她的手腕不放手。

2、当西敏在拖着行李走到家门口的时候，突然停下来去找一张CD，纳德就在一旁看着就是坚持不挽留。

3、电影结束时，法官问他们的女儿选择跟谁生活在一起，他们的女儿做出了决定但是几番哽咽，含泪无法说出口。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恨的电影就是平白的说教，泯灭了人的主动思想，把人当成一个传呼机，我这边发消息，你那边接消息。

忽视了任何一个观众都是有智慧的，他们有能力去发掘、体会的东西。

电影不应该直白地表现。

那种完全不留白的电影，能传达的东西反而是有限的。

就像那些中国古代大师们的水墨画一样，他们没有画出来的才是精髓所在。

整部电影里面纳德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一直就是个配角，被人拉来拉去，摆弄来摆弄去。

很多的影评都绕过了这个敏感的话题，因为一不小心就得面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斥责。

但是电影中给不少的几个镜头，纳德给爸爸洗澡，去医院等等，老人看着这一切发生却没有办法表达，只能用眼神和紧握的手来挽留家庭的完整。

我猜想，西敏走到门口回去拿CD其实是给纳德一个机会挽留，如果纳德说出挽留的话，她一定是会留下来的，但是纳德是个很有原则很现实的人，面对问题他也痛苦，但是有一些东西，不能改。

于是他只能目送自己妻子离开自己。

让自己的子女选择和谁生活在一起，这是对自由的滥用，对于一个11岁的女孩儿来说这是个什么样的选择，都是深爱自己的父母，选择一个人就意味着得伤害另一个人，法律无情的把这种选择交给了一个孩子，这样合适吗？

这和自己动手在自己心口上插一把刀有什么区别。

家庭中的争吵曾经使我的人生受到过很大的刺激，虽然我没有因此走上混乱的道路，但是我确实是受过伤的。

电影虽然描写的背景伊朗，在亚洲的这边，我们有何尝不是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呢？

我的生活中一直伴随着难以名状疼痛感……是对自己，对亲人朋友，是对人性，是对这个世界的疼痛，人们反反复复的犯着一样的错误，却无法改变它。

人性既然不能胜利，生活的这么痛苦，为何不放任自流、同流合污，看看能造出个什么世界。

但是，有灵魂的人总是可以听到呐喊，对这种事情的的放纵就是湮灭，那是比死亡还卑劣的行为。

然！

人生中有时候就像在独自面临千军万马的冲锋，不管你如何的努力，战阵前小小的你也无法对抗这钢铁的洪流，所以既然终究是一败，那就更无所顾及的亮剑，这也是 “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的真意。

大家引以为戒，不要从曾经受伤害的人变成未来施加伤害的人，不要忘记，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

近几年很少看文艺电影，难得有空闲和平静的心态看一部电影，尤其是一部伊朗文艺电影，前些年看了很多文艺电影，戈达尔、费里尼、特吕弗、候麦、贝托鲁奇、约翰福特、阿巴斯、以及各种类型的电影，其中也包括很多伊朗电影，最喜欢的算是《小鞋子》和《何处是朋友的家》以及《天堂的颜色》……，这些电影每一部都有打动人心之处，每一部都让我的心灵感动。

还记得当年看《小鞋子》，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在陋室一起看DVD，影片结束的时候借着暗弱的光，看见大家眼睛微微湿润，直到音乐停止，良久，没有人说话，静静的，只有音箱的底噪和嘴中吐出的烟雾，烟气缓缓缭绕在蓝色的荧光屏前直至整个房间，这烟中有理想和寂寞。

沉默时最可怕，有句话说：“不在沉默里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如今来看死亡的可能是电影理想，爆发出的可能是一个生活的无奈，即便是电影理想已死，也要在死时得以升华，在电影的欲火中涅槃！

电影就是电影，最终还得回到故事上来，一个打动人心的故事，一段现实之外的另一段人生。

回到《一次别离》这部电影，看完电影感觉这个名字还算贴切，人和人的别离，社会阶层的别离，纳德和西敏的别离，特梅的别离，还有瑞次的女儿和自己童年的别离，最后是诚信和谎言、道德和信仰的别离。

假如我是阿哈斯法蒂导演我会起名叫《选择》，整部电影都在围绕每个人意识形态的的选择，谎言、诚实、信仰、婚姻、阶层，同时展现了整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民众阶层的整个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

先说说伊朗的社会现状，伊朗最早叫波斯，后来更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中东非民主国家，人口7500多万，多民族的穆斯林国家。

近几年，欧美对伊朗的制裁和国内政治经济结构的混乱造成了伊朗里亚尔严重贬值，所以在片中瑞次的清洁费每月能达到三十万里亚尔，如果是美元或英镑那就得乐死了，要是日元那咱天天啥不干数钱数的骂娘了。

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也严重影响了伊朗的电影环境，中国的电影环境够糟的吧，伊朗电影审查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但不管怎么过分，伊朗电影依然在国际中得到认可，大大小小的国际奖项我百度和谷歌之后计算，大约有400多项，当然，国际上最著名的就是诗人导演阿巴斯，上学时有句玩笑话说：“电影起始于格里菲斯，终结于阿巴斯”，如果没有一定的耐性，看阿巴斯的电影一定是催眠的好电影，如果你失眠，不要吃药，看阿巴斯的电影就行，尽管阿巴斯的电影会催眠但这不影响我喜欢他，也不影响他成为国际电影大师之一，同时也是我的偶像之一。

现在说说这部电影的大概剧情吧。

纳德和西敏要离婚，原因是西敏申请到了出国的签证（据片中家里道具的摆设来看应该是美国），要带女儿特梅和纳德一起离开伊朗，但是纳德不同意，因为家里还有一个患老年痴呆的父亲在身边，两人意见不合，没离成。

因此西敏搬回娘家住，特梅跟随父亲一起。

纳德雇了怀孕五个月的瑞次照顾老爸，瑞次带着自己年幼的女儿来到纳德家，由于老头年老痴呆谁也不认识，这老头神神叨叨，某天神一样的消失了，瑞次出门去找，不想被车擦到，她绑住老头自己去医院，等瑞次回到家中时纳德已经回来，纳德因为父亲被绑在床上掉下来，差点窒息而死，愤怒的推着瑞次出门，瑞次滑倒流产，第二天纳德得知后心生愧疚看望瑞次，不想和瑞次老公动起手来，接着纳德被告杀人罪，后面就开始了一连串的艰难选择，你告我，我也告你，你撒谎，我也撒谎，一个中产阶级和一个底层普通百姓之间面对谎言、信仰的选择问题，最终这种选择也放在了特梅身上，特梅如何选择没有交代。

结尾是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伊朗的现实环境，也就是纳德和西敏的别离造成了特梅的痛苦，在走廊人群中纳德和西敏被门隔开，在热闹的人群中显得孤寂和无奈，西方和伊朗两种文化价值和信仰的冲突使人和人间的距离变得隔阂而遥远，即使你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不同的意识形态最终却决定了自己的选择和别离！

1.道德与法律的分离——纳德的选择道德和法律从古至今，从东到西从来都是一个难以分割的矛盾体。

影片中西敏感觉到纳德是知道瑞次怀孕的，但纳德在瑞次、西敏以及法官面前却没有承认，原因是法官说“如果你知道她怀孕，也就是说她指控你杀人罪成立，按伊朗法律怀孕19周就有公民权了，你将判2-3年监狱”纳德急口否认，后来在女儿特梅的一再追问下他承认自己在厨房听见了瑞次和家教老师的谈话。

纳德对女儿说：“我当时否认完全是因为你，我在推她出门的的瞬间忘记了她怀有身孕”特梅说：“那你可以如实对法官说”纳德：你知道吗，法律不会管你是不是忘记，他只关心你知不知道。

特梅听完纳德的话沉默了。

在真实与谎言之间纳德选择了撒谎，在道德和法律之间，在瑞次流产和现实生活之间他选择了躲避道德，他最终还是想通过法律侥幸脱离，但这种选择也让他感到不安，但这就是现实，是伊朗中产阶级和底层普罗大众之间的现状，归根到底，底层的普罗大众是这个大环境的受害者，是金字塔的最底层。

开始的一场戏中，瑞次第二天顶替老公来到纳德家打扫，纳德问：为什么你老公没来？

瑞次：他昨晚被警察带走了，如果不是因为债主找上门来他一定会来的。

我今天晚上回去求求债主放他回来。

纳德冷漠的回答者瑞次：我走后请锁上门瑞次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区别于前一天的是，她关起了家里的百叶窗，然后才脱下外衣开始干活，就如同第一天他帮老头换裤子也要先打电话，如果不违背信仰她才做，所有这些行为通通指向一点，她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信徒。

这种虔诚的信仰的行为和纳德在银行与瑞次老公的谈话态度以及第一天和瑞次谈三十万里亚尔月薪，还有瑞次老公对纳德说：你心里有上帝吗？

成了鲜明的对比，信仰在底层不在中产阶级，法律不考虑信仰和道德，法律在尽可能保持平等的同时稍稍偏向了中产阶级,那个和纳德被手铐铐在一起的警察举起来起誓的手说明了这一切！

2.诚信与谎言“【古3：17】他们是坚忍的，是诚实的，是顺从的，是好施的，是在黎明时求饶的。

”真主的仆人，真正的信徒是诚实的，其实整部电影都在围绕这个问题“别离”，别离就意味着诚实和谎言之间要做出选择，离开诚实就意味着走向谎言背离信仰，但问题恰恰在于中产阶级的信仰是否真的像底层普罗大众那样相对牢固，在底层的瑞次也同样在法官面前选择了“谎言”，在信仰面前底层生活的无奈也同样受到谎言和利益的诱惑。

人的“嘴”在某些利益面前谎话容易脱口而出，信仰偶尔也会在生活的残酷一瞬显得苍白无力。

纳德和西敏还有特梅来到瑞次家中准备将商量好的钱给瑞次，但前提是瑞次必须在特梅和大家面前手按《古兰经》对自己的真主起誓所讲的一切都是诚实，瑞次最终没有起誓，原因是她真的撒谎了，怕女儿受到神的惩罚，怕心灵会永久不安。

尽管真主的信仰在普罗大众中间的某个时刻也会苍白，但总会在最后时刻显现自己的力量，瑞次的选择也是所有伊朗这个底层阶级的选择，即便是在老公的劝说下，在债主坐在家中的环境下，痛苦的她依然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其实每个人都在面对一个个选择，不是麽？

瑞次被撞以及撒谎的原因是因为寻找纳德父亲在车流中被车撞到。

被撞的环境是在一个完全现实的、生活流的、伊朗某一日的真实自然环境里，从影片的整个结构主题来说导演暗指的内涵是，被撞得不是瑞次，而撞的是整个伊朗现实生活下的劳苦大众阶级。

流产的也不是孩子，而是整个伊朗政治对底层的生命漠视，这种漠视和信仰建立了对立关系同时映射了伊朗的整个生存状态。

不管如何理解影片，在普通观众的潜意识中已经暗暗的觉察到了一些变化，一个女人因为工作导致一个生命的消失，接着撒了谎，良心受到谴责，最终也无法逾越信仰的力量。

一个中产阶级父亲因为逃避责任而撒谎，在女儿的信任和道德标尺之间徘徊，而最后女儿毅然选择他无罪，是一个正直的人。

不管大人如何选择，这种别离的力量都将落在孩子的身上，注定了伊朗政治方向的未来。

3.纯真和现实的距离纯真的孩子，特美和瑞次的女儿。

在瑞次手按古兰经那场戏中，孩子眼神的对视让人揪心，友谊、纯真、阶级的环境的隔阂对立、渐渐会在孩子之间做出别离，别离的也是童真的远离！

4.特梅的选择特梅最后的选择是爸爸还是妈妈，是西方还是伊朗，能否让这两者融合还是如何，她有自己的决定，咱就不言自明了吧，这招导演实在是高啊！！！！

最后就不多说了，说多了显得我像《大话西游》的唐僧，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整部影片的摄影，完全手持的状态，似乎让人感受到伊朗人的心灵中的那股焦躁与不安，一种自然光线下的纪实感。

这场官司的导火线就是纳德怀疑女佣瑞兹偷窃，而偷窃的对于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是一种罪名。

瑞兹坚决说自己没有偷钱，但纳德抽屉里的零钱确实丢了，钱呢？

对于钱的去向一直是个很有争议的地方，但电影中这类叙事的留白显然很有意思，而且拿钱的绝对不是瑞兹！

其实钱是谁拿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瑞兹确实没有偷钱，但就是因为这个偷窃的罪名引发了一场官司。

法庭上纳德再三强调丢钱的事实，钱也成了事件的因果——因钱而起，以钱消灾。

电影探讨的其实不仅仅是不同社会阶级间人们的隔阂和难以交流，在两个家庭内部都有同样难以沟通的矛盾。

如果西敏拿了钱，她最终没有说出来，她和纳德之间也存在着沟通问题，两个人离婚问题和伊朗独立女性最看重的尊严；而女佣瑞兹不敢说出流产的真相，可以猜想其家庭的负债累累的困窘和其体贴她丈夫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这可是同一阶级之间的问题。

颇可玩味的是，《古兰经》在影片中共出现了两次，每一次都对应着一次道德考验，敬畏与否似乎成为了两个阶级面对宗教的分野，相对于把尊严和信仰看得比丢失一个孩子更为重要的瑞茨，纳德更多地将敬畏感视作可以利用的手段而非束缚——无论是在面对法官的质疑还是女儿的哀求时，他一次次地发誓却又一次次地说谎。

而因无法保护自身权益而被激怒的哈德特在影片中向法官喊道：“我在修鞋铺干了十年，被他们解雇，说随便我去告。

我打了一年的官司，最后不了了之，他们让我回去待着。

但这次我不会就这样算了。

我就是不像他那么能说会道。

”但是平民百姓的善良和诚实却是出于对信仰的恐惧，或者说虔诚。

绝对的信仰往往等同于绝对的恐惧，这也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结果，辩证起来这本身也是互为矛盾。

知识分子的逻辑与表达更清晰，宗教的影响让位于自身的眼界和判断，文化不高的人更传统，他们诉诸于宗教来求得安宁。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夹在这两段法庭对峙中间的细节此时看起来别有意味：法庭外等候的小女孩索玛耶静静地盯着背诵课文的特梅的嘴唇，机械地重复着她的话：“在萨珊王朝，人们被分为两个阶级，上层阶级和普通百姓。

”在一旁的外婆马上更正道：“平民阶级。

”虽然“普通百姓”和“平民阶级”在波斯语中的差别难以考证，但至少可以说，这个细节暗指着两个家庭之间的冲突所激活的恰是阶级之间的分歧与矛盾。

许多评论甚至导演本人都指出，老迈的父亲便是过去伊朗的隐喻，而女儿则象征着未来。

被法官视角与开放结局推上前台的，无非是伊朗中产阶级的现实困境：面对西方力量以及内部阶级矛盾的双重撕扯，个人选择已不再是走出牢笼的希望。

伊朗电影《纳德和西敏：一次分离》，寻求的并不是一场缝合，而是另一个分裂的起点。

在我，电影的第一主题有关女人对“自由”的寻求，但此主题是如此秘密，女人在电影中出现的时间几乎不算长，因为电影大部分笔墨基本都花在妻子回娘家之后，丈夫和女儿在家中发生的一系列琐事和麻烦，以及最后导致最强戏剧性的意外上；但女人从未缺席，她曾经的存在和时时刻刻的注视不停影响着这个余下的二口之家。

女人的固执像错误一样显然，却又展示出无法反驳的正当和强大的理由——即使这些理由在全片内从未被正面诠释过。

而她要“出”的“国”，那个遥远西方世界，甚至竟从未被提及。

如果说女人代表了未来和理想，男人则代表了一切的过去、责任和现实，然而这一系列现实并不显得庸常。

作者处处小心，试图保持中立：决意离开家间接引起系列麻烦和灾难的女人从未受到谴责，不断试图解决问题的女人也从未获得赞扬。

而作为非完人的男人出现，遇到保姆，并发生主要冲突，又在仿佛一切矛头都将指向犯错的男人的时候，忽然揭穿此前作为弱势群体代表的保姆一家的另外面目。

两个家庭的对立并非黑白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善恶不明。

一切矛盾在此碰撞，所有阴暗面又被作者融合到一切普世价值和真善美中，结成一片朦胧无解的网。

在某种意义上，不管刻画了多少面人性，作者始终保持“尊重”的态度。

尤其对女性，比如其中几乎作为旁观的女儿，其参与的戏剧性并不多，但却默默进行着自我构建，并以撕裂的方式告别无辜。

其父亲用实际事件训练其成长；而其母亲与其的关系更像一种女人和女人之间的交会，相拥而泣之时，她们几乎像战友。

可以想象，这样的女儿，其实映射的是母亲代表的所有意图追寻自己命运的女性的成长过程。

影片的另外一个主题，在我来看就是“平等”，全片第一个镜头就欲建立一种平衡的冲突：男人和女人一人半屏，直面镜头（法官），这是一次分离的开端（离婚）。

此后开始着重跟随男人，女人则悄悄出现在男人和女儿的对话中，并在任何需要补充缺口的时候出现、行动。

导演将一个比较开明和有办法的家庭，和一个经济困难，但对宗教有绝对信仰的家庭对立起来，却只给事实，不给观点。

作者关注的是每个人的状态，并且尽量贴近他们，镜头速度不均地随着他们的运动进退，有时忽然止步；人物完全不是被扔到大环境的背景中任其践踏，而是时常出现在颜色朴素、狭小而令人不安的空间中，例如搬家的房间，以及封闭的审判室。

除了展示人性，电影还涉及持有资源、社会地位、宗教信仰、死亡、公正、夫妻关系、子女关系等主题，但导演刻意未利用象征主义，也未滥用本国现实，而是巧妙地将这各个主题揉搓在一起，然后用非凡的叙事能力，真诚地讲故事。

即便对于妻子意图逃避的宗教，作者也在靠后的一场，保姆因为自身信仰而无法面对古兰经起誓的时刻，对这个宗教和教徒致了大大的一敬。

我尤其喜欢影片的结尾，首先是可见的结尾：女儿含泪，将向法官宣布选择父亲或者母亲，她应当已经明白，孩子总该接受大人的分离，就如同老人总有一天得接受儿女的离开一样。

而男人和女人则走出审讯厅，两人之间隔着一道玻璃屏障，各自不安地等待，仿佛是个有趣的开放式结局。

而在我，其实结局在更早已给出：故事既然讲的是一次分离，那么在百般波折之后，我们会问，到底终于大团圆了，还是会出现另一位出走的娜拉？

——在最后十分钟内，我十分惧怕导演选的是第一个选项。

幸而导演非常干脆，根本未做任何交待地给出了答案：男人女人又重新站到了法官面前，仿佛影片开始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她并未因此停止追求她的自由。

这让我想到了娄烨的《花》，作为关键词存在的“自由”，只是像呼吸一般在片头掠过，但却决定了女孩的过去，和之后坎坷的爱情经历，即便整个爱情故事似乎与此无关，片中也从未谈及这个关键词，但起因和结局，划出橄榄球一般的锥形，最后都到达了右侧的顶点：西敏和花，两个女人在此点相会，后者仿佛立刻可以继续前者的故事，她们的命运可能会殊途同归。

而我此刻，只感觉导演在背后对我们说：你们看，这个女人！

仅仅只是为了追求她自己的自由，却掀起了如此的轩然大波！

《纳德和西敏：一次分离》，法国连续上映第十四周，媒体评分4.7星（5分满分）。

我全场入戏。

是为近年来最牵动我情绪的电影之一。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5964718法国媒体评分Critikat.com 5Elle 5La Croix 5Le Journal du Dimanche 5Le Monde 5Le Nouvel Observateur 5Le Parisien 5Le Point 5L'Express 5Marianne 5Metro 5Ouest France 5Télérama 520 Minutes 4Cahiers du Cinéma 4Les Inrockuptibles 4Libération 4Paris Match 4Première 4TéléCinéObs 4

一、译名的“分离”把英文片名"A Separation"直白地译成“一次别离”似乎是欠妥的，个人觉得译成“分离”或许更为贴切。

一来，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在接受采访时也说，“Separation”涵盖了诸多的层面，如何去理解，这个问题需要留给观众自己。

"A Separation of...."这个语法结构提供了一种开放性的解读方式，但中文名“一次别离”却隐约有种一锤定音的意味，弱化了电影本身的多重寓意。

二来，看完整部电影，你会发觉所谓“别离”并没有太多向过去告别的意思，也并非是一个位于时间轴上的重要节点，而是将各种“分离”全都交织在一个故事中，且无论在哪一层面上，都显示出了一道鲜明的分野与裂痕。

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正是试图通过两个不同阶层家庭的碰撞来揭示出这道分野与裂痕的存在。

二、精英与精英的分离纳德和西敏所组成的中产阶级家庭，显然是伊朗社会中精英的象征。

他们有房有车，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体面的工作，负担得起护工和家庭教师的开销。

但导演阿斯哈通过开篇那接近4分钟的长镜头，透露出这个中产家庭正遭遇到的解体危机。

一反惯例的是，在离婚的当口上，西敏依然承认纳德是一个得体而正派的人。

他们唯一的分歧在于，西敏拿到了出国的签证，因为她不愿女儿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至于是何种环境，阿斯哈狡猾地略过不表，点到为止——而纳德不愿离开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

老年痴呆的父亲是个明显的隐喻——一个老迈而病入膏肓的祖国。

西敏质问纳德，你父亲还认得出你这个儿子么？

纳德回答，这又有什么区别呢，我认得出他是我的父亲啊。

国家失序的症状之一，便是中产阶级的逃离。

离开还是留守，纳德和西敏无疑代表了这一群体中两种截然相反的的观点。

颇有意味的是，纳德在法院的长凳上对着女儿Termeh举手起誓时，却不想把身边和他拷在一起的士兵的也牵了起来——选择离开的大可自由地离开，决心留下的却处处为僵硬而强大的体系所掣肘，还有比这更绝妙的讽刺么？

三、民众与精英的分离比起精英内部的裂痕，民众与精英之间已然是一道鸿沟。

而这也是整部电影着墨最多的部分。

护工Razieh和她的丈夫Hodjat无疑是底层民众的象征。

他们在身处精英阶层的纳德和西敏面前，几乎毫无话语权。

Razieh在和纳德的薪资谈判中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所有的努力都在后者的一句“下午之前给我个答复吧，这样我也好找别人”前烟消云散。

而她的丈夫，背了一屁股债的Hodjat也只能祭出“如果我干得不错，能不能加点？

不满意你可以不付钱。

”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

对此，隔着玻璃窗的纳德根本不置可否，他只顾提出自己的要求：你明天来吧，带上身份证。

在精英阶层的眼中，Razieh和Hodjat他们，无疑属于一个和自己全然不同的群体。

如果我没有遗漏的话，在纳德和西敏的对白中，有意一次也没有出现过Razieh和Hodjat的姓名。

对他们来说，民众只是一张张模糊的面孔。

其中一场戏是这样的：纳德下班回家，目不直视地称呼Razieh为“女士”，边敷衍着她的问候，边直奔女儿的家庭教师而去，主动打招呼并称对方为“Ghahraii太太”。

两相对照，区别立现。

另一个更明显的桥段是：纳德的女儿Termeh在法院的走廊里背诵课文：“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被划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普通阶层(the normal class)。

”她的外婆立马纠正说，是"普通民众(the normal folks)”。

而此时占据镜头的，正是Razieh和Hodjat的女儿，她在一旁鹦鹉学舌地附和着Termeh的背诵。

导演的用意再明显不过：分离的阶层观念，不仅是后天的自然演变，更是一种人为的假定和预设。

而在双方的直接交锋中，这种差距更是体现得尤为突出。

在法院里，面对纳德和Ghahraii太太条理清晰的反驳，Hodjat只能愤懑地对法官说，“我没什么可失去的了。

”然后他指着纳德，“我的问题在于，我没法像他一样能说会道。

”他情绪失控，他被判蔑视法庭，可他除了以头撞门之外再无他法。

而他的保释担保人，还必须有公务员或企业主的身份才行。

其后，Hodjat放弃了在法庭上的言辞争辩，转而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来获取真相。

他闯进学校逼迫Ghahraii太太对着《可兰经》起誓，而誓言完成的那一刻便意味着他最后的出路也被堵死。

另一边的纳德完全不同，他只通过一个简单的实验就证明了，他不可能如Razieh所说的那样，把她从门口推落至台阶，因为这根本不可行。

此时，在民众与精英分离的背后，还隐含了另一种层面上的分离——宗教信仰和世俗规则之间的分离。

而无论从哪种层面上来看，高下立判，胜负已分。

事实如此，在精英阶层面前，普通民众彻底居于被动。

平时，他们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而当他们试图抗争时，又完全力不从心。

但吊诡之处在于，在纳德的父亲——伊朗国家的象征——患病之后，西敏选择离开；有工作有女儿的纳德无暇顾及，只好选择雇人帮忙；因此恰恰正是沉默而弱势的Razieh担负起了最脏最累那些活。

阿斯哈以此完成了一幅无比精确的社会速写。

四、道德与现实的分离在事故发生之后，尽管纳德、西敏与Razieh、Hodjat处于相互对立的立场，但他们都在各自道德的约束下被卷入了这场纷争。

只不过，一方信守的是传统的宗教道德，另一方遵循的则是世俗世界的法律规则和个人道德。

但这还只是一个开端。

Razieh的看护工作受制于宗教道德，在为老人洗澡之前，还需要打电话向宗教权威请教是否可行。

在这个一路狂飙的现代世界里，古老的宗教观依然顽强地延续着它的生命力，传统和现代的裂痕也因此日渐彰显。

而因为顾忌丈夫Hodjat的感受而不敢坦白车祸实情的Razieh，一边要将这出戏继续演下去，一边又暗暗地受到道德的谴责。

这种挣扎一直持续到纳德和西敏愿意出钱赔偿，才触及到她的底线。

讽刺的是，她道出实情的理由并不是担心会给自己的女儿带来负面的影响，而是害怕会招来可怕的诅咒。

她的丈夫Hodjat同样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也一个因无力养家而自责的男人。

当Razieh袒露车祸实情后，他想收下赔偿金并独自承担说谎的罪过。

此时，在与宗教道德的冲突中，身为父亲和丈夫的责任感最终占据了上风，赢得了一场近乎自残的胜利。

纳德为女儿温习单词，告诉她写正确的答案，即便因此被扣分也无妨，则是一处用来勾勒人物性格的铺垫戏。

在顺便嘲笑僵硬的学校教育之余，更是在表明纳德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不介意为坚持原则付出小小的代价。

但面对法官的追问时，他却违心地说了假话。

当恪守道德便意味着遭受法律的制裁，当坚持的代价过于高昂时，向现实妥协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

其后法官要求询问他的女儿Termeh，纳德既没有鼓励她说出真相，也不曾怂恿她为他圆谎。

他没有勇气向上攀升，同时也拒绝继续坠落。

他的不选择，却等同于将选择的重担转移到了Termeh的肩上。

而这一转移，不想却成为了另一种分离的肇因。

五、童年时代与成人世界的分离Termeh和Razieh的女儿一起玩桌上足球的那一场戏，是全片中为数不多的几处亮色之一。

那个时候，她们还生活在一个用童话与课本堆砌出的世界里——那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

当她们的父母不约而同地选择用谎言来应对时，灰色出现了。

她们被迫承担起了不该由她们承担的重负，保守着一个昏暗浑浊的秘密，她们成了各自父母沉默的同谋。

而后，Termeh迫不得已在法官面前不动声色地帮着父亲圆谎，转眼又在汽车后座上泪流满面。

她的童年时代从此崩塌，而在它的废墟之上隐约出现了一个不可捉摸的成人世界。

临近结尾时，这两个孩子那阴沉对视的一幕，堪称全片最惊心动魄的画面。

在这沉寂的四目相接中，两个小女孩一同在向她们的童年时代无言地告别。

一个残酷的成年仪式完成了。

六、纳德与西敏的分离纳德与西敏的分离，是整个故事的源头，同时也构成了诸多“分离”中最浅显可见的一个层面。

事实上，分居起初只是种姿态，是一件纳德和西敏用来博弈的武器。

纳德以为女儿和自己更亲，她不走，西敏也不会走；西敏知道女儿为了留住她会呆在父亲的身边，所以除非纳德弃子认输，她也走不了。

两人之间，便维持着这样一种微妙的平衡。

但西敏和纳德在是否该支付赔偿金的问题上相持不下，以至于所有本已被按捺下的矛盾瞬间井喷，情势的发展渐渐超出了两人的控制范围。

当西敏朝堵在门口的女儿大喊：“鬼才答应过！

”时，一切都变得无可挽回了。

影片最后，阿斯哈又安排了一个纳德和西敏在法院长廊里等候判决的长镜头，所有的“分离”都在这里等待观众给出自己的答案。

七、伊朗电影与大陆电影的分离好玩的是，对于大陆电影而言，最后还会多出这一层面上的分离。

那些老是把怀才不遇归咎于投资匮乏的苦主们可以闭嘴了，人家这部基本用手持摄像机拍摄的《分离》才花了不过区区30万美元，这点钱都不够国内某些豪华烂片做宣传的，用来雇水军在网络上刷分可能还差不多吧。

至于把所有症结都推诿到审查制度上的借口，似乎也显得不那么可靠了。

继《三个傻瓜》和《芭萨提的颜色》令我们惊觉，原来印象中只会又跳又唱的印度电影已经远远甩开我们一大截之后，面对受到同样桎梏的伊朗电影，大陆电影还留有多少自辩的余地呢？

整体水准低劣，审查制度当然难辞其咎。

但个人拍不出好电影，恐怕只有怪自己内功不够。

对此，借用卡尔维诺的一段话再合适不过了：“免遭痛苦的办法有两种，对于许多人，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

”

尽管一直没觉得奥斯卡能说明多少问题，但作为电影人对奖项的理解肯定不同于我们观众，说什么不在乎得不得奖八成都是逗咱玩呢。

最佳外语片向来是含金量很高的一个奖项，很少走眼。

今年呼声比较高（国人）的和真正的热门。

《金陵十三钗》以及《一次别离》是我连着两天看的。

坑爹的是声画都错位了。

白瞎了1080高清的画质，结果就是金陵差点放弃了，一次别离让我重找了版本看了第二遍。

其实金陵也没有多差 ，但硬伤太多还都被观众发现了就难免遭恶评。

更主要的是对原著小说的删减非但没起到电影化的作用，反而有些用牛洪波的话讲是画足添蛇了。

首先书娟这一人物完全与其他人物脱节，甚至一个叙述者的身份都被约翰抢走了，和玉墨的关系也没有小说中的前后反差制造出的冲击。

而相比而言，给玉墨的转变做足了铺垫。

从国军的牺牲，到女学生在地窖外的帮助再到交代自己的前史（但交代方式还是俗了），转变算是做足了功夫。

但对于其他姐姐们，动力就明显不足了，似乎是屈服于玉墨的淫威才去的，本来挺光辉的事少了足够的情感逻辑，一下就从好故事变成了故事会。

但张艺谋一直以来运镜上的才华还在，场面跟诸多国产拍得跟电视剧似的战争片群相比，还是很对得起观众的。

但我们忽略了一点，这可是投了6亿啊。

而《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的成本是30万美刀啊，基本上就是“哥几个一人凑点炒股钱，来咱拍个电影玩玩”的情况。

而从实际效果来看，导演可真就不是玩玩而已。

别离里讲了很多，却丝毫没有落入那种“说了一大堆结果什么也没说明白”的尴尬境地。

导演的立场很明确，就是完全中立。

其实这种立场是很契合故事本身的，片中没有所谓的正面人物，每一个人都最终暴露出了信仰道德界限之外的一面，影片的前半部分矛盾主要集中与夫妇二人之间，到若仅仅停留于此。

它在影史上的地位也不过会是个伊朗版的《克莱默夫妇》。

但一次别离高就高在让保姆一家成为了展现对象，而非单纯的辅助展现主角家庭的对象。

仅从此处，就立刻上升了一个层面：暂且不提从微观到宏观上的扩展，光是对道德 宗教 现实生活 这三者的冲突就有了连成面的解释。

三个谎言更是对这三者的矛盾有了具象而不突兀说教的论证。

而抛开诸多议论最多的政治隐喻，纳德与保姆一家的争端注定就是不公平的，纳德的道德准则更多来自现世生活，注重的是较为传统家庭责任感以及社会生存方面的守则（这一点跟我们国人很像）。

而保姆道德观则全部脱胎于信仰。

宗教同世俗力量的争端在现世社会中必然会失败，而法律所树立的准则更倾向参照于既得利益者的权利。

一个失衡的对抗之所以能撑起故事的主线，必然有其平衡之处：纳德的软肋是家庭，包括破碎的婚姻，无力的却始终注视自己的老父亲，以及在这其中与自己渐行渐远的女儿。

所以最后他选择妥协。

而保姆的后盾则是人们始终挂在嘴上的信仰（反复出现的《古兰经》）和藏在心中的善良与怜悯。

对抗双方的平衡连同戏剧性也就此构建。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每一次伴随《古兰经》出现的誓言，都是无可奈何的谎言。

费尔巴哈对宗教起源的阐释除去人心理上的依赖感与想象力，最原始的根源便是来自自然，但在反自然进程的社会发展中，适应于社会的法律与道德准则难免与宗教产生冲突。

保姆，家教等诸多人对其生存原则的质疑也正是来源于此。

但仅仅是纸面上的剖析不足以抓住一次别离的观众缘源头。

其动人点更来自于强烈对抗与冲突下细节上的细腻把握。

当看到纳德为取证而解开父亲衣扣却忽然放弃时，原本对纳德很抵触的情绪竟忽然没了延伸下去的动力。

没有特写，没有音乐，没有煽情，但相信再粗线条的人也会被这细腻的笔触所打动。

而对于几种道德观冲猛烈碰撞下的残骸，导演也没用诸如一些列贫穷破败场景的镜头或是毁灭性的记录今后的生活。

相反，用孩子那一个触目惊心的仇视的眼神就已然达到了效果。

我看到这一个镜头时，心里咯噔一下。

（远比音乐渲染视觉冲击来的更加震撼）————孩子已经不可逆转的提前进入了充满迷惑与质疑的成人世界。

而最后女儿的选择也并非是开放式结局留给观众悬念，因为当一切历历在目时，这样的选择已不再有意义。

看完一次别离之后我第一个想到的竟不是这片子究竟有多么多么好，相反是遗憾大陆近些年为什么拍不出来哪怕是一部同一水准与诚意的电影。

要么拍年代戏，要么拍山寨科幻。

现代的不是粉丝片就是恶搞喜剧要么就是挂着电影名号的脑残都市劈腿狗血电视剧。

这里就不点名了，毕竟人家也工作了，比我写这些累多了。

但实在话，今年上院线的除了一部《钢的琴》，只有两种态度：逃避与迎合。

逃避社会现实说成避开讨论人民内部矛盾。

迎合广电总局的说成适应电影市场规律。

不要动辄就埋怨电影审查，观众与电影人一样膈应广电总局。

伊朗的文化审查绝不落后于我们的牛掰程度。

但法哈蒂已经交给我们怎么潇洒地趟过这条幽幽小径了。

此外，我真不是老谋子有偏见，也真心支持他去“申奥”。

但要金陵真拿着了，就再也不相信奥斯卡了。

凤凰网娱乐柏林讯 伊朗影片《内达和西敏：一次离别》近日亮相柏林电影节并得到观众的极大喜爱。

目前在电影节场刊Screen的观众评分页上，本片得分最高，位居第一。

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接受凤凰网娱乐独家专访。

谈起跟中国相似的严格审查制度，阿斯哈说，“在伊朗，导演们也不会跟审查制度作对，我们也在努力的寻找新的拍摄方法。

”以下为对话实录。

凤凰网娱乐：阿斯哈导演，您好。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一次离别”，请问“离别”的含义是什么？

阿斯哈：这部电影表面上讲的是内达和西敏离婚的故事，其实包含了更深层次的含义。

传统和现代思想的分离，道德和法律的分离等等。

我并不想把“分离”定义的太清楚，这是留给观众的问题。

凤凰网娱乐：您在什么情况下想到要拍摄这样一部电影？

阿斯哈：几年前我在柏林创作一个剧本时，突然听见外面传来伊朗的音乐声，就在我隔壁。

我努力的控制自己不去想起伊朗，但是我做不到，那里的人和事已经在我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那段时间，无论在街上、公车上，我都在想起伊朗。

最后我回去了，开始创作《内达和西敏》的剧本。

凤凰网娱乐：为什么《内达和西敏》主要突出女性角色？

阿斯哈：我试着将我电影里的每个人物都塑造的现实和复杂，无论男性或女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把女性拍成主角，或许这是一种无意识的选择。

毕竟在伊朗，女性在争取自己被剥夺的权利斗争中更加痛苦、挣扎，她们更具有抵抗力和判断力。

凤凰网娱乐：您曾凭借《关于伊丽》在2009年获得银熊奖最佳导演，但当时这部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发行得很好。

我听说《内达和西敏》目前已经跟近10多个国家签了发行协议。

请问，您当时在筹备这部电影时，就有想过海外发行的事吗？

您是否在影片主题上下过功夫，我指，可以让全世界的观众都能理解和接受？

阿斯哈：我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想过海外发行的事。

我很开心在柏林的观众反应很不错。

可能因为电影讲的是一对夫妻吧，结婚和家庭关系是全世界男女都看重的事。

在它面前，任何地理、语言和文化差异都可忽略不计。

凤凰网娱乐：中国电影也面临很严格的审查制度，现在中国导演已经很习惯了，他们很清楚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如何去拍。

不知伊朗导演是如何应对审查制度的？

您在拍《内达和西敏》的时候有考虑过审查吗？

毕竟讲的是离婚，这样一个在伊朗还算敏感的话题。

阿斯哈：你说的对，中国导演和伊朗导演都面临一样的难题。

其实我们也在寻找新的拍摄方法，不会跟审查制度作对，在它监控下，寻找另一种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内达和西敏》开拍后我就没考虑过审查了，因为在写剧本的时候把所有问题都考虑过了。

凤凰网娱乐：柏林电影节的场刊Screen上，《内达和西敏》的观众评分目前是最高的。

您是否有信心捧回金熊？

如果今年能够捧得金熊归，对您自己意味着什么？

阿斯哈：是吗？

我还不知道。

其实我自己真的有点惊讶，外国观众对它如此喜爱，毕竟是伊朗背景的题材。

至于拿奖，我不知道，拿了当然开心，拿不了也没关系，能让世界这么多观众看到我的作品就很有成就感了。

对我来说，会是种鼓励吧。

我现在正在筹备下一部作品，也是以伊朗为背景的，《内达和西敏》受肯定的话，可能我会更放开一些。

凤凰网娱乐：谢谢！

祝您好运！

去年的《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后文简称：《一次别离》）从柏林电影节夺得金熊奖之后，几乎一路横扫美国各个影评人协会的年度最佳外语片，最终也包揽了金球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殊荣。

送上一句实至名归有着马后炮的谄媚，对于伊朗这个神秘的国度，《一次别离》里的世界应该最贴近伊朗人民的生活现状。

导演阿斯加•法哈蒂的这部电影对整个伊朗社会进行了一次白描，通过一对夫妻的离婚间接反映了现代与传统、道德与法律、诚实与谎言、婚姻与爱情、父母与子女、移民与留守等众多问题的离别。

影片有着伊朗电影一贯的优秀特点，纪录片式的摄影手法，用长镜头和非职业演员的表演最大化的还原生活的真实面貌。

因为森严的宗教信仰，伊朗电影和周边几个国家大相径庭，比如土耳其电影的完全的欧化，俄罗斯电影的通俗和故事性，伊朗电影则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响巨大，风格写实，镜头语言朴素，追求纯净的影像风格和简单明快的叙事。

电影主题往往是对本土现实、本土文化和本土体验的殷切关怀，导演们的创作灵感讲究来源于个人的生活体验、价值观和世界观，艺术之根植于伊朗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

因为伊朗素有“诗人之邦”的称号，诗意也从很多导演的骨子里渗透到作品的每一帧画面里，也成了影迷对伊朗电影印象的一部分。

《一次别离》这样的道德故事有着强烈的伊朗民族特色，只会发生在还有道德和信仰的国家。

电影扎根现实，围绕着一起民事诉讼的官司剖析了人性、道德、宗教和社会阶层之间的深刻命题。

下面的文章将以电影中几句让人印象深刻的对白浅析一下这部电影。

“我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电影的开头西敏向法官陈述要带女儿出国的理由时说：“我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法官问：“怎样的环境”？

西敏没有回答。

其实伊朗是个很现代化的国家，只是伊斯兰宗教思想和政府对文艺产业的监控很严格，女人虽然都要蒙上那层黑纱，但她们却可以有独立的思想和发声的机会，甚至有让很多男人都会羡慕的工作。

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在政府的条条框框之下，自由是有的，只是没有绝对的民主和自由，这一点相信中国的影迷很好理解。

“伊朗社会并没有西方化，我认为它只是现代化了，人们在他们自己的文化基础上现代化了，伊朗人民的真实面貌就是这样的，更确切地说是伊朗的中产阶层。

这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出现的。

”法哈蒂如是解释。

影片中纳德和西敏一家就是思想西化的中产阶级家庭，妻子想要移民出国，而丈夫拒绝离开的理由是要照顾患上老年痴呆症的父亲。

西敏质问纳德，“他还认识你这个儿子吗？

”纳德说，“他不必认识我，只要我知道他是我的父亲就可以了。

”这个病重的老父亲形象就像一个诗意的隐喻，象征伊朗社会的过去，那些政府的条条框框在一些思想西化的中产阶级眼里已经病入膏肓，他们开始选择逃离。

而纳德的思想却和西敏不同，还对自己的国家和老父亲抱有一定的期待，父辈的遗留苦难他们这一代甘愿去背负。

对于“这样的环境”未来会如何就像电影的开放式结局一样，没有答案。

如果父亲一辈象征着这个国家的历史，而孩子这一辈就象征这个国家的未来，女儿特梅最后会选择跟母亲一起出国彻底被西化，还是像父亲一样留着自己的国家对未来充满期待？

这倒真是个棘手的问题。

孩子的未来正如这个国家的明天，究竟该何去何从，需要时间说话。

“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被划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平民百姓。

”电影中外婆和特梅在法庭外复习历史知识时说过，“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平民百姓”，外婆特意强调了“平民百姓”。

在伊朗，社会等级是一直存在的，正如片中的这两个家庭，代表资产阶级的纳德与西敏一家，代表普通百姓的女佣瑞兹一家。

在法庭的戏份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有钱人掌握着话语权和法官的好感，法官在发言权上偏袒资产阶级，就连被请去作证的女教师都帮着纳德一家，即使她是在说谎。

电影中讽刺是，越是受过教育的人越容易说谎，反而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社会底层老百姓更加真诚，而法庭显然更相信受过教育的人的素质。

道德和法律，诚实与谎言犹如风中飞絮般摇摆，这也是这部事故性影片的重点，究竟是谁在说谎？

真相到底是什么？

影片在这方面的剧情编排让人惊艳，一场官司被编剧处理成了犹如推理嫌疑片，扑朔迷离的线索逐渐推进剧情，各执一词的据理力争，简直上演了一场《罗生门》。

人性的自私，信仰的挣扎，亲情的博弈，现实的贫苦，无论真相如何，双方都有各自的难处。

纳德说自己不能坐牢，因为无法抛下年老的父亲。

瑞兹的谎言最初源于对丈夫的恐惧，后来庭外和解的金钱索赔除了正义感使然，现实的贫穷显然也是其中因素。

最后剧设聪明的用宗教信仰驱散了谎言，女佣瑞兹道出了事实的真相，而思想西化的纳德家的小女儿特梅年纪轻轻却最后在法官面前说谎为父亲辩护，这也算是教育悲哀。

但是平民百姓的善良和诚实却是出于对信仰的恐惧，或者说虔诚。

绝对的信仰往往等同于绝对的恐惧，这也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结果，辩证起来这本身也是互为矛盾。

“我没有偷钱。

”这场官司的导火线就是纳德怀疑女佣瑞兹偷窃，而偷窃的对于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是一种罪名。

瑞兹坚决说自己没有偷钱，但纳德抽屉里的零钱确实丢了，钱呢？

对于钱的去向一直是个很有争议的地方，但电影中这类叙事的留白显然很有意思，而且拿钱的绝对不是瑞兹！

对于钱的去向大致有两个推测：一种推测认为钱是西敏拿的，最后给了钢琴搬运工；另一种推测认为钱是老年痴呆症的父亲拿的，因为老父亲曾跑到楼下买报纸。

对西敏拿钱说，影片中确实有蛛丝马迹可循，西敏答应给钢琴搬运工加钱之后回到房间，她在拿钱之前至少翻到了第二个抽屉才找一沓零钱，她数钱的时候女儿来到房间门口，她还飞快的瞄了一眼。

西敏似乎是做贼心虚，而女儿却变得小心翼翼起来，探头朝房间张望，不敢直视。

西敏显然比纳德有钱，她可能只是没有零钱给搬运工，在分居的当口又不好意思向纳德开口借钱，于是她就拿钱了。

后来纳德第二次推保姆瑞兹出门的时候，女儿特梅明显有片段的欲言又止。

她可能是为了保护母亲，就像她会在法庭为父亲撒谎证明父亲不知道女佣怀孕一样，出于爱。

对老父亲拿钱说，影片中的某些瞬间似乎也可以说得过去。

痴呆的老父亲下楼买过报纸，这也直接导致了女佣被汽车撞击并流产。

在纳德和女佣争吵的时候，在纳德的一个主观镜头里，我们看到老父亲突然很反常的看着这场争吵，随后他将自己反锁并瘫倒在房间里，自此之后他连之前基本的对话都不能说了。

即使之前还能下楼卖报纸的老父亲拿了钱，之后他也彻底开不了口承认自己拿过钱了。

其实钱是谁拿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瑞兹确实没有偷钱，但就是因为这个偷窃的罪名引发了一场官司。

法庭上纳德再三强调丢钱的事实，钱也成了事件的因果——因钱而起，以钱消灾。

电影探讨的其实不仅仅是不同社会阶级间人们的隔阂和难以交流，在两个家庭内部都有同样难以沟通的矛盾。

如果西敏拿了钱，她最终没有说出来，她和纳德之间也存在着沟通问题，两个人离婚问题和伊朗独立女性最看重的尊严；而女佣瑞兹不敢说出流产的真相，可以猜想其丈夫日常的野蛮甚至暴力，这可是同一阶级之间的问题。

对于伊朗电影史的系统研究其实资料并不丰富，网络上随手可以搜索到的结果大都比较雷同，都是关于伊朗电影诞生到1997年之间的资料和各种数据。

一些关于讨论伊朗电影的文章，内容也都是大段大段的雷同，比如关于伊朗电影的两次“新浪潮”运动；关于伊朗比较出名的三代导演；关于伊朗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再赘述这些对于很多喜欢伊朗电影的人大有“复制—粘贴”般不思进取的嫌疑。

但对于1997年之后的伊朗电影，目前资料是少之又少。

很多人提到伊朗电影都会想到《小鞋子》或者著名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也正是这伊朗电影人在国际电影节上的屡屡获奖让全世界的影迷认识了伊朗电影。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后，政府高喊“高扬伊斯兰教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许多导演被冠以“腐蚀公众”的罪名而被清洗，有的甚至被判刑，它的影响其实也有好的一面。

它让革命前那些用裸体、暴力、低级下流、大腕歌星等快餐式粗俗化的作品彻底淘汰了，因此，电影音乐、美丽的外景、精美的化妆、特技镜头及特殊色调和表现手段则受到重视。

这些可视为革命后电影技术改善的因素。

与此同时，在80年代的电影中宣传道德价值是比较明显的，但在以后的几年这种品位逐渐失去颜色：在80年代初的电影中“内容”高于“形式”，但后来“形式”占了上风。

关于它坏的一面更好理解，除了限制了电影人的创作自由之外，政府也彻底掌控了伊朗的电影行业。

导致1979年后的伊朗电影主要有三种形式：流行的毫无艺术价值的“垃圾电影”，官方推崇的为宗教及政治服务的宣传片， 国际上受到认可的蕴涵人生哲理的儿童片，这也是伊朗的儿童片国际上比较有名的原因。

1997年之后霍梅尼以后的伊朗领导人不再采取强烈的政治措施来阻挠伊朗电影的发展，特别是1997年穆罕默德•卡拉米当选为伊朗新总统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扶持伊朗电影的发展，重新制定电影工业规则，改进发展电影文化功能，并明确将电影定义为伊朗的娱乐产业等。

但严厉的电影审查制度依旧让伊朗电影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就像去年柏林电影上不能出任评委的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

你可以试想一下，如今的伊朗电影里夫妻离婚还是敏感话题，不得不让人怀疑这是一种文化的后退。

尽管像有马基德•马基迪的《小鞋子》在全世界享有赞誉，用一种极简主义的叙事风格，靠孩子天真的童年打动全世界，但温情感人的背后，贫穷暴露了这片土地上的事实。

也有贾法尔•帕纳西这种敢于说真话，屡屡打破伊朗题材禁忌的电影人，靠阿巴斯式的《白气球》（1995年），儿童电影《谁能带我回家》（1997年），表现女性生活困境的《生命的圆圈》（2000年）享誉世界。

他们也是伊朗第二代导演的代表，不同于第一代阿巴斯和默森•马克马巴夫等老牌导演的极端生活化和高度个人化，第二代电影人作品的故事性和娱乐片式的剪辑方式更容易被普通影迷接受，不至于昏昏欲睡。

对伊朗的第三代电影人，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背马鞍的男孩》《黑板》的女导演萨米拉•马克马哈夫，她是穆森•马克马哈夫的女儿，也是伊朗比较杰出的女性导演之一。

她的几部作品大都也继承了父亲的特点，干净， 令人感动，并且更有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获得了成功。

《一次别离》的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出生于1972年，作为伊朗的第三代电影人，1986年便参加了伊斯法罕青年电影协会，开始用8毫米和16毫米胶片拍摄短片，后取得伊朗塔比阿特莫达勒斯大学和德黑兰大学戏剧艺术和舞台指导专业的双学士。

无论是从现实隐喻还是诗意哲思，从剧情编排还是镜头语言，从传统的美学观念还是作者化的个人见解，《一次别离》都非常完美。

严格的电检制度对伊朗电影的题材限制影响很大，但很多导演却反对夸大（甚至否认）电影检查制度对他们的影响，但这一制度最明显的对于题材的限制却是众所周知的。

在这方面，中国的电影人应该也深有体会，尽管中国导演要相对来说幸福的多。

但在思想西化的伊朗电影人眼里，最致命的还有伊朗的伊斯兰教信仰，甚至会在《被投石处死的索拉雅•M》《荣誉谋杀》（Land Gold Women）等电影里被彻底妖魔化，成了伊朗电影印象的另一个极端。

其实荣誉谋杀这项罪名不单单只发生在伊朗，土耳其、约旦、意大利，甚至旧社会的中国也有类似的洗门风之类谋杀行为，只是伊斯兰教教条森严的伊朗被电影极端的一再放大过罢了。

有阳光就会有背光的一面，这很正常，但真相往往就在极端和普遍的拼凑之后。

【凤凰网娱乐】

因为钱的去向又看了一遍，还特意查了伊朗货币。

综合N多网友的发言，我赶脚钱是老头子拿的。

（1）妻子拿的货币单位跟保姆上班第一天拿到的工资通过电影截图对比百分之80相吻合，但是妻子数了12张，保姆领的看不清，但目测只有24张。

（2）妻子拿钱是保姆上班的第一天，而男猪脚说丢钱是保姆上班第三天，男猪脚在第一天第二天支付工资时都没发现钱少了，这显然不能让人信服。

（3）同意网友观点2012-03-03 09:01:02 [已注销]　　以为痴呆老头已没有意识，其实他比谁都清楚。

他就是要出去遛弯，去买报纸，这是他最爱做的事情。

可是家里人就是不肯带他出去，每天他都跟在坐牢一样，他偷跑出去那次，去报摊，没钱买报纸，只能空手过马路。

钱是他拿的，他想拿去买报纸。

他无法说话，不能表达。

他听到儿子在骂保姆，心里愧疚，就把自己关在浴室，儿子回过头来，怎么也打不开门。

后来儿子从法院回来在家门口重演当日场景，老头意味深长的看了儿子一眼，那是他全片唯一一次抬眼。

（4）女佣的女儿说妈妈没有拿钱，男猪脚说我知道。

我觉得男猪脚很可能在帮老头洗澡时候发现了少的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之前男猪脚说佣人偷了钱，后来在法院等到女佣说起丢的钱时才说丢了钱，强调自己没说是女佣偷的。

一个细节，男猪脚在帮老头洗澡时抽泣哭了，很可能是对于发现自己错怪女佣后的自责。

（5）对于什么钱的走向不是关键，没什么意义啊之类的傻逼发言，发言人自觉滚出，你懂个P，最憎恨自以为是的，不喜欢就滚，别扫老子兴，老子就喜欢关注这种细节，就撒乐此不疲！

作为和天朝一样，无法上推特和脸书的国度，伊朗的社会禁锢程度应该更过至而无不及，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从政治到宗教都非常“高压”的国家，却出现了一大批电影大师，和获得世界口碑的电影作品，这无疑会让中国电影人无线嫉妒恨。

从故事的内核上看，《离别》讲得故事是非常的“中国化”，或者说这样一种反应普通人之间摩擦、敌视的类型，放在全世界各国都皆准，人们在受到伤害（彼此都是如此）之后，都站在属于自己的道德高地上，否认自己的不当行为，找出各种理由来指责对方。

这样的故事，每天都真实的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

伊朗电影从它一登上世界影坛之日，便极力在非常局限的范围内做到极致，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阿巴斯们做的，还只能从儿童片入手，创作带有那么一点点社会纪实风格的“幻想片”，那么现在的伊朗电影可以展现的空间无疑是大了不少。

《离别》中伊朗新女性可以离婚，出国移民，传统女性也可以怀着孕跑出去帮工。

电影镜头里的伊朗社会和中国的一二线城市并无区别，男主人公每天可以开私车送女儿上学，女主人公的小女儿背着中国小学生们常见的粉红色书包。

而且尽管电影通过第一人称视角、摇晃的手机摄影风格，以及波斯语天然的快语速特点，打造很强烈的纪实风格（特别是群戏），但是通过镜头焦距有节奏的变化、背景音乐与剧情的互动，反应出这其实是一部制作非常精致的电影，而最后主人公的选择又回归到了道德的在主旋律上，最后达到了电影本身和伊朗国家形象的双赢。

有时候会这样想，伊朗电影之所以能够成功，其实不得不部分归功于其政府的保守主义。

伊朗电影完全不能说是走市场化，但是正因为没有开放让制片人赤裸裸的逐利，电影制作者可以安心的创作自己的作品，让自己尽管带着脚链，却也可以找到规律去做让大家都接受的电影，而民众无论如何也可以接受电影中某些宗教主义和符合伊朗道德建设的宣传，而当这样的电影出现在国际舞台，特别是好莱坞舞台上，伊朗闭塞的社会却成为了西方人眼中的猎奇之旅，其实不只是西方人，中国人通过这个电影，起码才知道原来伊朗的司法制度似乎是警察局和法院不分，警察甚至可以替代法官进行审判，而21世纪的伊朗社会几乎和我们的世界并无区别，嘈杂，纷乱，人民却也乐在其中。

反观天朝，电影审查制度和市场化的双轨之下，却导致了政府主推的主旋律观众不买账，完全迎合观众的无下限高票房电影让评论界骂死，而真正踏实做电影的，却没有市场，良币被劣币淘汰。

怎一个乱字了得，而且一团乱麻，毫无着手解决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