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

一双美丽的眼睛，不应似猫那样似乎永远藏着什么天大的秘密，时而疏远时而黏腻。

也不应是斜斜的往上吊着好像随时都要从里面射出刀子来。

我认为的美丽的眼睛，应该是像鹿一样的眼睛，饱满圆润的弧线勾勒出来的一双杏眼。

是双眼皮就更好了。

向遥远的地方望去时，眼珠和下眼睑之间或许还会露出一点点的眼白。

仿佛是掠夺了星星所有的光和人们所有的情感放进这双眸子里，像忽明忽暗地湖面一般闪烁着。

汤唯就有这样一双眼睛，或者说，萧红就有这样一双眼睛。

《黄金时代》这部电影描绘了萧红颤颤巍巍的一生，于我而言，往更窄来说，是描绘了萧红一生的爱情。

她的一生是追求着自由与爱情的一生，有爱情与自由的日子，就是她的黄金时代。

而情深不寿，姑娘老去，混蛋常在。

就如丁玲当时曾预言过的那样，萧红是不会长寿的。

是爱情将她照亮，而她也终将被爱情燃烧。

电影中的细节描绘得尤为精彩，即使我这样一个对电影知之甚少的人都能感受到其细节中的用心良苦。

咖啡厅破败的墙壁与精美的咖啡杯形成强烈的反差，窗户外结了一层薄薄的霜，鲁迅客厅挂的是他喜欢的石版画，萧红的病榻旁插的菊花从盛开到凋谢等等，这些细节都让你感觉到仿佛它们被细致地照料过。

影片以民国时代为大背景，以民国传奇女作家萧红特立独行的人生以及爱情经历为引子，塑造当年一群意气风发的热血青年，还原了一个充满自由理想、海阔天空的时代由许鞍华执导，李樯编剧和监制，汤唯，冯绍峰，王志文，朱亚文，黄轩，郝蕾，袁泉等主演作品不仅渗透着时代深刻的烙印，同时也揭示了萧红那短暂而又热烈的文学人生。

汤唯用她那独有的气质，把倔强中的单纯，俏皮中的性感，忧郁中的开朗，沉沦时的理想生动地演绎了出来。

我对萧红并不太了解，因为没读过她的书。

但是以前看过霍建起的电影《萧红》，对这位民国女作家很感兴趣。

当时看完电影的短评如下：“做工精致，但剧本肤浅，完全没看到一个‘赤裸灵魂’的萧红。

一个好作家的痛苦也许源自生活的凄惶与遭遇的不幸，但这种痛苦却不应也不可能仅仅停留在命运的浅层。

电影没能刻画出痛苦的升华与萧红才华的灿烂，仅抓取了八卦的表皮表演了一场平庸的爱情小品。

”所以对许鞍华的《黄金时代》和汤唯塑造的萧红，我还是有一点期待的。

电影三个小时，最大的成就我觉得有两点：1.伪纪录片式的叙事手法是很新鲜的，所有的人物都直面镜头和观众，打破第四面墙，直接诉说萧红，包括萧红自己。

这让我想起了关锦鹏的《阮玲玉》，把作为人物的阮玲玉和作为演员的张曼玉对阮玲玉的精神寻找一同展示，非常深入。

从电影这个特别的表现形式上说，《黄金时代》就很值得一看。

但这个手法的运用却并不完善，尤其在引入萧红开篇自白一点上，除了作为引子进入叙述之外，并未充分利用第一人称视角的优势自然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

萧红的自述是多余的。

2.把萧红作为一个人，她为什么是萧红表现得非常清晰。

这一点在与电影《萧红》比较后感受尤其明显——萧红的痛苦并不全来自时代与生活境遇，而是深深扎根于她自己的个性。

萧红的性格非常执拗、固执，认定了的事情可以不顾环境压力和人情世故一意孤行。

这就是我们说的“骨子里躁动的灵魂”，这样的灵魂充满痛感，必须激烈地活着或者死去，必须把生命力挥霍到最后一点一滴。

这样的人我是理解的，他们心里都旋着一个黑洞，必须竭尽全力去感受生活，必须无所保留。

这样的人有毛姆笔下《月亮与六便士》里的画家斯特里克兰德，有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有英国大提琴家Jacqueline du Pré，有中国的诗人顾城。

而所谓才华就是人心里这样的黑洞，压榨灵魂毫无保留。

才华是幸福，才华更是上帝的诅咒。

我觉得萧红在生活与精神上所遭受的痛与不幸，换一个时代她也还是必须遭受。

从某种程度上说，她是在“寻找”不幸。

她必须这样激烈地感受生命，对自己和他人都不留余地，才有那样从骨子里涌出来的充满痛感的活生生的文字。

那是开在血肉淋漓上的自私的鲜花，开在永被诅咒的黄金时代。

电影的不足也是同样明显的，这主要在于编剧和导演两个方面。

编剧上，对萧红作为作家的才华与写作理念表现不足，尤其萧红与当时民国时期其他进步左翼作家之间的创造差别性表现不足。

对萧红的文学成就最后还来了个盖棺定论的大总结，是大败笔。

萧红作为作家在电影中的展示不足最大的后果是造成观众与人物的疏离——如果没有通过文字认识萧红，只看她这样的一个人，她真是非常不可爱的——没朋友、没责任感、私生活混乱、对民族国家的命运似乎也不甚关心。

所谓no zuo no die，仅仅通过行为认识萧红真的很难去理解作为作家的萧红（包括鲁迅当时为什么那么欣赏她）。

但萧红这个并不可爱的人物，她之所以值得理解，值得那么多人在战乱中为她年轻的生命而恸哭，却还是因为她的才华、她的视角、她在文字中所表露出的对这个世界一种深沉的痛与爱。

电影只在最后朗诵了《呼兰河传》的一小点文字，但就是那么一点点，都让人无限唏嘘，那皮肤的柔软和骨头的坚硬，那作为活着的无上自由。

导演上的不足有两个方面：1.选角。

汤唯的气质和萧红不符。

萧红这个人太有生命力了，表面的苍白之下她有一种狠，非常狠，对自己，对身边的人，她是非常自私的，所有的能量都用在生存和写作这两件事上了。

电影让郝蕾饰演丁玲，其实郝蕾饰演萧红才是更加合拍的选择，那种蓬勃于近乎丑陋的燃烧的生命力。

而汤唯的气质更静，虽然也有犟，但不是硬，不是狠（章子怡在《卧虎藏龙》里的玉娇龙也有到了南墙不回头的气质）。

2.掌控力。

许鞍华大概是不适合拍多角度多线程的复杂叙事剧本。

她的长处在细微处见真情，越没情节她拍得越好。

《天水围的夜与雾》她就没处理好，搞得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

这部也有凌乱感——当然这还是跟剧本没有聚焦在作为作家的萧红身上有关，但作为导演在掌控上，许鞍华缺乏大将之风，没在萧红动荡杂乱的生活中抽出一根最明晰的最具震撼力的主线索来。

虽然二萧的爱情是个主线，但二萧分崩离析的根本原因却暧昧糊涂。

归根结底，还是不够手狠，三个小时的片长啊，作家萧红的文字魂竟然没剥离明晰。

三星半。

分数全给技术层面，剪辑摄影灯光美服化道乃至导演和表演都无可指摘，也是华语电影最高水准。

可惜——内美未充。

之前在评论其他片子时也说过，精良的技术水准或者技巧，若无真正想要去表达的充实的内在，也不过只是浮浅的卖弄罢了。

这种内美未充，源于主创团队的背景与素质。

许鞍华李樯的组合有先天缺陷，这在他们之前的作品里其实也能看出端倪——他们可以搞定萧红（双子座多重人格）精神世界中追寻心灵自由的那部分，也可以详述时代车轮与生活如何细腻地碾过一个女人的肉体和精神，但别的东西就实非所长。

许鞍华及其以往作品的格局受限于香港文化界的普遍状态（看看某些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处理方式就知道），拥有基本的常识和人文关怀，政治正确，但偶尔幼稚，偶尔眼光狭隘，感性大于理性，缺乏从宏观去分析探讨重大议题的视角，最终往往诉诸于呈现、感化、呼吁而非提出解决方案。

而李樯呢，不得不说他的格局一直有点小，关注个人的生活与命运，特别是个体的精神渴望在现实中不断落空，要远远多于对大时代的叙述和剖析。

在他笔下被描绘出的时代，往往带有强烈刻板印象所导致的简单化、平面化特征，始于《孔雀》止于《黄金时代》，时代都是呈现出阻碍者的面目，除了粗暴、不宽容，以及庸众们的平庸之恶外，基本给不了别的。

更何况，之前看到的主创访谈中，导演和编剧还表示，本身最有戏剧冲突也最能捎带上时代、文学观等宏大命题的萧红vs丁玲，不是不想拍，而是为了规避某机关和某制度而主动放弃与淡化掉了。

这大概就真的是下个时代才能解决的结构性缺陷了。

因为种种先天病，特别是对戏剧冲突、煽情洒狗血的彻底抛弃，导致这部片子绝对无法得到普通观众的认可。

三个小时的片长还在其次，叙事结构上的陌生化尝试才是致命的。

《黄金时代》的剧作结构，只是一个简单的多重嵌套叙事＋插段，电影中那些角色面对镜头的“旁白”，都是观察者提供的文本。

因为萧红所在的圈子，编剧使用了一种“强文本”的处理方式，让萧红本人和她的作家朋友们无数次地以自己的笔而不是口来言说。

第一重叙事，是萧红的童年生活，这个部分的讲述发生在萧红萧军在东兴顺旅馆的初逢时，也就是大着肚子聊天的那幕；第二重叙事，是萧红和萧军的相逢与相爱，这个部分的讲述发生在萧红和端木西安碑林确定关系的时候；第三重叙事，是萧红与萧军的告别，以及和端木的下一段婚姻，这个部分正是萧红和骆宾基在人生最后一段日子中所聊的种种。

最后，囊括一生的概括，由她本人的《呼兰河传》来讲述，也就是她弥留之际，那片金黄色树冠浮现后呈现的文本。

此外穿插的， 则是作家们的印象。

比如丁玲在灯下撰写纪念萧红的文章，比如其他人的回忆，比如萧红文章里记叙的与鲁迅的相处，所有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角色说”，其实都是“文章里写”。

这种手法的好坏固然可以探讨，比如某些差评所谓“电视散文”或“文配画”的讽刺尚算切题。

在我看来，手法本身的技术质量是没问题的，从编剧导演甚至剪辑的交代来说（比如在第一重叙述里插入第二重的镜头，交代另一层的存在），都已足够清晰完整，技术上圆熟精致。

如果对此有微词，只能说是欣赏角度未到。

按照国内观众目前的主流审美，没高潮、节奏慢尚可容忍，之前也有很多文艺片用过了，间离或者布莱希特，则完全闻所未闻，就算这部电影秀给大家看，一般人也没耐性去接受。

特别是同时还在玩结构呢。

——在这个狂躁的年代，任何一点点周遭的不同寻常，都可以简单地被涉及智商或人品的人身攻击消解掉，许多人在他们的网络言论和现实生活中已经习惯轻易地放弃去思索和理解他人。

我觉得好的片子，别人说不好，一定是他们在装逼；我觉得不好的片子，别人说好，一定是他们收了钱。

我觉得这部电影观影体验超级无聊，所以它的一切环节都该被打倒，必须一无是处，手法上的高门槛我见不及此，至少我懂得挑表演和剪辑的茬嘛……凡此种种。

甚至看到有人说这部片子“不是电影”，说许鞍华从来拍烂片，说李樯业余……说真的，拿这个罪名欺负欺负韩寒和《后会无期》也就罢了，对着许鞍华和李樯，你确定你比这俩人更有资格谈电影吗？

《黄金时代》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内在的缺失与思想的浅薄。

萧红的确有追寻心灵自由的环节，这没有错，但心灵自由除了恋爱自由、迁徙自由、财务自由外就没有别的呈现层次了么？

萧红的文学造诣，多数由旁人之口来评说，观众无缘介入，就算把她的作品原文搬上银幕，又有几个人真正具有专业审美的能力呢（拜中小学语文教育所赐）？

萧红的结局，除了简单地归结为男人不靠谱、本人绿茶婊、左翼风气使然外，就没有别的根由应该表现么？

以及，萧红的内心块垒，与许鞍华和李樯想要表达的内心块垒，真的可以共鸣、共通么？

自我来看，许李二人，真的不足以谈萧红，或者说，思想层面，由真正的萧红的“大”，恰恰映出了这二人的“小”。

从观感来说，它大概是太两头不讨好了。

眼光差的人，会因为看不懂而骂；眼光高的人，又会因为它不够好而批评。

在目前国内电影市场，这样的夹板气一定会导致票房悲剧。

以前我曾因一时兴起写过很哗众取宠的文章来抨击《王的盛宴》 ，平心而论，那部电影和其他很多电影一样，也是落入两头受气的窘境，我的骂是因为它吹破牛皮但不够好，被转发上万，却纯粹是另一端的人在推波助澜，甚或有意鼓动，只是出于不同的逻辑得到同一个结论。

如今对《黄金时代》的批评也差可仿佛。

如果说它对未来的电影项目有什么正面的启发，大概就是千万别做这样的“中间派”吧。

资金投入上，这部电影不可谓不大，或许也是许鞍华所能为的绝唱。

由于人为提高观影门槛的那份任性，这部电影的票房一定会惨败，赔本是可以想见的结局。

未来许鞍华或许将再也无法筹集这么大笔投资来做想做的项目，或者说，难得有这么大笔的投资，却最终没能在电影的思想性和宏大性更上层楼。

两方面都是很令人遗憾的事情。

比起《白日焰火》或者之前的很多片子，《黄金时代》还有更深一重不幸——它甚至很难赢得欧美电影界的加冕，来堵住国内观众困惑但放肆的结论。

这部电影是属于现当代中国人的，是为华语文化定制的。

对它，外国人很难有公允评价的能力，对他们来说，文学和历史造就的隔阂难以逾越。

而中国人，包括许多萧红的读者，可能都还没有做好接受它的准备。

最近半个月，因为休假的缘故，在南京和上海的三家不同影院共看了四部电影，每一次体验都难说惬意。

观众们似乎视开演时间为无物，迟至开场四十分钟还有人不断入场，偏偏他们还买了最中央的座位，必须在银幕前展示自己的剪影。

在电影院的黑暗中，肆无忌惮地插嘴评议、自我炫示，大声聊天接电话，动辄在奇怪的地方笑场，又或是小孩子的哭泣吵闹，种种嘈杂都在展示着他们与这部电影的格格不入。

这是电影市场的黄金时代吗？

大概是，是属于《心花路放》那种片子的。

萧红的《呼兰河传》在四十年代无法被正当评价，原因很多，有些是不能说的。

最终它等到了今天，变成了值得记住的文学经典。

而《黄金时代》的命运，或许也会与此相类吧。

《黄金时代》和《一代宗师》很像：标题很大，不肯把自己老老实实简单定位成某位历史人物的传记片；叙事很细碎，或许是因为他们坚信“平淡之中见真情，明星也是老百姓”；台词有亮点，前者是把文学作品和历史传记中的句子一支支捋下，插在人物头上，后者则留下无数“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金句。

以上是昨晚我在煎熬中看片的第一体会。

昨晚在宝山万达看的提前场，放映后有明星见面会。

三个小时的电影看得我肠胃煎熬，后排的汤唯粉丝响亮地嗑着瓜子，瓜子皮洒落一地。

好容易捱到结束，再等明星出现。

汤唯、田原都漂亮，冯绍峰、朱亚文也端得是明星范儿。

提问环节，我得到了提问机会，强压砸场子的冲动，问出一个“你们觉得你们和角色有什么契合点？

”的问题。

明星们不知所云的回答，让我觉得自己在苦苦求索的，不过是一只车库里的隐形喷火龙。

回到电影，电影的细节不想再刍议。

批评它细碎，可以反击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批评演员塑造差，可以反击说“这是间离效果”；批评节奏、批评编剧...总好像在替没批评到的其他部分开脱。

若我警醒自己保持恭敬，我会说：这片儿的导演、编剧、演员努力了，看得出。

若我稍一放肆，我就得说：这片儿的导演、编剧、演员压根没有理解自己试图表达的命题。

王家卫把《一代宗师》拍成了一代打架唯美、在个人感情与国仇家恨间纠结的金句发明大师，许鞍华把《黄金时代》展现成了一群服装极尽精细、旅程踏遍全国的俊男靓女，哪怕考虑上萧红的“黄金时代”是“笼子”里的，那笼子也不过是病和穷。

明明把时代命题的牌坊竖了起来，却极尽投机取巧之能事，竟以为用服饰、对白、生活细节的真实就能铺陈出时代感——这难免说明，电影的制造者，根本就没有理解时代是怎么回事。

时代应该是一种控制感。

它是系在人物四肢上看不见的线，不是人物服饰上看得见的花纹针脚。

它让人物产生，摁着人物的头曲曲折折地走，直到灭亡。

时代应该是一种强力的逻辑，它能解释一个东北地主家庭的闺女为什么异想天开追随表哥逃到北平求学，也能解释一名著名女作家何以刚过三十就死于日本控制下的殖民地岛屿。

时代不是呈现，它不是告诉我们这些过往的事情究竟是怎样——二萧分手的罗生门？

它得告诉我们，这些逝去的人、事、物，缘何被时间定格成了如今的样子。

这个问题很难，但不容躲避，特别是当“时代”这个词已被豪迈地写在标题中。

你可以寻找角度去回答它：写孤儿的狄更斯，写老处女的巴尔扎克，写婚嫁的简·奥斯汀，写通奸的王小波，甚至写《呼兰河传》、《生死场》的萧红本人，都交出了他们的答卷。

但对于这部《黄金时代》来说，编导演三方都像是裸考的学生，并且宁愿贿赂考官博得同情来通过考试，也不愿直面考题，献上自己脑中（或许可怜的）所有。

逃避回答会造就最糟的结局：纵使许鞍华、汤唯甚至萧红，这些名字本身，便可赚得太多宽容和同情。

但从回答“时代”命题的角度来说，哪怕是《建国大业》与《建党伟业》，都足以各扇此片五个耳光。

主题：一切都是自由的——萧红和她的黄金时代 嘉宾：许鞍华、李樯、刘瑜、周濂 主办：电影黄金时代 单向空间 时间：2014年7月21日（周一）19:00-21:00 谈到自由，总有很多话要说。

因为这确实是个诱人的字眼。

天赋人权，人生而自由，是从社会政治层面来说。

个人的自由，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换来，而大多数时候，自由需要一个人花一生的时间来获得。

身心合一的自由很罕见。

贾宝玉是个富贵闲人，却只停留在闲人上。

一个出门都要三五个小厮跟着，娶妻都不能娶自己最爱的人，自由于他，像天边的云彩，抬头望得见，却永远难以触摸。

身心合一的自由，在我看来，出家人或许有。

出家，首先实现了身体上的自由，抛弃了一切，甚至连至亲的家人都不要了。

接下来，心灵的自由，要从佛经里参悟。

自由意味着危险，这与人们趋利避害的特性是相悖的。

电影《荒野求生》里，那个终极版的背包客，被斥为“神经病”的大胡子CRIS，为了自由，付出了生命。

可见，追求自由的代价是巨大的。

你都挂了，自由于你还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对我们这等小屁民，一边做自由的粉丝，一边躲在被窝里脑补自己在远方流浪时遭遇了狼群。

而我们也确实这么做的。

有人说我们这个社会缺乏信仰，我想说，我们缺乏的不是信仰，而是彻底的信仰。

信佛，信基督，我们向菩萨耶稣祷告的是利益；信共产主义，或者自由主义，我们却从来不肯为现实的改变做出真正自我的牺牲，主义，往往只是你的标签，是你如鱼得水的瓢。

消极的抵抗也是抵抗，而真小人从来比伪君子更可爱，偏执的信仰，比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更值得尊敬。

我从来相信知行是合一的。

如果行为不彻底，思想就会被禁锢，甚至萎缩直至消失。

而民国作家萧红的一生，是知行合一的，她的行动跟着思想走。

仿佛境遇越糟糕，她的思想越被滋养。

吃饭都成问题的时候，她仍旧一如既往孜孜不倦的写着。

80多年后的2014年，导演许鞍华拍摄了一部描写萧红的电影。

她为电影起名《黄金时代》。

推广会找谁来谈谈这电影呢？

许鞍华导演叫来了刘瑜，刘瑜的老公周濂，还有编剧李樯。

许鞍华叫来的人，其实耐人寻味。

没有找电影评论家，没有找同行导演，而是找了两个学哲学和政治社会学的。

这说明什么呢？

萧红本身的故事，本身这个人，还有她的人生经历，是哲学的，且超越电影的。

一般来说，小说改编成电影，有两种结果。

有的是电影完全超越小说，比如《断背山》；有的是电影处于弱势，只是作为一部博大精深小说的演绎工具，但也不吝为一部优秀电影，比如《洛丽塔》；小说和由此改编来的电影的关系，用那句经典的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而萧红这部小说，完全压倒了电影。

因此，导演找到哲学教授来阐释电影，也没什么大惊小怪了。

当然，许导演深谙市场的请来了刘瑜，想必深知刘瑜在文艺青年人群中的号召力。

现场的效果也说明了确实如此，三伏天，乌压压的人，已经完全吞噬了空调。

大部分人，像我一样，站着，忍受着热气，还有人群中弥漫的汗腥味，盯着一个个后脑勺，看不到导演，也看不到教授，最后还是“听”完了这次讲座。

讲座的主角是萧红。

提到她，我不由自主的想到《呼兰河传》。

此书初读淡然，再读则透着一股张力，批判的锋芒掩映在淡然的娓娓道来中，也像极了萧红的一生。

刘瑜说，她是反抗的一生，又是一个女人和四个男人的故事。

女人，一旦涉及到反抗，同时又关系到男人，必然变得矛盾起来。

因为在中国，女人与男人的关系从来就是顺从，而非反抗。

刘瑜很精确的总结了萧红一生的三个悖论：一，反抗却离不开男人。

二，慈悲却抛弃孩子。

三，卷入左联却始终保持自由。

谈到这里，刘瑜顿了一下，说其实萧红是孤独的。

而真正的孤独，有时候是一种看不见的心碎。

许鞍华导演话很少，也许导演比起说来，更擅长做（咳咳，不要想歪），而这场讲座本来的目的，是为了推广《黄金时代》。

其实第一次听到这个与萧红毫不相干的名字，我的第一反应是，取意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好吧，我承认我对小波私心很重）。

现场许鞍华的三言两语，我明白了导演是在祭奠和致敬萧红生活的民国30年代。

问题一：你对自由怎么理解？

刘瑜的老公，周濂，记住了这个名字，听他的话，看出他是个一个理性的浪漫主义者。

他引用了罗素那句话：人生而自由，却无所不在枷锁之中。

萧红的一生正是最好的注脚。

她出身地主家庭，却出走寻找自由。

她遇到了爱情，但无论萧军还是端木蕻良，都不是她的最终归宿。

她渴望信仰，怀着追求去延安，却失望而归。

她一直在找寻自己，在那个战火连天，民不聊生的时代。

周濂提到了“自由意志主义者”，这是一个哲学词语。

萧红用自己坚强的意志，完成了这一切。

她曾经对萧军说：“这是我的黄金时代。

”在那个炮火连天，人命贱如草芥的年代，萧红英雄般的说出这句话，这是她一个人的黄金时代。

一个人的一生，最失败的是浪费自己的天赋。

萧红发现了自己的天赋。

刘瑜接着周的话茬说，萧红的状态，每一次选择，几乎都是在生与死之间。

她拥有对抗的勇气。

就像老人与海里的老人圣地亚哥。

萧红可能只是不想过被定义的生活而已，一路被模糊的东西指引着。

而她最难能可贵的在，也许她并不知道路在哪里，她并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写作才能，却一往无前。

而现代人，追求自由的能力在退化。

中国历史有这种思想周期律，大治则思想平庸，大乱则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缔造出诸子百家，魏晋南北朝激荡着魏晋风度。

历史的规律映衬个人的命运，相信萧红说出那句话，也是对时代的感言。

而面对同一个问题，许鞍华导演认为，自由，是跟政府间的协定。

作为一个香港人，许鞍华的思想很明显受现代契约论的影响。

她认为，萧红所处时代，政府对个人和社会的控制很弱（而非现在这种政府全盘接管社会的状态），她的内心的勇敢和渴求，一部分是时代所赋予的。

而我们呢？

你一旦选择自由，就意味着选择责任。

把你，交给你自己。

你能否很好的驾驭和运用自身的自由呢？

问题二：你感受到了自由么？

刘瑜俏皮的说：“我感受到了点赞的自由。

”周濂则继续哲学的思维，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与民国时期相比，现在政府已经完全接过了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自由并不如那时。

许鞍华又开起了玩笑，说自己年纪越大越自由。

此话怎讲呢？

因为作为导演的她，总被人怀疑追求男同事。

她笑称：现在没有人说了，是岁月带给我了自由。

所谓六十从心所欲不逾矩。

而这部关于萧红的电影，许导70年代末80年代就已经想拍了。

可是为什么过了这许久都没拍出来。

她信心十足的说，这是最好的时机。

嗯，也对。

在最差的时代，拍这么一部电影，应该算是最好的时机吧。

问题三：选一位电影中你最想谈论的人。

周濂为萧军说了话。

萧军两次去延安，第一次去了不久就离开。

第二次，恰逢延安发生了王实味事件，萧军路见不平，在所有人批判王实味时，萧军为王说话。

他对自由，对个性，还是存在着一种坚持的。

从延安整风开始，中国知识分子被抽掉了脊梁。

刘瑜则选择了丁玲。

刘瑜周濂夫妇真是有意思，一个女权主义者（真不知道为何刘瑜会结婚），一个被西方哲学思维影响的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两人凑一对，唇枪舌战。

刘瑜认为，电影中的丁玲，更像是一个悲剧。

她的一生，就是一部文艺女青年如何变成一个马列老太太的衰落史。

人最悲哀的，不是饿死，而是被打败。

而萧红，与时代背道而驰，她生于民国时代，史书上形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从她的笔端，你已看不到时代的印记，时代确实已经在她的视野之外。

小说的格调，一等的，是人性的，社会性的只属于二等。

萧红已经跻身于一等小说家之列。

与刘和周比起来，导演许鞍华显然更关注现实。

她想谈谈电影里的鲁迅。

鲁迅算是萧红的启蒙老师，引导她走上了文学道路。

许喜欢鲁迅的杂文，原因是他的杂文针对时事，立刻有反应。

他在为什么写，针对谁，这些问题上，明确又迅速。

李樯则选择了萧红本人。

作为编剧，李在字里行间的文学上对萧红的理解，相信是四人中最深刻的。

他的话也值得思考：萧红虽然经历了坎坷的一生，离家出走，两度结婚，兵荒马乱，仍旧坚持自我和理想，可是深挖，东西并不多。

越接近她越觉得虚无，原来那个饱满激烈的女权主义者消失了，代之的是一个平凡的碎片化的人。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个作家的认识都是自以为是的，越客观越不客观。

萧红，萧红是谁？

谁的萧红？

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这更像是一种个人虚无主义。

李樯说，她的写作，仿佛是天地人，给她造出来的东西。

好似她一生的悲欢离合，都是为了她的写作。

不过最后李樯说萧红。

她这一辈子，赚了。

但赚或者赔，是经济学的词汇。

人生怎么能用此来衡量？

我更同意周濂的观点。

萧红一生都不是自由的，但她赋予万事万物意志上的自我。

于是，她获得了意志上的自由。

就像康德哲学所推崇的，人唯一的自由，是意志上的自由。

也就像周濂最后引用萧红在《呼兰河传》里的那句话：“黄瓜愿意结一个谎花就结一个谎花。。。

”后记：写这篇记录时，偶然读到凤凰网的在人间特刊：《女大学生之死》。

读毕。

震动。

抬头发现以上3000多字，连同其中的人，他们说的话，他们的思想，多么荒谬啊。

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精英姿态，跃然纸上。

所有的思想，言论，在抗击现实时是如此的脆弱，不堪一击。

苦难还在继续。

但即便如此，也不构成我们袖手旁观的理由。

因为，面对苦难，没有理由。

而坚信你的信仰，比随波逐流更难。

何时我们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获得了尊严，何时才是有良知的青年人放松的时刻。

否则，这个国家的青年将永远不能停止痛苦。

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国，那是一个民气十足、海阔天空的时代，一群年轻人经历了一段放任自流的时光，自由地追求梦想与爱情，有人在流离中刻骨求爱，有人在抗争中企盼家国未来。

萧红，一个特立独行的女子，一路流亡，从北方到南方，从哈尔滨到香港，一边躲避战乱，一边经历着令人唏嘘又痛彻心扉的爱情与人生。

对生的坚强对死的挣扎在她笔下穿透纸背，她的人生亦是如此。

这部电影非常过瘾，有些在文章里间接看到的场面，都成为了直观的画面。

萧红和她的那些男朋友们，我个人非常欣赏，也很喜欢导演这样的处理。

多数人都会有一些八卦心理，在电影《黄金时代》里，这些都“非常堂正”地表现了出来，连小小的细节都很到位。

萧红实在留给了我们太多的传奇色彩，她31岁就已经完成了一生。

悲剧也罢，喜剧也罢，轰轰烈烈地完成了，这是那个时代赋予她的。

今天匆匆赶到PALACE ifc影院，进场前又点了个sausage set，落座时正片已经放了十分钟，于是，我从萧红萧军相遇的一幕开始，欣赏这部即将全面上映的话题大作。

有不止一位网友评论到，这是一部《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的萧红版。

我觉得这是偏颇的，不仅侮辱了萧红的智商，也低估了许鞍华的野心，甚至还诋毁了汤唯的美貌。

不管萧红在个人感情生活上多么艰辛曲折，作为一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女性主义色彩鲜明的著名作家，她的文字与思想显然比某些家长里短和八卦绯闻更值得人去描摹。

一边看着银幕上汤唯和冯绍峰在脏乱差的东兴顺旅馆里滚床单，一边啃着酸酸的sausage，我坚定地认为这并非影片想要表达的重点。

狡猾如片商，加场床戏就多一个话题点；观众也是实际，没看到汤小姐的床戏就好似值不回票价。

时势使然，算了，继续看吧。

程小姐一段，汤唯大度面对“小三”，不卑不亢；武汉渡口一段，汤唯身怀六甲摔倒露宿一夜，潇洒浪漫；待到延安与萧军分手一段，剧本为了满足我们这些民国八卦考据癖的嗜好，特意来了一出罗生门式相互矛盾的分手戏码演绎，体贴如狗。

我还是能理解的，这都是铺垫。

何况，为了让我们体会到萧红作品的力量与深度，电影时不时会让萧红独坐陋床，一灯如豆，劲笔疾书，而汤小姐则向我们徐徐念出《呼兰河传》中课标要求背诵的好词好句：花开了，就像睡醒了似的。

鸟飞了，就像在天上逛似的。

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

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在影片中段，萧红萧军遇到了鲁迅先生。

于是我们看到甜蜜的小两口三番两次的前往周家拜访、吃饭、聚会。

师徒四人谈论着的是绿听子的烟与白听子的烟，是周海婴长大了要自己改名，是萧红的红上衣究竟好不好看。

惊喜的是，我们看到了鲁迅先生走路开门、吃饭打嗝的特写，看到了广平先生做饭端菜、忙活家务，我想，这便是编剧李樯一直强调的历史中的“饮食男女和日常烟火”了。

那么有人就要问了：鲁迅先生如何支持和指导一众左翼青年作家结社、写作的事迹都到哪里去了？

这不重要，而且容易虚，电影要实不要虚，是宁可要汤汤水水的实，也不要假大空泛的虚。

而更加惊喜的是，我们看到了伟大的鲁迅先生使用白话文书面语，竟能与现代口语化的萧红萧军交流零障碍，这实在又是另一重意义上的银幕奇观了。

当端木趁萧红情伤之际趁虚而入，耍了点隔空握手的把妹技俩，成功地娶走了萧红时，幕下的观众仿佛纷纷体会到了点什么，在心中啐道：肯定长不了！

萧红命真苦！

巧的是，片里的一众人物，丁玲、聂绀弩、胡风夫妇也纷纷跳出角色，直视观众，以对着《艺术人生》专访摄像机的专业口吻与表情，向我们诉着萧红的苦，诉着端木的不靠谱。

于是观众们的情绪便随着萧红境况的变化而作着上上下下的起伏，一波三折。

萧红私奔了，自由；萧红孩子死了，苦；萧红受照顾了，人间有真情；萧红病入膏肓了，怎么《呼兰河传》的内容还没念到……尽管影片风格上是文艺化的，但我们还是能体会到台湾八点档苦情剧里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缠。

正在我内心百转千回之际，在汤唯美丽的回眸一笑过后，影片戛然而止。

步出2号厅，看到《黄金时代》大大的海报，心想，这真是极漂亮的，时代感与书卷气的大方结合。

汤唯也真是大明星，演了三小时，还是魅力四射。

转 原作者刘姨摘要：萧红和大多数左派作家一样，是相当自私和冷酷的人，习惯严以责人、宽以待己，把一切责任推给万恶的社会，用政治家的决断对付亲人，不择手段地索取资源。

她和男人的关系就是不断的投靠和反目，在忠厚者面前残酷，在凉薄者面前软弱。

——评电影《黄金时代》 文明在其积累阶段，通常不会产生才子或文人;只有在挥霍阶段，才会释放这些美丽的焰火。

焰火的任务就是燃尽膏脂，为种子留下适宜的苗圃。

名垂青史的美丽景观，对焰火本身只是无足轻重的副产品。

五四青年及其精神苗裔就是这样的焰火，以其临去秋波向行将灭亡的母体告别。

焰火就其自身性质而言，最不适合兼任种子的角色。

然而，焰火的崇拜者对此经常不能理解。

文革以后最常见的神话有两种：都怪我们没有坚持真正的马列主义，都怪我们没有坚持真正的五四精神。

不言而喻：前者通常出自政治家之口，后者通常出自文人之口。

于是，今天的文学青年仍然经常重复余烬发出的哀号：回到五四回到自我解放的天真时代　　五四精神所强调解放包括政治和社会两层意义。

前者意味着抛弃军绅政权劫持的代议制，直接诉诸集体和先验的庶民、平民或国民。

后者意味着打破儒家宗族共同体对个人的约束，实现全面的个性解放。

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考虑，国民或人民都是构建以后才会出现的行为主体。

构建主要依靠组织和津贴，不久就证明只有国民党和苏联才能胜任。

个性解放才是自恋者的终极追求，但也不是有产阶级家庭以外的青年所能承受的奢侈品。

张中行这种华北农村的小地主子弟觉得，脱产读免费的师范学校已经构成重大和不容损失的投资，普通城市中学教师的薪水已经足以将他提升到大多数乡绅不能企及的社会阶梯。

他没有能力也没有欲望脱离旧家庭，只能做余永泽。

　　典型的文人反叛者犹如美国六十年代的左翼青年，多半出自有产阶级的上层。

只有他们才有资格高呼革命口号，蔑视出身无产者或有产阶级下层的右派和秩序维持者——警察、国民警卫队、工会会员、尼克松总统和里根州长。

无政府主义者巴金和女权主义者萧红都是大地主家庭的产物。

在内地和农村，阶级地位比这更低的家庭根本没有产生左派的资格。

对他们而言，左派身份意味着抛弃内地-农村出身的宝贵通行证，保证从此以后可以混迹于城市布尔乔亚子弟和留学生组成的更高圈子，甚至获得政治寻租的机会。

有钱人才能做左派或自由派，致力于传统社会的解体。

小有产者或无产者的子弟如果有出头的机会，多半只能做威权主义者、儒家保守主义者或法西斯主义者，例如陶希圣、钱穆和戴笠;因为他们没有富人专享的反社会资格，小共同体的保护或约束对他们的安全和升迁至关紧要。

对穷人而言，五四意义上的自由或解放实在没有什么吸引力。

　　自由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代表非常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意义。

五四青年真正关心的自由并不是信仰自由或思想自由，而是摆脱宗法大家族专制、资本主义经济压迫和社会习俗束缚的自由。

恋爱自由集中了三者的焦点，远比政治自由更得人心。

他们欣赏国家的强制，如果这样有利于富国强兵的话;敌视社区的纽带，因为后者肯定有碍个性的解放。

这种组合的怪诞程度，犹如一个人无法忍受蚊子的骚扰，却不介意将眼镜蛇养在卧室里。

他们心目中的西方社会，似乎只有易卜生和萧伯纳惊世骇俗的主角。

他们根本不愿承认：西方社会的基本细胞恰好就是诺拉和斯多克芒医生挑战的虚伪市民(“结结实实的多数派”)，文人发明的边缘人英雄从来没有组织共同体的能力。

明代士大夫就已经发现：较之天主教徒，儒家社会的性管制可以说相当松弛。

新教社会对家庭价值观和严肃风俗的重视比天主教徒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本容不下丁玲、萧红这种自恋成性的滥交者和杀婴者。

粉红色新青年对传教士、救世军、基督教青年会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异常厌恶，其实这些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倒是当时中国最接近西方的类型。

　　拒绝家庭和社区的义务，蔑视社会风俗和舆论的柔性规训，仇恨资产阶级腐朽自私的财产观，怀疑和嘲笑宗教价值观，信任和崇拜国家的刚性强制。

这些元素构成了粉红色知识浪人的标准画像，在每一方面都跟缔造美国民主的朴茨茅斯清教徒恰恰相反。

这种人通常是孤苦伶仃的畸人，异乎寻常的批量产生就是洪水即将来临的征兆。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历史任务就是毁灭自己和产生自己的社会。

早年的高尔基就是这种人。

他曾经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结果却发现：美国人憎恶他混乱的私生活，超过了沙皇憎恶他的政治观点。

他永远没有忘记这次侮辱，毕生诅咒和嘲笑金元帝国的伪善。

　　这种叶公好龙的态度在民国知识分子当中并不鲜见。

他们经常从少年时代的崇拜西方转到成年时代的敌视帝国主义，诸如此类的隐秘屈辱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远远超过他们愿意承认的程度。

针对西方社会的自卑感、挫折感和报复欲驱使他们投入苏联的怀抱，远比任何阶级和经济的动机更为有力。

然而，这种报复的饮鸩止渴性质过于明显了。

鲁迅晚年就很清楚：他的生活方式完全属于自己口头抨击的旧社会，在这种社会溃灭后几乎没有什么生存机会。

问题在于，他的优点和特点就是：正因为出身旧社会，对旧社会的弱点格外了解，因此反戈一击格外有力。

他若不能有效地开发利用这些优势，怎能维持文坛领袖的地位?人生已到暮年，他还有重新选择的余地吗?“我死之后，不管洪水滔天”，将“求为清洁工而不可得”的命运留给下一代，岂不是更加明智? 萧军和萧红(他们的名字就意味着“小小红军”)没有他们的导师那样有远见，更没有他多年积累的文学才华和社会资本。

鲁迅同时跟苏联人、日本人、国民党元老、共产党中央和左联保持关系，坚定地拒绝任何完全依附一方的建议。

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李立三，不会放弃装甲保护的安全地位。

他满怀轻蔑地告诉周扬，现在还轮不到你来发号施令。

他早已放弃真正的文学创作，却运用左右逢源的政治手段，依靠经营自己的形象，赢得了更大的声望。

他的许多弟子却像飞蛾扑火一样，迫不及待地投入红炉。

相形之下，儒家宗族包办的婚姻和资本主义的压迫堪称温柔敦厚。

在他们以前，柔石等人已经在炉火中焚身。

做出同样选择的小文人大部分都死于苏区内部的清洗，不会有著名的保护人为他们留名。

萧红死在这条道路的开端，大概是她毕生最大的幸运。

萧军和丁玲走到了这条道路的终点，暗示了她本来可能落到的、并不值得羡慕的下场。

没有发生的历史不可能准确判断，但我们并非不能根据她前半生的性格和作风推测一二。

她和大多数左派作家一样，是相当自私和冷酷的人，习惯严以责人、宽以待己，把一切责任推给万恶的社会，用政治家的决断对付亲人，不择手段地索取资源。

她和男人的关系就是不断的投靠和反目，在忠厚者面前残酷，在凉薄者面前软弱，尤其酷似丁玲。

以她的处事方式，如果长命百岁，未必不会变成另一个丁玲、甚至范元甄——主动认同有能力迫害自己的人，反过来迫害自己的同类。

如果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她大概免不了泯灭于“无多幻想要全删”的众人之列。

无论哪一种情况，她都会丧失今天供人消费的主要卖点。

　　作为作家，她无疑比丁玲更有价值。

她们的布局都是图解式的“愚昧与压迫”，投合当时政策或风气的需要;但萧红对人物和语言有敏感性，丁玲却没有。

《呼兰河传》与满蒙危机的投机性关系，不逊于《桑干河》之于国共内战。

她的特殊之处在于不经意间流露的尼采式残酷，跟她本来应该发挥的意识形态截然相反。

这是一个没有归属的世界，在永劫的铁轮下转动。

刻意的渲染如此虚假，使人无法怀疑她内心的真实想法：发生的一切，就是应该发生的一切。

局外人从此经过，无缘亦无因。

这些文字属于这样的人：她拔掉了联接自己和世界的无形线索，像失控的气球一样飘离曾经沉重的大地。

看完《黄金时代》出来，我按电梯，手上有伤，还不停颤抖，引得左右人悄然侧目。

一部分因为心情上的不平静，另一部分因为饿，低血糖，三小时时长的电影，要保有文艺青年不在影院吃东西的气节有些难度。

电影好奇妙，看完《速度与激情》，只觉满街车都是乌龟爬行，看完《地心引力》，好半天不肯相信自己是真的着陆了，而看完《黄金时代》离开影院，正午时分，日光投射，步行街上树影斑驳，明明灭灭都是命运。

看一部好电影，人总是要沉闷好些日子，对于敏感多思的人而言，这种沉闷几乎接近于抑郁，又过瘾又伤神。

但我还是决定要看两次《黄金时代》，为惨淡票房尽绵薄之力，它是当得起的。

有人问我，你最喜欢萧红的哪部小说？

我说，我一部也不喜欢。

这个回答顶狡猾，因为迴避详谈，其实看萧红的书是好几年前了，无多大别的印象，唯有寒冷和饥饿，强烈到令人避之不及，誰又喜歡餓與冷？

看完电影出来，我也是饿，立即坐电梯到底楼餐馆吃了份石锅拌饭，囫囵塞下，浑身仍是发抖。

电影可以单独看，它是另一个艺术品，取材于人物，只要自身够饱满，完全可以获得独立。

而我本身对有旁白的电影特别喜爱，国外许多这样的电影，伦理片、传记片居多，都是我偏爱的题材。

从旁白先谈到演员的台词功夫，我以为郝蕾表现最佳。

演员表现都不错，除了田原的开场白略唐突，王志文的文艺腔稍稍过火，以及被人盛赞的张译讲着讲着哭的那一瞬，我觉得并不很好以外。

说到台词，对白，还是郝蕾给我留下了最深闪光印象。

同时我也相信，让郝蕾演萧红，或许比汤唯扮演更合适。

我喜欢汤唯，但她身上所具备的气质着实太过凉薄、不安，发音上与众人一比略逊一筹，输在有现代感，多多少少的港台味，使人容易出戏，其中对白最明显，而独白尚可。

郝蕾那种不要命的气质，豁得出去的火的绝望，以及她的那张脸，可以写满的倦怠凄凉，更贴近于我所理解的萧红。

冯绍峰比想象中演得好些，这个演员的演技被俊俏的容貌拖累了，一直有些被小看。

而素来不太喜欢的袁泉，在这部电影里，浑然天成。

“我叫萧红，生于……死于……”开场白。

这种开场，平静而悲哀。

电影做的功课非常足，据我后来温习萧红的传记再看时发现，其中的文字内容、情节，大多有翔实出处，托了片中一干人都是写作者的福，总会留下些什么，不至于在历史中完全销声匿迹。

虽然难免各说各的，但能从不同的角度中提取出一个较为统一的画面，就是不幸中的幸事。

叙述节奏平缓，间插了旁白，让人有思索和停顿的空间，旁白间插的频率也挺好，不同的角色独白承接时间与空间的转换，以萧红为中心，话题的插入点，而这些声音和声音的主人，担当了电影的群像，将时代的画面一角显现得更为饱满。

看电影的过程中真觉得，萧红的生命在这些声音里得到传递，其中有热度，有厚度，听者安心。

不管喜不喜欢萧红的小说，她的才气与悟性毋庸置疑。

电影里她与端木在河边聊天，说，“我不信那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就应该有各式各样的小说……”，那种自信与端然。

1938年4月29日，在《七月》杂志社举办的第三次座谈会上，对于“上战场高于一切”的主流观点，她说：“作家是不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

”可知她成为左翼作家实属无奈，因为时局，因为身边人，但自由的心性她是很分明的。

所以电影里也有两三次，她说：“我只想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可以写作。

”人作家性别，恰恰也是我心里的顺位排列，再往后，才是政治属性。

而作品更在这几者之上，甚至于可以跳脱道德框架，以及人性的有限范围。

一个作家的先决条件，是心自由，遗憾的是，人无法不从属于时代的裹挟，更不可能脱离于政治之外生活，尤其生逢乱世。

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上天所给予的每一份礼物都暗中标好了价码，萧红从少女时开始显现叛逆，与表哥私奔，与家庭决裂，遭到表哥的背叛后投奔未婚夫汪恩甲，这就是她为“自由”付出的一笔账单。

有人要问了，她那么热爱自由，为什么一再投奔男人，并且总是怀着一个男人的孩子和另一个男人同居。

先说在武汉时，萧红与梅志曾经打听流产事宜，惊闻需要一百四十元手术费，不得不这个念头，这才有电影里后来在香港重逢，梅志说“幸好当时在武汉没有把他流掉”（不然就没有襁褓里的那个小婴儿了）。

萧红托蒋锡金帮忙找医生堕胎，但此举是犯法的，没有几个医生敢接，终于未能如愿。

也就是说，对于这样尴尬的现实，萧红不是没有作出努力。

而第一个孩子，她喊了声“不要”，连一眼都不想看的孩子，我不觉得有什么可讨伐的，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天生就喜欢孩子，也不是必须喜欢自己的孩子，尤其在她连基本的温饱都无法负担的情况下，这个孩子来得确实直叫人觉得恐怖。

这种恐怖的根源是，生活的艰难。

要是物质饱足，能请个保姆天天好吃好喝伺候着，我相信萧红纵使再冷酷，也不至于送掉自己的孩儿。

意志的理想高度，先是作家，再是性别。

但现实里，意志却很难不受制于性别。

萧红是个女人，只身漂泊，身怀六甲，身体羸弱，没有钱没有朋友。

没有钱真的很重要好吗？

没有朋友的情况下，被囚禁于仓库的孤独无助，她读了萧军写的那篇《孤雏》，单这名字就叫她有共鸣了，所以她叫住要离开的萧军，“我们谈一谈。

”有两个画面我印象深刻，如果没记错，一是萧红东渡日本，船只在大海上漂泊，雾霭沉沉。

二是香港沦陷，端木蕻良和骆宾基于深夜担着重病的萧红用小船偷渡到港岛，船上灯火幽暗，似要熄灭。

人浮沉于世，正如船只行于海，为风浪所迫，身不由己。

烛火眼看就要熄灭了，有一只手伸过来，当然立即抓住，哪怕一点点庇护也是好的。

人同此心，从道德的角度去苛责萧红，实在没有必要，那些用难堪的字眼天天声讨审判的人，恨不得隔空去矫正他人的人生，却不太喜欢观察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自己制定的标准。

况且我们看到了，并非完全怪罪于人性软弱，萧红所处的年代，女性刚刚知晓精神独立，而远远达不到真正的生活独立，萧红所拖欠的第一笔账单，使得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是负数，要挣脱这负数，本可以写文章勉强活命，但报馆一间间查封，东北又不如上海北平这样的具有相对开明的写作环境，于是一路被命运放逐流离，她所经受的太多，理解和陪伴如此可贵。

感动于萧军刚当了家教，两人去外面吃饭，萧军兴奋地说：“这个馆子味道很好，洋车夫和工人们平常都爱到这里来吃。

”车夫和工人爱吃的馆子就是上好的馆子了，文人落魄如此，能不心酸？

他们要了肉，又忍不住要了“肉丸子还有汤”，还要酒，我笑起来，人一高兴啊，总是会忘却理智，突破承受范围。

你不能指望他们刚有两个钱就变成实惠精明的生活家，忘形才是人的本性。

两人喝醉了，走在街上，萧红像个快乐的摇摆的企鹅，忽然叫住萧军，道：“我鞋带断了。

”萧军蹬蹬蹬跑回来，在路边捡了瓦片隔断自己的鞋带给她系上。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我对你好，就是把我不多的部分分点给你，你也短一截，我也短一截，我们拥抱彼此的残缺得到安慰。

像鲁迅先生那样的经济状况，有余钱周济文学青年，有餐饭给他们饥肠辘辘以饕餮，在当时的中国又有几位呢？

萧红是个大麻烦，走到哪里都给人添堵，聂绀弩说：“你这样，被爱的人会很难受的。

”许广平说：“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她孤独，寂寞，我能表示不欢迎吗？

”武汉要沦陷了，她将唯一的一张船票给了端木，因为出生良好的端木，布尔乔亚，软弱，在萧红心里近乎无能。

但她留下来，去找蒋锡金，非得要在杂志社打地铺，于是又成为蒋锡金的麻烦。

总有人爱谈萧红的“悲剧”，但在我看来，她最大的不幸就是体弱。

汪恩甲离开她，是家庭压力社会不容，她与萧军的分手，是二人在出现裂痕分歧之后尝试努力修复感情，终未成功的结果，至于端木，虽然一个人先去了重庆，虽然让她独自去江津生孩子，虽然在香港的时候曾经想过要逃离，最终没有丢下她。

人对于安稳生活的向往是没有错的，对于萧红这样一个有才的，甚至是”天才“的女性，他们本能地被她所吸引，也本能地想要逃开。

才华是利器，拥有才华的人好比猛烈燃烧的火烛，常常不自知地殃及池鱼。

电影展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借助于他们的独白，还原了一个相對完整的轮廓。

胡风对萧红的激赏，聂绀弩兄长般的鼓励，蒋锡金跑到书店去为她借钱，并且承诺让她用稿子还，这是多大的信任……他们爱才惜才，思想开明，懂得尊重，纵然萧红性情乖戾，私生活颇不平常，仍旧包容了她，帮助她。

萧红跳窗的那段，背后没讲的故事，是她在窗口等萧军去接，看到船先跳了，二人错过。

这在萧红后来的小说和萧军晚年的回忆里都有印证。

而并非人们以为的，遇人不淑，萧军不管她死活了。

在香港，萧红被误诊，嗓子上开了洞洞，很难愈合，端木附身为她吸痰，然后仔细地擦拭酒精，那样的相濡以沫，乱世之中彼此支撑，看着她的伤口，以及无能为力的样子，我突然哭了出来。

可能是联想到自己痛苦的时候了吧，我竟然抽噎到不能控制了。

我常在想，那些振振有词指手画脚的人，是有多顺风顺水的人生？

他们大抵真的没有吃过苦，所以才轻视他人的苦，萧红即便不是萧红，只是乱世中的一个风流不羁的荡妇，那样的情形，也足以令人原谅她的全部了。

性情若是能更改，就没有这个人物，没有她留下来的文字，更没有这部电影。

三个小时的影片，看到后来我竟会觉得短，许鞍华力图刻画时代的群像，不太容易，于是她表达的只是作为时代背景一小片的彼时作家暴风雨里辗转的命运。

必须要说，作家因为有笔，有话语权，在任何时代都不是最悲惨的阶级，他们擅长撰写自己，擅长修饰现实，能够留下让人纪念的凭证。

而同时代的其他人呢，无一例外地淹没了。

没有人会记得。

因为流言不得不几次转学的萧红的弟弟，被连累失去工作的萧红的父亲，“从此销声匿迹”的汪氏一家；在武汉码头牵起大肚子的萧红的残废老军人；被她拖欠了房费、在洪水来时不得不弃了旅店逃命去的老板一家；凄风苦雨的夜晚，港岛之间伸手要了钱才准他们上船的泛舟人。

平凡的生命在战火硝烟离乱人世中苟且偷生，有多少悄然死去了，从来没有名字。

影片里面，这些人作为模糊的背景色，同样在汪洋里载浮载沉，我只觉得，没有一个生命难以被理解，一眼看去都是可怜人，这些人相互支撑着，在承担他人生命的同时获得一些自己生存下去的动力，我看着端木一次次为萧红换医院，不离不弃，虽然明白他拘于时地无可奈何，却不能不为之动容。

或许为此，萧红才是值得记取的。

因为有她那样勇于突破的写作方式，赤裸裸地呈现出眼前看到的一切，她写生活，真实得几乎将整颗心挖出来送到你面前，她的笔下饥饿就是一副气息奄奄的垂死的模样，却不肯放弃最后的希冀，仍旧张望着，张望着，一边吞口水，一边张望。

这样的作品再多一些，我们对于世间人事的理解和体谅也会更多一点。

萧红的生命长短，相较于她的文字多少，是很惊人的比例。

动荡不安中，文字就是她的安身立命之所。

在日本，她写信给萧军说，这是我的黄金时代了。

是啊，平凡如我，也会突然如她所言，仿佛有警钟来到心上，在深夜里，清晨里，忽而灵魂清冽地醒来，觉得这日子真好，我经济无忧，有勉强维持的健康，有食物和书籍，何其自由富足，真是黄金时代。

“如果我有飞翔的翅膀，为什么还要脚呢？

”这是弗里达必须截肢的时候写的诗。

弗里达的飞翔在绘画里，而萧红则是在文字中。

黄金时代，要创作，将生活的一切都向创作献祭，这是属于创作者特有的本领，能帮助他们超脱于痛苦，至少，是暂时的超脱。

“太疲倦了，来拉着我的手，让我打个盹儿，这样我才能安心一点。

”萧红对骆宾基说。

在病中，得知端木一定要突围（大约是争取离开的意思），她脆弱地哭出来。

她一早知道自己活不长久（不知对萧军说的那句台词是不是有出处），而那时刻，想必是身心疲累到了极点。

“苦得很。

”鲁迅在与萧红聊天时谈及人生曾说道。

这两句话我都说过，很平常，看到仍禁不住为之一颤。

PS.关于电影中稍显精致的衣着，后来查证的过程中发现， 符合当时情形，是依据照片还原的。

萧红的的确确能做出漂亮衣服的。

真是一双巧手啊，她在西安和端木谈话时候的红帽子，是用萧军早年的破毡帽改的，在香港的旗袍，也是自己做的，那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