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箭穿心

一、引言2012年上映的电影《万箭穿心》，由武汉女作家方方的同名作品改编而来，由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教授王竞导演，金鸡奖、华表奖双料影后获得者颜丙燕扮演女主角李宝莉。

影片上映之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针对其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女性命运和女性主义的话题也多次被文艺评论者提及。

影片时间横跨二十多年，讲述了在上世纪90年代汉口市的一个普通妇女李宝莉二十年来的人生经历。

李宝莉为人泼辣，自从与丈夫马学武搬进单位分发的新房后，丈夫无法忍受妻子的强势，提出离婚。

李宝莉不同意离婚，并发现了马学武出轨的事实，一怒之下李宝莉向公安报警，揭露丈夫嫖娼，马学武因此从单位下岗。

从情人处得知这一切都是由李宝莉操纵的马学武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于是跳桥自尽。

李宝莉在丈夫自杀后决定承担起养家的重任，在汉正街做扁担[1]来维持家用，然而自己的辛苦付出却没能换得儿子小宝的体谅，在小宝高考结束的那天，母子二人多年压抑的关系终于爆发……自电影上映之后，对于影片的探讨多集中在女性主义这个领域中。

毫无疑问，李宝莉这个角色作为女主人公，她半生的命运成为了影片刻画的中心，她不仅与每一处戏剧冲突有关联，也是“万箭穿心”这个片名隐喻的客体，她的形象在小说的文本和电影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建构。

已经发表的影片评论认为影片“揭露了现代女性生存之痛的内在原因……反思女性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如何保持自我价值和尊严”（Li, 2012），作为一个泼辣、强势、硬派的妇女形象，她“自身的处世哲学造就了所谓‘万箭穿心’式的家变狂潮”（Liu & Huang, 2014），而李宝莉面对苦难仍能坚强面对“是一种现代女性新形象的启示”（Chen, 2013）。

在比较电影和小说二者的评论和导演王竞自身的访谈中，曾提及过原作者方方对于李宝莉人物形象的态度，“是一个比较‘高大’的任劳任怨的女性形象……基本采取了赞扬的态度”（Wang & Shen, personal interview, December 19, 2012），称赞她“纵是万箭穿心，也扛得住”（Liu & Huang, 2014）。

这些对李宝莉形象的探讨认为造成她悲剧命运的根源是她的性格，既令人对她心生同情又让人反思现代女性该如何在家庭中找到自己的尊严与位置，而她面对苦难生活的人生态度和任劳任怨的品质又令她受人钦佩。

这些评论从李宝莉这个角色本身出发，“从女性自身的角度来追问女性生存困境的缘由和成因”（Sun, 2015），悲剧纵然有其社会文化背景，但更多的是人物本身的性格和传统价值观之间的分歧所造成的，而面对婚姻失败、亲情破裂等一系列打击，女性选择了坚强面对、不向生活低头是值得称赞的。

这一价值取向被多位评论者所赞同，而张瑶（2013）提到了悲剧形成的原因除了是社会转型时期传统价值观念和新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不可调和之外，还有父权制对女权主义者所施行的“惩罚”。

这种父权观念的潜意识作用并没有被很多人注意到，而从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的角度看，《万箭穿心》尽管颠覆了传统女性柔弱的刻板印象（Sun, 2015），但仍未能把女性从一个被观看的客体中解放出来，李宝莉身上的女权特质为她招致的“万箭穿心”，实则是男权统治对女权力量崛起的恐惧。

这种恐惧在电影中以宿命论的形式呈现，将李宝莉的悲剧命运寄托于风水不好的新房中，一切都仿佛不可避免、无法脱离，这背后隐喻着的实际上是对男权统治正统地位的辩护，带有一种“君权神授”式不容置喙——如果僭越了这个秩序，就势必要接受来自它的惩罚。

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在《性政治》（1970）中把父权制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政治体制，而且“她进一步表明了父权制是人类压迫的首要形式，不铲除这一压迫，其他的压迫形式，如种族、政治或经济压迫都将继续发挥作用”（Thornham, 1997）。

在《万箭穿心》中，尽管我们并不能看到女性在就业、获得平等薪酬、掌握生育主动权等社会常见的女权主义议题中遭遇到明显不公正对待例子（李宝莉在影片中交代的她先于马学武下岗的事实，与当时中国时代背景有关，且丈夫随后下岗，不应当被看作是“女性就业歧视”的体现），但贯穿影片始终的，依然是父权制对当代妇女的期许和要求。

本文就将以此为出发点，重新探讨电影《万箭穿心》中，父权制是如何在一部女性为主角、阐述女性命运的电影中被建构起来并起到支配作用的。

重新分析导演和原作者对李宝莉人物形象的态度，提供解读本片的一个全新视角。

二、电影中性别话语的呈现1.两层叙事空间：矛盾的根源《万箭穿心》的故事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进行，国有企业开始大规模的改革，因此造就了一轮下岗热潮。

许多曾经拥有“铁饭碗”的工厂员工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单位”这层最为牢固的组织关系，重新回到社会中成为无业游民。

他们大多已经人到中年，难以重新学习一技之长，于是依靠个体经济实现再就业。

影片中的汉正街正是个体经济的聚集地，女主人公李宝莉下岗之后，在汉正街批发袜子，家庭变故之后又在汉正街做扁担。

对汉正街的展现成为了影片建构汉口城市空间的一个重要环节。

个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贫富阶级的初步分化，物质生活水平高低成为了划分人们等级阶层的新标准（Zhang, 2013）。

这个新的标准以资本为衡量的尺度，而权力则成为了附庸，旧的等级伦理秩序因此遭到挑战。

加之互联网开始逐渐普及，全球化的进度在中国大大加快，资本主义的价值伦理体系与中国传统的价值伦理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一种全新的价值标准正在酝酿形成。

独立经济能力增强的女性，提高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

影片展现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真空”阶段：传统道德维护家庭和谐的伦理规范已经失去效力，而新的男女平等、相互约定、彼此尊重的家庭伦理观念还没有建立（Zhang, 2013）。

李宝莉作为一个突破了传统意义上贤妻良母形象的女性角色，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当时“追求男女平等的家庭关系”的一种极致放大，她完全突破了夫权的控制，成为家中最威严的角色，她与马学武之间的关系，相较于传统夫妻之间的性别关系来说，完全是颠倒的。

影片着重展示了两个叙事空间，这两个空间既是故事发展的舞台和背景，它们又各自具有其文化意义上的隐喻，而这两重空间之间的矛盾，也是《万箭穿心》故事里矛盾的根源。

第一层空间是汉口市，它代表着社会中大规模的、普遍存在的价值取向，它背后承载的是传统的、父权制正统的意识形态，是男尊女卑、夫唱妇随的夫妻关系。

它通过一系列的角色来得到建构。

比如在搬家结束后，搬家工人对马学武说：“我们虽然下体力、干粗活，但屋里老婆咧，还是蛮贤惠，那过得比你舒服多了。

我看得出来，在外头啊，你大小也算个干部，但那有怎么样呢，你被这样一个女人罩一辈子，真的是蛮可怜。

” 这段对话使马学武重新反思他们的夫妻关系，是他提出离婚的契机，在电影和小说中均有重要的意义。

它建构出了外界与家中之间存在的女性地位的不同——搬家工人所代表的汉口市的大环境中，女性是“贤惠”的，满足了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标准，而马学武家中的李宝莉却不符合这个形象，这种不同造成了他心中的落差，让他对这段婚姻关系感到不满，直接地导致了他出轨。

第二层空间是新房内，它代表着全新的价值取向，它背后承载的是女权主义的精神，是对绝对男权统治的挑战和批判。

另一层面，它又代表着封闭的亲情“屏障”（Liu & Huang, 2014），是父子联手为李宝莉建立的“情感监狱”，它最终让李宝莉落得“万箭穿心”的下场——丈夫自杀、儿子要与自己断绝关系并将自己赶出家门。

在这个空间内，同时上演着女性努力对抗困境和对“女强人”最极致的惩罚。

按照刘川鄂与黄耀芳（2014）的观点，这层空间始终是由三个人建构出来的，前十年是李宝莉、马学武和小宝，后十年是李宝莉、小宝和婆婆。

十年前的马学武和十年后的小宝扮演了相同地位的角色，马学武提出离婚和小宝将她赶走都对李宝莉构成了威胁，这个威胁就是男权对女权主义的警告，如果女性不遵从男性的权威，他就会褫夺走“赋予”女性的身份、地位和财产。

第二层空间是复义的，它一方面与第一层空间暗合，另一方面又与第一层空间对立。

在对立的层面中，两个空间代表的价值观念是完全对立的、冲突的，这也是电影内在的根本张力，它讲述的就是一个男权和女权博弈的过程。

事实上，这种“一方强势、一方弱小”的家庭格局在电影中没有从根本得到改变，只是完成了一次角色互换，而这不禁让人思考：如果李宝莉恰好是一个温顺、贤良的妻子，这一切的悲剧是否还会发生，她的命运，又是否还是一样一波三折呢？

2.替代惩罚：父权制的根深蒂固（1）角度：绝对地位的暗示导演在电影一开始就用镜头的角度暧昧地暗示了他对男女地位的看法。

李宝莉和马学武第一次正面出场是在影片开头的搬家戏当中，这场戏里，李宝莉在楼下与搬家工人议价，而马学武则位于楼上，低头窥视着李宝莉，一个主观镜头在阳台边缘游离，俯拍到李宝莉气势汹汹的样子之后，又移了回去。

一个“男在上、女在下”的性别地位立刻被刻画了出来，象征着男性的权威凌驾在女性之上。

而这个“探出又缩回”的带着“窥视感”的镜头则带有更多的趣味：一方面，这可以被看作是男权对兴起的女权力量所投去的“不屑的一瞥”，俯拍的角度带来了地位上的压迫，而位置的游移又充满了唯心主义的含义——若是“我”不给予关注，“你”的力量于我而言也不存在；若是“我”给予关注，“我”的地位仍然凌驾于“你”之上，“你”只是一个被俯视的客体——这恰恰展现出了面对当前女权主义运动兴起，部分男权主义者所持有的态度。

而另一方面，“窥视”的含义在精神分析流派中能获得新的解读，正如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提到的：女性影像,作为(主动的)男性注视的(被动的)素材,使这一争论在表象结构方面又迈进了一步,它添加了父权秩序意识形态所要求的更深一层的东西,正是在其喜爱的电影形式――幻觉的叙事电影中,父权秩序的意识形态完全地实现了它自身。

讨论又再一次转到它的精神分析背景上:女性作为指称着阉割的表象,诱发了窥淫癖或是恋物癖机制,从而战胜了她的带来的威胁。

（1975:9）在这里，主观镜头的使用令摄像机本身替代观众完成了窥淫的过程。

弗洛伊德认为，女性既代表了欲望的快感，也代表了阉割的恐惧（fear of castration），穆尔维认为消除这种恐惧的方式就是“通过对有罪的对象进行贬值、惩罚、或是拯救(这一方法的典型例子是黑色影片)来实现平衡”（1975：6-7）。

而在《万箭穿心》当中，这一方式得到了充分的运用，李宝莉这个角色经历了一系列的惩罚，而她在从事了十年扁担工作之后青春容颜的不再，则是从男性角度对其进行的贬值。

带有角度的镜头不止一次的出现在影片当中。

马学武和周芬第一次同时出现时，镜头也是从楼上的马学武移动到楼下正在排练舞蹈的周芬身上；李宝莉的情人建建第一次出现时，也是站在汉正街的楼梯上，而李宝莉则是在地上向上仰视。

在新人物出场的关键时节，导演无一例外的选择了用有角度的镜头来展示两性之间的地位关系。

因此，尽管意在描绘女性的命运，电影仍然没有摆脱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支配。

（2）“夫死从子”：不存在的“父亲”与父权制的无处不在传统社会对女性提出了“三从四德”的标准：“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剥夺女性一生各个阶段的自主权。

在男权思维模式下，强势的女性往往不会被社会普遍接受和欢迎。

作为妻子、母亲，女性要温柔、勤劳、包容、大度、慈爱、持家，而李宝莉泼辣、强势、独断、言语粗鲁、刀子嘴豆腐心，这些形象都与传统道德对女性的要求不符。

在影片的前半段，可以明显看到李宝莉和儿子小宝之间的亲情裂缝是如何扩大的：李宝莉对马学武的严厉训斥引起小宝反感，她甚至曾利用小宝来作为维持婚姻的手段……这一系列亲情隔阂终于在马学武自杀后得到爆发，他哭喊着捶打李宝莉要她“还我爸爸”，他认定了是母亲的过错害死了父亲，并在此后十几年里将这个念头持续发酵，最终宣布要断绝母子关系。

一个旧的男权（马学武）的溃灭又迎来了一个新的男权（小宝）的建立，这种建立是通过什么实现的？

如果单纯的认为权力是在经济能力之上形成的就太过简单。

李宝莉纵使拥有了房产，最后仍未能改变自己被赶出家门的命运，因为婆婆和小宝所代表着的传统价值体系的力量才是压迫她的根源。

甚至李宝莉自己在面对现代法律和传统秩序两难境地时，她也倾向于对自己不利的传统秩序，放弃打官司而让出房产，保留已沦为空壳的“母子情义”。

小宝对母亲的仇恨程度已经超越了任何一种青春期叛逆，他在替父亲实施对母亲违背夫权的惩罚（Zhang, 2013）。

李宝莉既然没有完成“既嫁从夫”的使命，就由小宝来让她完成“夫死从子”。

正如前文中所论述的，在新屋这个叙事空间内，十年前的马学武和十年后的小宝承担了同样的功能，他们的存在都是要让李宝莉付出违背父权的代价。

他通过一次次摆上母亲不愿意看到的父亲照片，提醒母亲，她所犯下的是逾越性别等级秩序的滔天罪行。

他大度地包容了父亲的出轨，丝毫没有考虑父亲的行为是否给母亲带来了伤害，而他看到久已丧夫的母亲和她的情人同居却无法容忍，指责其“恶心”，“不要脸”，甚至大打出手。

（Zhang, 2013）导演王竞在访谈中讲到，方方在看完第一稿剧本之后唯一提出的一点修改意见，就是“儿子看到母亲和情人在一起的那场戏应该删除，对母亲的形象有一个伤害，是一个道德上的污点”（Wang & Shen, personal interview, December 19, 2012）。

可见原作方方期待的是一个所谓的没有“道德污点”的母亲形象，而这个形象恰恰也是男权话语所建构起的，对女性本身而言是一种束缚。

而导演最终选择保留这段戏，因为他认为“母子关系应该从多方面来探讨……母亲这个角色的价值观也不是完全让我认同的，有一部分女性‘自怜’的成分，一味地把她‘英雄化’，或是一味歌颂她作为女性的美德有些太单薄了” （Wang & Shen, personal interview, December 19, 2012）。

他认为李宝莉的形象在后半段十分“英雄化”，因为她一人承担起养家重任，体现了英雄式的女性美德，而与建建的这场戏其实是“反英雄化”的，让她的角色更丰满真实。

无论何种目的，他们都认为如果要保持一个完满的母亲的形象，被人发现她与情人相处在一起是不好的。

借用玛丽安·多恩（Mary Ann Doane）对影片《鲁莽时刻》（The Reckless Moment, Ophüls , 1949）的评论：“这部片的哀婉之处来自于：母爱变成了女性不可能拥有情欲的一个符号”（Doane 1987:94）。

女性身体的自主权再一次被潜在地剥夺，作为丧偶的女性，寻找新的感情依托竟成为了道德中的污点。

电影在改编小说的过程中，舍弃了“父亲”这个角色的存在，李宝莉和马学武的父亲均消失不见。

马学武的父亲在原著小说中承担的功能其实与其母亲相同，电影保留了其中一者，并弱化了婆婆和李宝莉之间的冲突，但婆婆本身所代表的传统女性迎合、服从并依附男权的形象并没有因此消解：她在影片中后段与小宝一起，对李宝莉实施着违背夫权的惩罚，并提出要李宝莉转移房产至小宝名下。

而李宝莉的父母两个角色在电影中全部消失，这样的处理在后文关于宿命论的阐释中将会进一步分析。

但不论如何，李宝莉和马学武的父亲的不在场、马学武自杀后小宝父亲的不在场，这些父亲的缺席并没有带来父权制的缺席，尽管父亲失去了具体的形象，但“父权制的阴魂一直游荡在这个家庭中，从未离去”（Zhang, 2013）。

这种处理让人联想到张艺谋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对“陈老爷”这个形象的刻画，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处，皆是将男性形象刻意隐藏，但又无处不在透露着父权制对于女性角色的控制。

因此，一个缺乏男性角色的电影也是可以被父权制思想所完全支配的，女性角色在很多时候也被建构成了父权制的支持者，践行并维护着这一契约，甚至代替男性角色去惩罚越轨者。

3.“万箭穿心”：女性悲剧的宿命论小说中，李宝莉的父亲和母亲都在情节中承担了一定的功能：李宝莉的父亲在小说的开端处参观完新房后，告诉李宝莉这里的风水是“万箭穿心”，住进去会“没得一个好结果”；李宝莉的母亲是李宝莉最钦佩的人，她勤劳要强，但在李宝莉生活最艰难的时刻教育她要“忍”。

在电影中，李宝莉父亲和母亲的角色全部消失，只由李宝莉自己提到了母亲很早过世，而提出“万箭穿心风水说”的人也从父亲变成了闺蜜万小景，时序也从小说中的开头移到了马学武去世后，在电影时长近一半的位置。

小说中的母亲所代表的是遵循传统秩序的女性形象，她缺乏文化，但明白要“依顺”才能熬过生活的苦难。

她告诫李宝莉要“忍”，直接促使了李宝莉人物形象的转变——从一个跋扈、强势的女性，变成吃苦耐劳、无怨无悔、心甘情愿忍受悲剧命运的人。

电影中去掉这个角色后，李宝莉的人物转变变成了一种“自觉”的行为，没有了母亲所代表的传统秩序对她的要求和指点，她完全自发决定去承担起照顾婆婆和小宝的重任。

这种自发被一些影评解读为“传统女性美德的继承与发扬是李宝莉获得超越自我力量的根本”（Li,2012），“在苦难中获得破茧和救赎，并以这种方式升华了自己的命运”（Sun, 2015），认为李宝莉践行这种美德就已经是一种救赎，实现了一个母亲的价值；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李宝莉获得救赎的方式依靠的是平等性别关系的重建（Zhang, 2013），是建建这个角色带来的强势男权和强势女权所达成的某种平衡，实现了在性别力量上平等沟通。

然而，第一种读解显然将传统女性美德认为是每个女性都具有的品质，这些品质会在某些时刻被唤醒。

电影中，因为母亲角色的缺失，“继承”环节就不复存在，那么李宝莉身上的传统女性美德又是从何而来呢？

只能被认为是女性与生俱来的或者是在社会中潜移默化习得的，这些无一例外都体现了影片背后男权话语的支配：即使如李宝莉这样的带有明显女权特质的角色，都不可避免的要自发具有传统女性的美德，甚至要依靠传统美德才能实现自我命运的救赎。

也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中所讲到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

生物、心理或经济命运都不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上的形象，正是作为整体的文明导致了这种造物，处于男性和太监之间的中间物，这种造物被描述为女性。

只有他人的干预才能把一个个的人建造为他者。

（1988:295）第二种解读将建建这个角色看作是结束对李宝莉惩罚程式的关键，因为他与李宝莉的相处遵循了一种平等的、相敬如宾的秩序，由李宝莉打破了男女权势地位的平衡之后，再由建建将这种平衡重建。

在这段关系中，李宝莉赔钱给建建的情节显得至关重要，张瑶（2013）认为，“赔钱的行为表示出李宝莉对建建黑社会身份地位的畏惧，却也无形中将两人的亲密关系拉远……假意将两人的关系划定为利益交换，这使李宝莉伤心欲绝，她显然要求感情的对等”，而建建接受了这种感情对等。

但实际上，电影较小说对李宝莉和建建二人的感情发展有着完全不同的处理：小说中，建建经营着酒吧，收入高，处于同万小景一样的社会阶级，在最后，李宝莉被赶出家门，直接奔赴了何嫂子的棚屋，自己又重新开始了工作，留下建建和万小景在汉正街寻找她；而电影中，建建出狱之后仍是地痞形象，用一辆二手车重新做起物流生意，李宝莉与建建吵架之后，被小宝赶出家门，而建建则“恰好”出现在她家楼下，与李宝莉和好，并接上李宝莉一起离开。

在结尾的处理上，电影中建建的形象在最后如同某种“救世主”，给了无处可去的李宝莉一个归宿，象征着被惩罚的女权主义者最终还是要回归传统女性形象，并需要男权社会的接纳才能获得一个新的立足之地，没有其他的选择。

因此，李宝莉的救赎真的是依靠平等的性别关系重建的吗？

事实上，她是依靠重新被男性角色接纳来实现救赎的，她从妻子到母亲又重新回到某人的妻子，她的身份认同始终不能脱离男性角色而独立存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电影中的女性角色的命运有着宿命论式的意味。

首先，“万箭穿心”的隐喻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暗示，它存在的功能正如同《红楼梦》中对金陵十二钗的判词，人物的命运都无法脱离它的预先设置，李宝莉与“万箭穿心风水说”之间也构成了这种关系，她的命运早已注定。

其次，不论男性角色的存在、消失与更替，李宝莉始终没能摆脱被动的地位，从马学武、小宝到建建，她只能被抛弃或者被选择，从未能真正意义上掌握自己的命运。

最后，李宝莉没有“获得救赎”的方式，不论是按照传统女性美德的要求顺从儿子、还是在结尾重新回到建建身边，她都背叛了自己身上女权主义的特质，选择归顺于男权的控制。

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注定的悲剧。

三、结语本文重新回顾了对电影《万箭穿心》已有的研究，对电影中的性别话语做了新的分析，认为《万箭穿心》虽然塑造了一个带有女权主义色彩的女性角色，但却是在男权话语下对女权主义者进行了建构。

《万箭穿心》本身的悲剧事实上是一系列的惩罚，对李宝莉这个人物形象僭越男权统治秩序的惩罚。

她个性强势，颠覆了传统家庭中男女的性别地位，使得丈夫在失衡的男女关系中找不到理想的位置，于是出轨在另一段两性关系中寻找平衡。

李宝莉发现之后，决定对他实施报复，并以此为把柄将他留在身边，导致马学武最终自杀身亡。

在他死亡之后，儿子小宝替代父亲成为了家中新的男权力量，对李宝莉开始惩罚，首先要求她以传统女性的标准完成她的使命，在这个过程中她的形象也被贬值，最终她被赶出家门，得不到任何承认。

直到被建建所代表的新的男权力量所接纳，才有生存的空间。

可以看到，尽管当代中国的现实主义题材有了关注女性身份、女性命运和女性力量的意识和敏感，但不论是方方的原著还是王竞所改编的电影，在根源上仍旧没能摆脱从男权的角度去建构整个故事。

事实上，《万箭穿心》宣传的并不是所谓的“当代女性的生存之道”，因为李宝莉这个角色被称赞和被钦佩的地方在于她恪守了传统道德对她的要求，并坚忍地将其发挥至极致——她因为独立和强势而备受惩罚，却又因为勤劳、慈爱、不知疲倦的付出得到了称赞，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

尽管如此，仍不能否认《万箭穿心》是近年来国产电影的佳作，不论是完整和成功小说改编、导演精准流畅的视听语言运用还是颜丙燕贡献的一流的表演，都值得作为一个故事片的范本来进行分析和研究。

但是，进行一部女性主义电影的研究，“需要从更根源处反思，要摆脱对电影的迷恋认同，看到电影文本背后的运作机制，瓦解电影工业对女性创造力的压制和银幕上对女性形象的剥夺”（Feng, 2007）。

认清摄像机背后的性别话语是如何运作的，才能更本源地了解当前银幕中的性别形象是如何被建构的。

而对于电影工作者来说，如何能拍出一部真正展现新女性形象、新伦理道德、新社会秩序的电影作品，仍有很多反思的空间。

参考文献[1]. de Beauvoir, Simone 1988(1949): The second sex. London: Pan Books.[2]. Doane, Mary Ann 1987: The desire to desire: the woman’s film of the 1940s. Basingstoke and London: Macmillan.[3]. Millett, Kate 1977(1970): Sexual politics. London: Virago.[4]. Thornham, Sue. 艾晓明, 宋素凤和冯芃芃译. (2007): 激情的疏离: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导论. (1997).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5]. 陈维维.(2013). 论方方《万箭穿心》中的女性形象. 大众文艺. 2013年第09期.[6]. 方方. (2007). 万箭穿心. 北京文学. 2007年第05期.[7]. 刘川鄂, 黄耀芳. (2014). 《万箭穿心》：小说与电影. 扬子江评论. 2014年第3期.[8]. 李静.(2012). 世俗环境中的痛楚阴影与美丽光芒——影片《万箭穿心》的女性主义阐释. 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学报. 2012年第06期.[9]. 沈祎. (2012年12月19日). 《万箭穿心》王竞的访谈. 迷影网. 2017年1月7日引自http://cinephilia.net/?p=16214[10]. 孙淑鸿. (2015). 电影《万箭穿心》的女性形象解析. 电影文学. 2015年第11期.[11]. 张瑶. (2013). 社会的文化转型与人物的“万箭穿心”——电影《万箭穿心》的文化考量.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13年第01期. [1] 扁担：武汉话。

专门在汉正街用一根扁担替人挑货的人，俗称“扁担”。

弹幕上说，这个女人哪里都好，就是嘴上发发牢骚，她做错了什么。

正如电影的名字“万箭穿心”一样，李宝莉的搬进了“万箭穿心”的房子，经历了万箭穿心的命运——从搬进房子的第一天，相继发生了丈夫提出离婚，丈夫出轨，丈夫自杀，挑担为生，儿子仇恨，被儿子逐出家门等任何一件都如同刺进骨髓的银针，让人生不如死的事情，都扎在了她一个人的身上。

李宝莉这个女人很伟大，她像中国传统母亲一样，为了自己家庭的生存资源斤斤计较，为了孩子的未来甘愿像不会停转的机器，像不顾及尊严的奴隶。

从她成为妻子，成为母亲的那一天起，她就放弃了风花雪月的浪漫，也放弃了追求美的权利，像生活中大多数的母亲一样，一心一意地扑在柴米油盐上。

她也有厌倦的时候，她也时常絮絮叨叨，厌世焦虑，抱怨丈夫的不争气，抱怨儿子的不理解。

她太像我们的母亲了，你甚至会对她的经历感同身受，对她的不幸一样痛心。

对于在为人妻、为人母方面，中国传统女性自我牺牲的伟大，我们不会有任何争议。

然而，纵观李宝莉万箭穿心的苦难人生，她本人真的是绝对的无辜者吗？

以下言论，都建立在对李宝莉人格伟大的深深认同的前提下，不针对女性、妻子、母亲中任何一个角色。

在我看来，李宝莉的毒舌与万箭穿心的命运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当她心有不甘嫁给了来自乡下的男人，她的貌美如花，她的万千追随，都埋葬在了这场婚姻里。

她的丈夫，一边享受着她撕破脸皮，斤斤计较为这个家庭争取来的生存资源；却又一边对她厌弃，她成了丢失万种风情的泼妇，大字不识的白丁。

他是乡下来的，他挣再多钱，读再多数，他再懂得风花雪月的浪漫情调，娶了我这样一枝万人追求的独秀，也是他高攀了我。

这是李宝莉最后的骄傲。

她越害怕被厌弃，就越想抓的更牢固。

她对丈夫呼来喝去，她口无忌言地展现自己的高姿态。

最终，丈夫还是提出了离婚。

她觉得好笑，原因竟是丈夫因为她的强势被搬家工人奚落。

她知道这只是导火索，她执拗的也认为，这就是根本原因。

她去抓丈夫出轨，用了最聪明的办法，借此机会，把自己塑造成了深明大义，牺牲小我的贤妻良母。

可谓把她女强人的智慧展现的淋漓尽致，想守护家庭嘛，只要你聪明一点就好。

至此，她又占据了道德的高点。

在婚姻这场博弈中，她又赢了一把。

目前的局势来看，丈夫不过是一个从乡下来的土老帽，却娶了她这样一枝花；丈夫对家庭不忠还丢掉了官衔，却得到了她的原谅。

她于他，是赢得彻彻底底。

她本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可是却并没有就此停手。

她咄咄逼人，辛辣的，刺人的，她都说了，还借他的母亲羞辱他，真是解了气。

故事进展到这里，就即将发展到丈夫不甘屈辱跳河自杀的情节了。

至此，无关电影整体情节，单就恶语伤人与含羞自尽的因果关联（本电影中李宝莉的言语羞辱并不一定是导致丈夫自杀的根本原因，但一定存在较大因果关联），我想起了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故事。

我的一个远方表姑可谓声名狼藉。

其实她这一生想起他母亲一样含辛茹苦，任劳任怨，将生活的沟壑硬生生转移到脸上，化作几句牢骚。

她只是得理不饶人，擅长辛辣的撒泼，只要她占理，那么你祖上十八代都是错的。

因为其口舌过于锋利，人称“插板嘴”（方言里的插板是一种削萝卜的工具，极其锋利，类似于“刀子嘴”）表姑的故事发生于，表姐生孩子的当天。

那天的医院，聚集了两家亲人，都在焦虑地等待着表姐的生产。

表姐从小体弱，虽然难产，但最终也还是渡过难关。

也许，这经历了波折的故事，看起来没有那么圆满。

也许伤心的事情也会让人想起不愉快的事情。

总之，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让两家人发生了口角之争。

表姑其人，不少人都见识过，故而在场的家人都极力劝阻。

但是，最终纷争依旧愈演愈烈，表姑果然“不负众望”地占据了道德高点，从公婆家对两个儿媳妇的不公正，到女儿受到的差别对待，再到女婿得不到公婆偏爱还要向老丈人寻求资助，一桩一件，条理清晰，附带祖宗十八代吐到了亲家公的脸上。

本以为是一场难以调和的骂战，实际却更糟糕。

表姐的公公一气之下，跳了楼，当场身亡。

也许表姐的公公跳楼，根本原因并不是表姑的咄咄逼人。

可是，当你突然遭受一时无法承受的恶言，你要如何应对，会如何冲动都是无法预测的。

表姑也并不曾想，自己会用语言杀死一个人。

虽然人常说，她也只是刀子嘴豆腐心啊。

然而，也有“恶语伤人六月寒”的道理不是吗？

使李宝莉的丈夫负气自杀的，可能是爱情的幻灭，是事业的落寞，是被捉奸的羞耻，亦或是集中原因的结合。

但是李宝莉一以贯之尖酸刻薄的讽刺，想必也是夫妻感情淡漠的原因之一吧。

李宝莉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女人，但是，单靠片面的伟大并不能经营好爱情，相处之道也许修行吧。

咄咄逼人也许是你收到生活压迫之后，一个反抗的武器。

言论自由是权利。

咄咄逼人不犯法是事实。

咄咄逼人一定程度上会让人含羞自杀是事实。

你可以行驶咄咄逼人的反抗权利，但同时，你也要准备承受一切伤害的后果。

没有人可以剥夺你的权利，也没有人会替你承担后果。

三思而后行。

就像女性穿衣自由。

没有人有权利决定你穿什么，也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去评价你的外形，你的审美。

但是，太美的女人会吸引野兽。

你爱美大家支持你，哪怕你受到禽兽的伤害，大家也会去道德上和法律上支持你，但是伤害已经形成无法弥补了。

你有权行使权利，但是你要记住，无论你愿不愿意，后果都会成为客观事实。

所以，我会经常劝我的妹妹，不要穿着太暴露。

并不是因为，我在限制她的穿衣自由，而是社会的黑暗使我们不得不保护好自己。

你有花枝招展的权利，你可以行使；色狼有不伤害你的义务，他偏偏选择了不履行。

回归话题，刀子嘴是你的权利，刺到别人就是你的罪恶。

看电影最重要的是个人的真实感觉，无论别人怎么说，自己是骗不了自己的。

如果你确实被某件作品感动激励，那它就是优秀的，如果你内心深处并不喜欢它，也不必太在意别人是不是都在说好。

看完电影后，我去把原著小说看了，小说不长，6万字左右。

从写实性的角度来讲，小说和电影都做得非常好，这会成为很多人被它感动的原因。

技术出色又不显做作，台词自然质朴，尤其是表演非常逼真且富有感染力。

和很多逻辑不通，随意扭曲现实的作品相比，这部电影具有毫无疑问的优势。

但扪心自问，我在看这部电影或者小说的时候，感觉更多的是压抑与不快。

仔细考虑了很长时间，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故事本身。

要是你看电影的时候觉得非常好，便很难认同我后面要说的内容，但如果有人和我一样，觉得这部电影虽然真实但又让人看得不那么舒服，对剧中人物更多的是同情而非感动，或许我后面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索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故事对生活做了极其真实的还原，但个人不满意的就在这个地方，它做了太多刻画而缺乏挖掘与解释。

作者把生活画面原封不动地呈现出来，而少有合理的延伸，不知道是不是等着观众自己去发掘其中的问题，它太接近生活以至于很难说高于生活。

这要部分归结于剧中冲突的设定，几乎就是日常生活级别，是市民自己可以感受到的。

对于情节的发展，观众能够猜到大致趋势，所有的表演感觉更像是在复述观众脑海中的故事，看完了会让人觉得非常真实贴切，但如果没有更加强烈的戏剧冲突，没有更加深入的对话，就很难产生对生活更为深刻的见地。

这些生活中的惨状，大家不会不知道，故事所能带给人的启迪，恐怕不会超过观众平时已有的见解。

可能我的观点有点苛刻，不过考虑到下面这几个问题，为什么李宝莉和马学武的婚姻会是那个样子，李宝莉捉奸在床之后的内心矛盾，李宝莉丈母娘失子之后的心理等等，如果观众有答案，也主要源于自己平时的理解。

懂的人以前便有体会，不懂的人看了电影也难有突破，就在于这些矛盾表现出来时都不过它们平时的样子。

举个例子，李宝莉的儿子那么恨她，我就希望看到母亲去跟儿子交流，等到母亲把自己的苦衷真正表达出来时，我相信观众都会期待儿子的反应——面对母亲理由充足的解释和内心常年累积的愤恨还有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儿子是反思自己的行为还是为自己辩护。

是的，像片中那样，儿子不给母亲解释的机会，母亲也不申辩，也许更贴近生活中的情况，但这样处理就没法对母亲报警这个行为进行探讨了。

难道母亲报警的是非对错不值得讨论？

在我看来，原著小说中对于可能出现的更深一层的讨论和冲突，大多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虽然主人公是个没受教育的下岗女工，但任何人都能用自己的方式把苦衷说出来并与别人形成辩论不是么？

电影本身的选材可能也是一种限制。

虽然对原著小说的很多情节进行了删改，选取了其中的主要矛盾，但要呈现的问题依然太多了，以至于对这些问题只能罗列而无法解剖，就像剧情简介里面说的，“本片讲述了李宝莉跌宕起伏的一生”，却很难帮助观众去理解生活中悲剧的根本缘由。

不妨仔细想一想马学武的死到底是谁的错，因为这是故事的核心冲突之一。

重新理一下这个角色的发展路线，大致如下：李宝莉在生活中瞧不起他并总与其吵架导致他生活的压抑，升职搬家使他有底气反抗，反抗的手段是提出离婚并且有婚外情，因老婆报警而被警察捉奸，在工厂被人耻笑，由于这个问题而下岗，与小三谈话得知是个女的报警，自己追查发现是老婆报的警，跳桥自杀。

整个过程基本上合情合理，不过我认为马学武和小三被捉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有人陷害他们，要调查就一开始调查去了，而不会等到马学武要下岗了跑去和小三谈话得知是个女的才想到是自己的老婆，这里将下岗与查证放在一个时间点上略显刻意，因为情节上李宝莉需要一个为自己解脱罪责的理由。

对于一个连续事件造成的悲剧，一般是往前追溯，这里很有理由把问题归结到李和马的婚姻上去。

电影中李宝莉和她的闺蜜万小景在厨房的那段对白是为数不多的触及核心的谈话，李宝莉说自己当年那么漂亮却嫁给了马学武那个“乡里人”，万小景说就是因为她这样想才抓不住马学武，李否认是自己的问题而怪罪于男人心花，万说那也是李自己逼的。

这里隐隐显现了时代背景下，外来人口涌入与本地市民的心态问题，以及普遍存在的婚姻结合特征。

这里借万小景之口批评了本地市民对外地人口的歧视，这种歧视及不正当的优越感导致了马内心的愤恨与报复。

当李否认自己的错误并且推卸责任时，谈话到此结束。

这一段写得演得都很好，问题就在这样激烈却又合理的争辩中逐渐显现。

尽管马的出轨本身毋庸置疑是错误的，但更值得探讨的应该是什么东西导致了人的罪责，毕竟人内心很多难以消除的恶若不是社会环境的刺激与推动是不会显露出来的。

不过，上面这样的对话在电影中并不多见。

很多矛盾都值得认真审视，却只是作为简单的情节给带过去了。

马学武因为这件事而下岗，很符合现实，但是合理吗？

厂长说这种事情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被警察抓到，这不是很讽刺吗？

自己偷情被抓到而丢脸，自己为伤害老婆而愧疚，发现是老婆报警而绝望，哪一个对他的打击最大——第二个很可能是现实里对马来说伤害最小的，但这难道不是又一个讽刺？

李宝莉对于自己尊严与家庭现实的艰难选择是不是该被马学武好好考虑？

探讨这些问题就是在探讨谁造成了马学武的死，也就更深刻地反映了李宝莉的悲。

但电影和原著小说少有冲突和争论来展开这些问题，大多只是对生活的复刻，它把生活的悲剧尽可能真实地描绘了一遍，然后等着观众自己去反思。

剖析这些问题很困难，需要极其精巧的设计，但观众总是更期待作者启发自己去探寻矛盾的根由，而不仅仅是在大屏幕上重现生活矛盾。

这就是个人认为这个故事不够好的一个重要原因，电影同小说一样，展现了很多问题却又没法引导观众更深刻地理解这些问题，导致大家看得时候觉得有话却说不出，满心的抑郁不知导向何处。

再一个可能让人不太舒服的地方是故事的正面力量太弱。

这个正面力量肯定不是胡编人物的幸福生活，它应该来自于通过对人物内心的挖掘而显现的人性光辉，和对事物的探讨所流露的人文关怀。

这一点与之前说的电影冲突太生活化也有联系，人物虽然真实可信，但是不将他们放在两难抉择下进行考验，就无法揭示人物内心不可磨灭的正义感。

所有人做的都不过是生活中可以预料到的事，给人的感觉便是 “啊，这些就是武汉人”，窃以为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是这样“看，这些武汉人身上展现的不正是人类身上最美好的品质吗？

”或许，这也是国内很多文艺作品多少显得有些狭隘的原因，他们期望展现特定人群身上的特殊品质，而不是人类所共有的美好。

以主人公李宝莉为例，她的几个关键举动，报警抓夫，忍辱负重反映的是社会底层人物的艰难和坚强，但都没有足够的正面力量。

因为她别无选择，所以她体现出来的更多是面对困苦时的迫不得已。

尽管我们佩服她，但也不得不承认，在那样的情况下，大部分人都会做出类似的选择。

比如说挑扁担，几乎所有人在那时都会去找份工作，不是挑扁担也会是别的，而无论这个人原本具有怎么样的性格。

谈到报警这个更加关键的环节，她当时如果不这样做，也只有把门砸开，或者忍住然后回家大吵等几个不多的选择，而不管是哪一种，她的婚姻都会破裂，即使马学武不死，她之后的生活也很难好到哪去，只不过可能没那么悲惨而已，但生活的实质是不可能改变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李宝莉无论做出哪个选择对于生活都不会有太大影响。

这个故事呈现的就是一个被生活折磨的人物形象，而人物本身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和施展空间，如同一个牵线木偶，尽管这个木偶很顽强。

观众看到得更多的是生活投在一个人身上的反射，而不是人内在品质的主动抗争，相比之下往往后者更值得去表达和颂扬。

造成故事缺乏正面力量的另一个因素在于没有通过深入探讨事件来表明积极向上的观点。

最明显的就是马学武的死这个问题，剧中人物包括李宝莉自己都认为她报警的行为是要负部分责任的，这很符合现实。

但如果我们以更为开明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李宝莉不想亲眼看见丈夫偷情，自己又忍受不了这口气，同时还考虑到离婚的一系列后果，她选择报警实是迫不得已，值得同情。

如果社会不能接受她的行为，那一定是社会的错误，而不是她的错误。

故事作者从头至尾都在说明这个矛盾的真实性，但根本没有摆明态度来批判这个事件。

可能很多观众也像剧中人物一样，认为李宝莉的报警确有不可取之处。

不过我坚决认为，这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陷，尤其是她儿子把这看作是母亲害死了父亲的理由。

观众觉得儿子这个角色不可信或者说令人讨厌，可能考虑更多的是母亲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如此付出儿子却不为所动实在说不过去。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儿子那句“你这个阴险的人，是你害死了爸爸，爸爸跳江是因为她的老婆让他出尽洋相，丢尽脸面”是个多么荒唐多么愚昧的理由，这背后是长久以来积习的严重的男女不平等，是一个需要被消灭掉的落后观念。

可是电影到最后也没有表明对这种“妻子让丈夫在外丢脸”的观点的指责。

万小景叮嘱她报警的事不能说出去，这个不能说出去的理由合理吗？

儿子为报警而恨她一辈子，这种恨是不是完全忽视了对母亲的理解？

李宝莉自己也可能会认为报警不对，但这又不对在哪里？

一个女人在那种情况下还能怎么办？

马学武自杀是因为老婆报警这个表面原因还是因为社会陈腐观点的影响？

剧中没有一个人物在这件事上能清楚地给予李宝莉以同情，最后与儿子的争吵也以儿子的愤怒告终，借用原著小说对最后争吵的描述“李宝莉突然知道，人生原来是有报应的。

”或许，作者从来就没想着要对这种观念进行批判，便让主人公以这种真实却又低级的想法结束争论。

这样的事情看起来是如此贴近生活，以至于让人忽略了它是多么的不合理。

讽刺的是剧中对于儿子成为高考状元的这一设定。

即使观众没有意识到儿子的仇恨是如此愚昧，也会因为他完全不体谅母亲而讨厌这个角色，故事在无意间形成了对以武汉为象征的中国教育的嘲弄。

电影采用了小说的原名《万箭穿心》，英文名叫做Fengshui（风水）。

故事中多次提到这段迷信解释，但理智的人肯定不应把李宝莉的人生悲剧归结到这些东西上去，电影要传播现代人文精神，就有责任对于这类观点给予明确否定，而不是模模糊糊地处理。

李宝莉面对苦难与不公时的坚韧顽强让人感动，但她的无助又看得人揪心，最后还得恐惧于万箭穿心这样的解释，观众自然看不到希望。

而希望在哪里呢？

它应该来源于对社会矛盾的理性认识，以及人物内心永远不会被环境所左右的美好品质。

写得有点多，以至于有些内容我自己都不能百分之百地被说服。

不过，如文章开头所承认的那样，我写这些主要是为了向自己解释为什么这个故事会让人有不快之感。

也即是说，我不喜欢这个故事才刻意寻找自己不喜欢的原因。

听起来有点滑稽，但评论也许本该如此，不过是观众为了自己的主观感受所寻求的主观解释罢了。

《万箭穿心》由北京今典影业出品的一部现实题材的电影，由王竞执导，颜丙燕、焦刚、李现、赵倩、陈刚等人主演。

本片正是讲述颜丙燕所饰演的“女扁担”李宝莉跌宕起伏的一生，道尽了生活的温暖、苦痛与无奈。

影片于2012年11月16日全国公映并获得第15届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等奖项。

这是一部神奇的电影。

没有什么大明星也不是什么高成本大制作，基本没什么票房。

但是拍摄手法、摄影、演员特别好。

影片讲述的是一个有文化懦弱的男人和一个没文化“作死”的漂亮女人婚变的故事。

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上，温柔的男人出轨，活泼的女人变成泼妇。

片中的女主真实地似乎让我们觉得她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三大姑七大婆，她们有一张大大咧咧的贱嘴，开口就冷嘲热讽，但是内心不屈她们也很苦。

惩罚挖苦别人是总是很痛快，但是生活会让你付出代价的，那才是万箭穿心。

一个男人不爱一个女人的时候，不管她做什么都是错的。

人啊，放过他人也放过自己吧。

什么叫“万箭穿心”？

形容一个人极度悲伤，叫“万箭穿心”。

女主角李宝莉正经历了一场“万箭穿心”的心路历程。

她为什么“万箭穿心”？

是因为她的所作所为太违背情理了，太伤人心了。

作为一个女人，她应该是一个贤惠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孝顺的儿媳。

可是她既不贤惠，又不慈爱，更不孝顺。

她自以为是，自我感觉良好，不由自主将丈夫，孩子，婆婆推到了对立面，把自己自置身于非常孤立凄凉的境地，一股寒流从心中穿过，犹如“万箭穿心”般地悲哀，痛苦，迷茫。

这种心灵悲剧是怎样产生的？

我们从李宝莉的身上能够找到时代的痕迹。

故事发生在90年代，“文革”才刚刚过去。

动乱的岁月，推崇的是“飒爽英姿五尺枪”“不爱红妆爱武装”，女性以温柔为耻，以粗俗为荣，到处是女战士铁姑娘。

狂妄自大，唯我独尊，主观片面，自我感觉良好。

按照李宝莉的说法是：“谈感情太伤残了”，“你越说我，我越光芒万丈！

”自我膨胀，忘乎所以。

在一个没有温情，没有交流，没有沟通的家庭，能有幸福么？

于是，丈夫不堪重压离开人世，儿子为此而怨恨她，与婆婆一起疏远她。

这就是“万箭穿心”的由来。

“文革”不仅破坏了生产力，毁灭了文化。

而且侵蚀了人们的灵魂，使人异化成“人性缺失的人”。

沉痛的现实迫使李宝莉反省，她放下了怨恨，为了维持生计，供儿子上学，她去市场当“女扁担”开始了新生活。

如果你认真观察，在现实生活中，李宝莉那样的女人绝对不是个案，清除“文革”的遗毒任重道远。

她们给人的教训是：无论男人女人，一定不要自我膨胀，一定要放下架子，沉下心来，使“人性回归”，恢复人性中那些美好的东西，那么，你才不会“万箭穿心”，从而获得真正的幸福！

万箭穿心过誉了，要栽就栽在人物塑造和叙事安排上，说白了就是导演估计没有真正读懂《万箭穿心》这本小说的核心内涵。

《万箭穿心》的核心是什么？

是风水还是一个女人的艰难奋斗史？

其实都不是。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小说,那我想先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李宝莉在本片一个小时以后的戏段里面几乎没有发过脾气，几乎成了个圣女样？

——谁吼她她都不接招，见谁都热情笑嘻嘻的。

如果只是看电影的话，我想这个答案是无解的。

而在小说里面，这一点几乎成了这本薄薄小说的核心。

一个字“忍”，说再多一点，就是“还债”。

在小说中，马学武跳江自杀以后，李宝莉的妈妈只给了李宝莉一个字：忍。

自后才有李宝莉贴心贴肺照顾一家老小的故事。

在开始的时候李宝莉忍的内心并不平静，她说：“除了忍，又还有哪个字对我更有用呢？

”而屋里一家老小一家亲独独把她排斥在外她又发问：“要我怎么忍？

” 店铺老板又告诉她：“有些人生来就是还债的，怄气想不开就会欠的更多。

”才有了李宝莉后来的解脱：我不就是还债么？

我还了就算了。

而在电影里，这些小的细节全都缺失了，在最后李宝莉搬家的时候还说：“我最对不起的就是小宝，他那小就没有了爸爸，我也没时间照顾他，我回来的时候就在想，别家的娃娃都疯啊笑啊，他心里就像是压了个石头，不像个伢。

他如果能够像别的孩子一样高高兴兴，叫我做什么都可得啊。

其实他要就紧他拿去，我哪个都不欠了。

” 这个“欠”用在这里就好像说气话一样没有分量。

小说中小宝与李宝莉吵完架她暗自神伤的时候对自己说的是“人生是有报应的。

”这才有了后面李宝莉的解脱。

电影仿佛把这样一个女性角色塑造的极有母性光芒：孩子怎么样她都算了，只要他高兴，就行了。

这样显然是说不通的。

人都是有脾气的，宝莉这种骨子里面都像泼过辣椒水一样的人更是有脾气。

所以叙事必须要讲出个因果来。

你不给她一个改变的信条，仅仅是让她的行为上作出改变会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电影的前一个小时李宝莉做尽了“坏事”，但后一个小时又做尽了“好事”（坏事都让人家做了。

）这种两极分化的安排实在是让人觉尽了假。

小说起码还知道写些她进茶馆吵得周围人头昏的行为，让人微微生恶。

电影里就让这女人软的像一只小绵羊，童话估计都不敢这样写。

实在是让人揣摩不透的。

与小说差别最大的人物塑造大概就是小宝的奶奶（原作里面还有一个爷爷），小说里的两位老人恨李宝莉是入了骨，而电影里的奶奶却好像还有几些人情味儿。

小宝的绝情不带一点迷茫和疑惑的成分，这就说明显然被“洗过脑”。

我也生在单亲家庭，但是只有我妈带我。

我妈脾气跟李宝莉差不多，都是得理不饶人的主，这些年来她的歇斯底里常常让我睡不着觉（还没出来读书的时候），但是母亲的努力我看在眼里。

一面她精神性发作对我深深造成折磨的时候我真的没办法不厌恶这个女人，她的伟大也让我知道我对她的爱是不能打折扣的。

往往这种爱呀恨呀是摇摆的，被暴打的时候心里恨死了她，但是好歹也有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时候。

影评人木卫二提到的小说《家变》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家变》主要内容也是儿子对父亲从爱到恨到忘的一个过程。

小说的高潮是儿子对孝道的批判：父亲骗人、欺负下等人、穷的没了骨气、懦弱怕事、一副穷酸样……用词之狠使得在小说刚刚面世的时候遭受到了狼虎一般的批判。

但是在孝道的批判之后又是儿子自己的反思：是不是对父亲太过分了一点，他挺可怜的，我还是要对他好一点。

人心是肉长的，好歹都受着社会伦理的桎梏，很难想象有谁能爱的毫无保留亦或者是恨的毫无余地，而小宝对母亲的恨被表现得没有余地，这就必须是后天教育的结果。

那么，还有人味儿，懂得体谅的奶奶貌似是没法子教出恨妈恨到骨子里面的小孩的。

小说里两老人带着头的孤立宝莉，孩子长大只跟爷奶亲也是有点道理的。

然而小说也不是滴水不漏，小宝在哭诉的时候引了爷爷的话说原来觉得是爸爸对不起小宝，自己下岗不行了就跳江。

如果爷爷奶奶真信这一点，定不会这样惨薄的对待宝莉。

不过，无论电影还是小说都没做好的一点就是对“狗改不了吃屎”这个道理的深刻领悟。

无论李宝莉想的怎么样开，她那种市井的，令人厌恶的小家子气都不应该缺了断了。

前面她知道跟服务员叫骂十八块的茶水，后面也该知道做事情斤斤计较。

凡事都该有个连续性，不能好的东西“源远流长”，差的东西说没就没。

拍接地气的东西就要把人拍得像个人，而人最human being的地方也就是他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

我想，也就是对这一点的考量使得电影最后发不动车李宝莉骂着“婊子养的”下来推车的镜头如此动人也如此具有生命力了吧。

在中国，母亲往往被塑造成高大全的形象，有时候社会对母亲高大全的要求把母亲们也“教唆”成了只看得到自己身上“高大全”的部分，觉着自己担了天下所有的担子，却全然不理自己身上烂脾性对后代和周围人的伤害的人。

这种潜在的声音在各类电影、小说、文艺节目不断回响，赚足了女性的眼泪。

我和我妈曾一起去看过《大地震》，面对徐帆神一般的演技，编剧狗血的剧情，我妈眼泪哗哗的。

事后我妈说我怎么那么冷漠一滴眼泪都不掉，我一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电影假的很，特技花了那么多钱做的还是那么假。

”就把我妈气的在公车站跟我大吵起来。

现在回想起来也是觉得好笑啊。

望以后各位电视剧导演、电影导演要接手这类女性题材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尺度，更要主要断章取义要有度。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句话虽然难听但是一点儿都不假。

忙着被刚强女性打动的逻辑都不要了之前，还是用这句话打个底儿，免得自己再造余孽。

昨天父亲来电话，说他给我妈买了火车票准备下周来北京看我。

这件事情前不久我们商量过，我没同意，没想到我爸自己做了决定。

我猜到这是为了我前几天的失恋，但还是表示希望他们把票退掉不要来。

我爸的声音听上去比我还难受说，“你怎么能好呢，你都是报喜不报忧，在北京又没个说话的人。

”不知道哪里来的火气让我抬高了声调，我说“我在北京自在的很，我妈来了管我这管我那肯定又要吵架。

” 我爸完全没料到我的反应，他失望的说别人父母跟孩子相见都欢喜的很，而我怎么脾气这么怪。

我在电话这边使劲揉着头发，通常烦躁的时候我就这么干，耐心的听父亲抱怨完，说了一句他大概这辈子都不能理解的话，“你们来北京玩，我招待，要是为了我，完全没必要。

”后来我爸因为我工作忙的理由被说服，我也很快忘了这件事，直到今天去看了电影《万箭穿心》，女主角李宝莉的形象真实的让我头皮发麻，以至于影片倍受好评的地方都被我视而不见，我像复读机一样不断在心里默念，这活脱脱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我他妈的就是片中那个从小被压抑大的小孩。

在这样一类表现不开心的中国人的影片中，父母对小孩无尽的付出跟那些老式楼房中绿色的墙裙一样具有标志性。

《纺织城姑娘》中的李丽在一家濒临倒闭的纺织厂上班，却要负担孩子两百块一节的钢琴课，本片李宝莉在丈夫自杀之后靠一条扁担支撑起儿子从小到大的学费。

所有的影评都将矛头指向这个邪恶的时代，来惋惜这些普通人所历经的苦难，然而作为在这种“无尽的付出”下长大的下一代，往往都站立在父母的对立面去加重世人对家长们的叹息。

我的父亲很像马学武，乡下来的知识分子，勤奋老实靠自己的劳动吃饭，母亲跟李宝莉也有些类似，出身要好些，大美女，就是没上过大学，但在很多事情上透露出坚韧的智慧。

父亲关心我的方式就是舍得为我花钱，他并没有耐心真正坐下来给我辅导功课，有一次被母亲逼得紧了“你能教为什么不教她学习，别人家当爸的都。。。。

” 父亲就拿了本桥牌书坐在我旁边看，让我自己背单词。

然后就是给我买最贵的学习机、最贵的电脑、最贵的钢琴，其实在他给我的很多礼物中，我只喜欢他某次从上海出差回来带给我的一对大熊猫玩偶。

对，我还上过那种傻逼钢琴课，3到4岁的时候，跟本没有能力反抗，每年就练几首曲子去通过考试，为这没少掉眼泪，在上小学之前考过8级，父母觉得总算对那台当时价格不菲的钢琴有了交代就放我自由，实际上又不是我要买那么贵的东西，凭什么让我交代出去那么多不能跟小朋友一块玩的青春，现在我一首曲子也不会弹，钢琴也年久失修，他们自然也舍不得扔，那对熊猫因为太占地方，母亲也想不要了却被我坚持留下来。

关于父母与小孩的关系，我一直有一番大逆不道的言论，简单来说就是不要把小孩当成小孩看待，不要改造，更不要寄予什么希望，父母养育孩子是理所应当的，虽然父母这头不能退货但是小孩那边也没决定它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孩子赡养父母也不是义务，而是出于这么多年大家相处愉快的仗义。

大部分父母如果把小孩视作自己的作品，首先就会出现一种不平等的对话。

就像李宝莉只会问自己的儿子“你作业写完了没有”，她爱自己的儿子，却没有试图去了解他。

我母亲的智慧在于她知道她不了解我，很多荒诞的想法和决定她会试着去接受，我告诉她我可能不会结婚、不会要孩子，她都会默默等我自己观念的转变，而不是跟我争辩。

她只是不知道她为什么失去了了解我的机会。

以前，大部分我想试图去表达我的观念的谈话都会以“我是你妈”“我都是为了你好”收尾，我只能放弃谈论，直接告诉父母我的决定，即使我没有十八岁，我也愿意为我的行为负责。

在工作之后，我无数次告诉父母，希望他们能有自己的生活，不要再以我为中心，旅行、交友、打牌、养花什么都可以。

父亲喜欢养花，或者说他喜欢像其他有身份的人家一样养花，但他不会养，也不悉心研究，始终买一盆死一盆再买一盆，母亲老怪他，我说这有什么，他喜欢我就帮他买，这时候父母又会说自从我工作，家里的钱都不知道往哪花，完全用不着我掏钱。

听着我又觉得可悲，我害怕等他们老了玩不动了还是不了解除了我以外的世界。

李宝莉的快乐一定不是她为儿子付出十年的艰辛，而是有建建为她摇下车窗。

《万箭穿心》本是湖北作协主席方方的六万一千多字、写于2007年的中篇小说，先从小说文本和电影故事的对比切入，可以更好理解方方的故事和导演的处理手法：马学武：小说中描写为大专学历，原为技术员，然后当上了厂办主任，电影中万小景在李宝莉家吃完饭聊天时的情节：万小景说李不该总说马是乡下人，都是一家人了嘛。

这台词间接介绍了马学武的“凤凰男”身份。

原著中说到有厂长是他的同学，有意要提拔他，于是走入行政岗。

因为偷情时间被曝光，被贬称为技术员，后来因为此事名声不好，成为工厂下岗首先被裁掉的人。

小说中的马学武也很软弱，但并不似电影里刻画成那样。

马学武父母：小说中叙述为鄂西某市的中学老师，退休后房子被拆，听家乡马学武表哥的意见，来到武汉投靠儿子。

片中只安排出现了马母一人，其实老两口一直都有戏份，且作为一个整体出现。

后来孩子在武汉工作挣钱了以后，在武昌的湖边买了别墅给二老住，为了凑买别墅的首付，小宝（马文昭）让李宝莉离开，要卖掉房子凑钱。

小说中马家二老和李宝莉的矛盾很尖锐，但电影做了温和处理。

李宝莉：小说中交代了是下岗职工，下岗后到汉正街一个卖袜子的老板处打工，小学学历。

因为长得好看很多人追求，她看中了马学武的学历高，人长得也不错，在马学武追求下和他结婚。

结婚前闺蜜方小景介绍自己的“干哥哥”建建给李宝莉，但李宝莉看不上，小说开头李万二人开玩笑时李说：“就要找个学历高的人，将来生的孩子也聪明，能沾上光。

”小说中的李宝莉八面玲珑，特别会说话能干活，在汉正街的特别有号召力，有点《生活秀》里吉庆街“一姐”来双扬的意思，电影中将李宝莉刻画地更加憨直和良善。

李宝莉父母和妹妹：这在电影中彻底被省略了，小说中交代了李家是武汉人，李宝莉父亲原来是码头的，因为工伤内退，在巷口摆了个自行车摊；李母是个性格很强的人，因为自己贫下中农的身份，在文革时当过领导，改革开放后成为普通退休工人，却是个很硬气很能干的人，李宝莉的性格大部分跟了她母亲。

小说中对李家贫寒的生活在开始就有描写，后来李宝莉当扁担时为了给孩子凑大学学费，几次卖血被家母发现，后来没办法李宝莉去找家母借钱供孩子读书，但发现父亲已经是癌症晚期，于是没有张口，李夫后来去世。

李家另一个人物是李宝莉的妹妹，上了中专/职高，当了白领，小说开头就出现了一次，其中交代她对自己的学历有优越感，比较懒惰，衣服都是李宝莉帮着洗过一回。

万小景：李宝莉的发小，读过高中，小说刚开头就介绍了李万二人的学历。

嫁了一个大款，大款在外面有很多女人，方小景和丈夫的感情名存实亡，只负责要钱花钱，李宝莉最最忠实和可依赖的朋友。

小宝（马文昭）：小说中记载他从小就很怕妈妈，因为妈妈总在训斥爸爸，由于爸爸有文化，作为学生的他自然和爸爸更亲近一些，后来马学武跳江之后，他完全倒向爷爷奶奶一边和李宝莉做对，三个马家人欺负李宝莉，他以高分放弃去北大清华而报考了武大，他说因为怕李宝莉对爷爷奶奶不好，后来其工作后赚到钱，还在正月过年时去看了看外婆，李宝莉的妈妈，但是对李宝莉依然无情。

和马学武偷情者：小说中写成厂里打字员，电影里设定为工会人员。

众所周知国企的工会是个闲差，管福利管活动，本身就不忙，认识厂里所有人，这样也为两人的奸情提供点逻辑合理性。

扁担何嫂子：小说中没有何嫂子儿子受伤李宝莉借钱的情节。

建建：从李宝莉结婚前就喜欢她，后来多了监狱，出来以后他母亲得病，为了治疗替某人蹲了10年监狱换来50万给他母亲治病，出狱后开了一个酒吧，没有电影里刻画的那样黑社会或者地痞流氓受保护费的情节，小说里的他很文雅，从始至终都只是在表达对李宝莉的爱恋，到影片结尾也没有上床或者后来李宝莉搬出来后和他在一起的情节。

相对小说中非常尖锐、让人读了以后揪心的矛盾来说，电影做了较为柔和的处理：马家人（二老加上小宝）对李宝莉的百般刁难，冷落和漠视，集中体现在李宝莉为了何嫂子和地痞打架，腿被砍伤，养病时马家老太生病，李宝莉不顾自己的伤势去陪夜看护，自己反倒病情加重住院，但马家人对此毫不领情。

另一处为：李宝莉为了给孩子凑大学学费，不得已多次卖血，被万小景发现不对劲，知情后万小景盛怒之下骂了马家二老，马家的态度稍有缓和，主动把养老金给李宝莉当作孩子学费。

小说中的一个关键背景：李家父母，在影片中未出现。

李父的匆匆出场和李母的硬气、大气和洞察世事，很多有道理的话都是马母说出来的，如：她认为生活就凭自己的硬气，无论物质条件如何，自己首先要硬气。

马学武走后，她告诉李宝莉今后全凭一个“忍”字，凡事都是忍。

后来李父弥留之际说自己最大的福分就是娶了李母为妻，李家的悲情戏份也比较有看头。

李父去世后，李母对李宝莉说：“这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没道理，而且每个人的道理都不同。

当年我当革委会主任时，我觉得有道理，大家觉得没道理，现在我生活这样，我觉得没道理，但别人觉得有道理。

”小说和电影的中文名字叫《万箭穿心》，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小说开头部分，分到新房子的李宝莉高兴地带自己的父母在楼上看江景，结果李父说出了这句“万箭穿心”的风水问题。

小说中李宝莉因为这个说法而在做家务时生过气。

电影中此言则是安排给了万小景，马学武走后李宝莉和万小景坐轮渡时万小景说的。

阶级影片中时常会出现一个镜头：房屋密集的居民楼，看上去特别像居住条件紧张的香港特有的“屋村”，这就是李宝莉“万箭穿心”的新房所在地。

这套房是马学武厂里分配给他的，是典型的工人阶级居住区：空间拥挤、建筑物色调和样貌高度整齐划一。

另一个常见的镜头是汉口的一个大全景，层层叠叠的楼房和最远处的长江、大桥，似有王安忆《长恨歌》小说开头写景的韵味。

这两个镜头在影片中多次出现，杂乱、层叠、密集，色调阴郁，这实际上在预示这是一个关于底层人的故事。

他们辛苦在城市谋生活，时代变动面前往往成为最脆弱的一部分。

电影的时代背景也铺陈得清楚：香港武侠电视剧、汉正街上90年代的流行歌，人们的穿着方式，把故事发生的时间置于90年代，这刚好是李宝莉下岗后卖袜子、后来马学武被下岗的大背景：90年代国企改革的下岗潮。

马学武的身份是毋庸置疑的：典型的社会主义大工厂、上下班时的自行车流、铁路道口旁工人们吃着热干面等着过去，他是工厂的普通技术员，在市场经济之前是国家的主流人群，而他的工作和学历，也在小说中有所提及，都是一个作为社会底层的小市民李宝莉所看中的。

但李宝莉是武汉本地人，对马学武这样来自小地方的“凤凰男”，她无疑在出身或城市的归属感上更有优越性，万小景在电影里对李宝莉的批评：“你早做么事去了？

他出轨之前你就要把他牢牢抓住，你之前对他不好才导致他今天这样，你总是喊人家‘乡下人、乡下人’，都是一家人了，说这个搞么事？

”马学武无论在小说中还是电影里都被刻画成一个高度软弱、唯李宝莉命是从的妻管严。

除却李宝莉遗传了李母的硬朗霸气、马学武文弱这些性格因素之外，社会原因是一个重要方面。

李宝莉是武汉本地人，长得又好看，而且下岗之前也是工人阶级，这些都对凤凰男马学武极有吸引力，而这现象背后的城乡差距问题，直到20年后的今天，依然在人们的发展和婚恋问题上有不少的影响。

从结婚到搬入新房，马学武在性格霸气的李宝莉面前忍了很多年，但在搬家后工人们说的一句“被这样的女人罩着，你有再大的成就也是……”激化了马学武心中的屈辱，当天晚上，他提出离婚。

离婚的问题实际上是两人相对位置变化的表征：此时的马学武受领导的器重，已经由技术员升为厂办主任，进入领导层，他的前景是光明的，社会阶层的跃升让他有了更多资源和更多选择，恰恰外遇也就发生在此时，外遇实际上是马学武社会阶层上升带来的红利；此时的李宝莉则成为社会底层，早年下岗、小学文化程度的她只能去汉正街帮着卖卖袜子，在夫妻双方的博弈的相对关系当中，李宝莉全面处于下风。

李宝莉对此巨变应该并无深刻认识，在家中依旧对马学武吆五喝六，这让马学武离婚的心思实际上越来越成熟。

影片开头马学武对李宝莉求欢的排斥完全是这种问题在生活中的反映。

“万箭穿心”这一话语的实际承载物毫无疑问是房子。

新的房子是李宝莉在小说开篇欢天喜地的原由，也是此后剧情上演的舞台。

90年代开始的住房商品化过程，本身就是中国全面进入市场化时代的最重要一方面，房子是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资源，更是任何一个人在市场经济的主舞台——“城市”当中安身立命的身份象征。

在用惯了“有臭味的公共厕所、共同的下水管道”的小市民李宝莉心目中，新房子和美好新生活是紧密勾连载一起的，因为房子是马学武给这个家庭和自己的馈赠，李宝莉决心好好待马学武（小说中开篇就有提及）；同时，马父马母不请自来的行为，在李宝莉眼中实际上是局外人对自己美好新生活的粗暴瓜分，因此她对马父马母的排斥，实际上她对自己想象中美好生活的捍卫——但这种美好生活终究只是想象，更要命的是夫妻对未来的想象不同：马学武厌倦了对自己呼来喝去的糟糠之妻，想要借自己事业的上升来送旧迎新，即便偷情后身败名裂，他依然会去和偷情女子见面，可见他对李宝莉从内心的彻底决裂；李宝莉则希望在新屋带来的物质改善当中继续自己已经习惯了的、和马学武以前的生活和沟通方式——夫妻同床而异梦，离婚或者决裂成为必然选择。

李宝莉因为自身文化程度低，在和家庭其他两个成员（小宝和马学武）的互动中处于边缘化境地。

马学武一直辅导小宝学习，小宝也亲见母亲对夫妻的种种呵斥，小宝自然和父亲更亲，而马学武和李宝莉因为生活空间和阶层慢慢拉开差距，所思所想除了家庭这方天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交集。

马学武走后，李宝莉由于忙于生计更不能融入小宝的生活，因此隔阂日深。

除却李宝莉自身，她背后“娘家人”也是她参与社会博弈的自身资源。

正如小说中所描写的，李家实际上是城市低层，他们住在使用公共水龙头、公共厕所的街区，因伤内退的父亲在巷口修自行车，因为时代转变、原本在文革时期叱咤风云的李母则成为新时代菜市场买鱼的小商贩，李宝莉的妹妹是个小白领，内心虚荣，看不上家人的做派。

后来李父去世，家中更拿不出钱给小宝上大学，这一切都将李家定位在90年代社会激变当中地位下行的人群中，李宝莉也是这个下行人群中的一员，边缘和弱势的不言而喻。

李家社会地位下行另一个表现即：万小景在得知李宝莉为了谋生活而当了“扁担”，气愤的说：“你怎么能干那种下等人的事情。

”的确如此，万小景和李宝莉是发小，都是之前的小市民，在他们眼中，“扁担”这个活计是最低贱的体力活和下苦的差事——但李宝莉确实当了“扁担”，李父也静静地去世了，这就是曾经的小市民在残酷社会分层中下行成为下层阶级的现实。

作为李宝莉“娘家人”的万小景实际上是给李宝莉从物质到精神各方面支持最多的人。

她的生活可谓是“感情不幸钱包幸”，大款老公和她之间已经没有感情可言，老公在外面养着N个奶，万的老公是个生意人，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中的赢家，对性资源的充分占有，只是其诸多胜利中的一方面。

影片中还有个场景能和此呼应：李宝莉去给何嫂子钱，到了何嫂子住在扁担专用的地方，这个地方原来是建建出租的，就在李宝莉和建建交谈时，画外音是叫床声，镜头一转，另一个屋里的男扁担们正在挤在一起看A片，社会底层的人们因为经济上的溃败，性资源极度缺乏，无法拥有正当的性权利，只能通过这样意淫的方式解决，这无疑和万小景老公是最好的对比：生活的对比，更是阶层的对比。

这是一个关于女人的悲剧，更是一个诉说阶级问题的文本。

离婚，不仅是马学武摆脱李宝莉“欺负”的唯一途径，更昭示了社会地位逐渐上行的马学武准备和李宝莉及李家日渐下行的社会阶层决裂的意愿。

这实际上是大时代社会激变、阶层划分这样残酷现实的一个显影：小家庭中的变动，反映的是社会大格局的变化。

离婚所表征的社会激变，是马学武的悲剧和李宝莉此后痛苦人生的开端，更是这出人间悲剧的真正原因。

马学武因为被举报嫖娼，前途幻灭，后来还因此而被下岗，曾经一切美好的东西化为乌有，他内心最为认同和看中的阶层上升的途径被堵塞，事业的失败使得自己去摆脱这样一个已经深深厌恶的家庭的可能性几近为零，绝望中，他选择自杀。

一个男人，可能他最为珍视的东西未必是家庭，而是成就感，这不同于女人，和马学武偷情的同厂女职工并未自杀就说明了这一点，她可以苟活，但马学武却接受不了，因为这种苟活会让李宝莉对自己更加颐指气使，却又不同意与自己离婚，让自己进入无期徒刑——而这间接证明了，男人的生活的全部意义，更依附于社会当中的相对地位、阶级及其带来的社会认同感。

性别上段陈述中男女生活重心不同的说法，在女权主义者眼中可能是性别政治不正确的表现，但毫无疑问，《万箭穿心》这小说还是电影的中心情节，其实是一个关于女人的悲剧故事。

贯穿全片的主要人物毫无例外都是女人，李宝莉、万小景（建建的角色在小说中从未单独出现，完全是在万小景、万小景+李宝莉的场景中才会出现）、李母（这个重要角色是一个大时代转变的简介，在电影中并未表现）马家的代表马母（小说中始终和马母同时出现的马父在影片中删掉，而作为马家人的小宝，实际上只是一个马学武灵魂附体的人，是一个小“马学武”，体现的是马学武+马家二老的想法）、乃至作为女“扁担”代表的何嫂子（小说中的何嫂子远比电影中霸气），都是这个文本的性别特征。

如果这个故事的其他元素不变，而只是性别特征改换以后会怎样？

在此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工厂技术员马学武因为事业平庸，自己为人又唯唯诺诺令人生厌，妻子离开（或绝望跳江或面临诱惑抛弃家庭远走高飞），他又不幸工伤致残，下岗大潮中被国家无情抛弃，父母老家的房子被拆过来投靠（这是小说中的情节），他身无长物只好沦为汉正街的“扁担”，一个人含辛茹苦供小宝成为高考状元（期间小说中的卖血等情节不变），但小宝因为母亲的离开十多年来一直和马学武龃龉不断，最终还是不原谅父亲，于是马学武成为一个佝偻苍老、在汉正街上卖命的老“扁担”……这个故事怎样？

主人公仍旧是一样的惨，但整个故事的悲剧性却大打折扣，被李宝莉的故事的悲剧性甩出十几条街。

如果主人公是个男的，那么这个故事多少会让人读出一点励志的味道，反而成为“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有点正面意涵的故事。

作为男性的悲剧人物，这样的“男扁担”马学武能惨得过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么？

能惨得过余华笔下的福贵么？

显然不能。

就算对故事进一步做改动，突出悲剧性：小宝不学好，成了少年犯，马父马母年老无钱治病孤独地客死都市，马学武为了解决生理需求去嫖娼结果染上了性病，身体崩坏，扁担也干不了了，于是在绝望和精神错乱中死去……惨是够惨，但这不同于悲剧性。

悲剧不光是惨，还要能激发人的恻隐之心、同情心乃至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方面，女性为主角天然能激发出人们的这种感受，这是被社会角色所规定了的男女的根本不同。

在影片的影视语言当中，同是扁担，男扁担很少以悲情和苦痛的表情示人，他们大多抽烟开玩笑，脸上多少有点卖力气人的畅快和大条。

底层男性们心情低落或者面临困境时，打骂老婆，喝顿大酒、和朋友们哭得稀里哗啦，大骂社会或者和别人打一架，都多少能纾解心头的不快；在生活方面，他们可以底层人的无赖姿态随便调戏女性，就像阿Q的行为，他们可以看A片（A片完全是男性视角，主要受众亦是男性），或者干脆去嫖娼、随意支配自己的身体……男性在社会当中的愤懑和失望是有诸多出口的，他们也拥有更多的机会，他们抗打击程度更强；女性恰恰相反，同样底层的女性，并不能通过男性的方式发泄不快，她们解决生理压抑的手法也不能像男性那样随意和方便，她们无法打骂老公和孩子，无法像男性一样对社会施以恶意。

如果说底层人承担着这个社会最苦痛和最悲惨的境遇，那么底层中的女性，无疑是最具悲剧性的群体，正如同孔乙己似乎永远比不上祥林嫂更悲剧。

本片的英文名字叫“fengshui”，即“风水”，“万箭穿心”也取自风水理论。

但实际上，无论在小说里还是电影中，“万箭穿心”的情节出现都不超过两次，而且李宝莉对此还并不服气，她偏认为是“金光万丈”。

李宝莉不信风水，但她信命。

她偶尔会说自己的命格不好，她跟小景借钱时说“每个人都是来世上还债的，借的越多下辈子就还人家越多”之类的宿命论的话，当李宝莉无法面对和无法解释自己的生活的窘境时，只能拿着这种说法来搪塞。

风水本事堪舆之学，将居住和建筑问题和人生运到的宏观事务联系起来，这无疑是中国人对生命的一种认识，而且我也不怀疑制片方不愿用《一个女人的悲剧》之类的大俗话或者“万箭穿心”根本无法用英文翻译的初衷，他们用了“fengshui”这样一个外国人看来充满东方神秘主义意蕴的词语，因为其很难解释，所以无法辩驳——当中国人遇到一些无法解释和处理的问题时，会用“命”“缘”“运”等等本身就没有确切含义的概念来加以解释，一个“fengshui”，就概括了李宝莉的悲剧，这似乎是在说：李宝莉的悲剧是无法解释的，她对自己的命运无从把握，因为这一切都是“fengshui”这样的宏大因素在起作用。

看毕方方的《万箭穿心》，我想起另一个武汉作家池莉的中篇《生活秀》，两篇同由武汉女作家写出的汉味故事，反映的也都是90年代中国市场进程和拜金潮席卷下的大时代里的小人物人物故事。

《生活秀》里的来双扬风华绝代、精明强干，她生意红火、巧妙地争回房产、摆平家里的纠纷，但她在卓雄州身上渴望实现的感情救赎却最终破灭，是一个从诗意救赎的可能到残酷的生活逻辑重压之下诗意无奈消解的过程，但这不是悲剧，只是多元生活中本身的一种可能性；《万箭穿心》实则是一个女人的悲剧，这个女人从头到尾都没有绽放过、炫目过，她在底层社会终其一生，她眼里现实的生活逻辑是第一位的，她对更好生活过于急切的热望让她粗暴地表达自己，她并没有温柔地对待丈夫和孩子，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逻辑不影响小宝考学，小说中她始终也不敢接受建建的爱。

如果说来双扬除了后来未遂的感情之外，真的在市井的世界吉庆街里活出了女人的精彩，相比之下李宝莉殊为可悲，她有底层人的粗犷大条、生活所迫斤斤计较，“美”在她的身上实际是缺席的，这让丈夫远离他——在爱情（马学武要离婚、出轨、自杀）和家庭（小宝和他断绝关系、马父马母对他形同陌路）彻底抛弃她之后，她真的一无所有。

这实际上也反证了我之前提到的现象和观点：马学武自杀但偷情女未自杀，她虽然从此从工厂消失，但她并未因此失去家庭或重组了家庭。

社会赋予两性较为固化的角色让家庭成了女性生活的极大支柱，来双扬没有爱情和一个不完全的家庭，这是她内心永远无法纾解和渴望被救赎的，好在她有出众的外貌、能力和生意支撑着她；没有这些特点的李宝莉在被家庭边缘化之后，悲剧性油然而生。

爱情和婚姻李宝莉是个美女，小说中交代了她年轻的时候不乏追求者，即便她后来当了“扁担”，因为打架受伤后休养了一段时间也恢复了美貌。

她的美貌是她年轻时期最大的资本，加上她泼辣爽利的性格，大气能干（电影中没有很好地表现出这点，是个遗憾），她也算是个拿得出手的“草莽巾帼”。

她小学毕业，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母亲卖鱼卖菜，后来当了一段短暂时间的工人之后下岗去卖袜子，因此李宝莉生活的核心就是“现实的生活逻辑”，草根出身让她将现实利益摆在第一位，发小万小景当年介绍自己的“干哥哥”建建给他认识，建建也算是条好汉，不缺女孩子，但他独独看上了李宝莉，后来出狱开了酒吧也一直在追求她——但李宝莉年轻时拒绝建建的原因很简单，他学历低，没好工作。

小说中清除交代了她接受马学武追求的动因：“找个学历高的，将来生个伢也聪明，好好学习考好大学当大官，让我享清福。

”这就是草根李宝莉的婚恋观：现实计算是个主要方面。

爱情和婚姻从来都是有所关联的两码事，爱情更多属于感觉层面，来时山呼海啸，去时瞬间全无；而婚姻是现实的生活逻辑的产物，充满了算计和考量。

万小景和大款老公有婚姻关系，但这种婚姻的主要内容就是老公自己在外边搞外遇，为了维持家庭和自己财产不被分割而不断给小景钱花，小景和老公之间是没有爱情可言的。

马学武和厂里的打字员（影片中设定为工会人员）之间是两情相悦的，两个人都有家庭，但在90年代内陆城市还不是很开放的社会风气里，能出去偷情，则无疑是爱情的表现，但残酷的生活逻辑是不能让他们走到一起重组家庭的；出狱后独资经营酒吧的建建始终对李宝莉不死心，处处提供帮助，这种爱情李宝莉心知肚明而且心向往之，即便在万小景极力促成之下，小说中他俩也始终没有走向婚姻。

爱情或许是个奢侈品，像巧克力，婚姻是个必需品，像面包。

在凡夫俗子的生活里，只所以必须选择婚姻生活，完全是现实的生活逻辑的产物，因为两人世界的婚姻生活能保证自己活的更好的概率更大：稳定的家庭会提供稳定的生活、为稳定的发展提供支持。

当初马学武和李宝莉走到一起，一方面是马学武看中李宝莉是武汉人，而且长得好看，这对“凤凰男”很有杀伤力；而李宝莉看中马学武学历高，有不错的工作，将来能保障自己的生活。

在婚姻中的现实问题面前，李宝莉和马学武冲突不断，这实际上已经在冲击两人的婚姻共识，尤其是李宝莉地位下行，全部生活重心和希望压在马学武身上时，马学武的背叛终于让李宝莉做出报警的严重举动。

旁观者清，万小景对此非常明了，因此她会说“你疯了？！

”她很清楚李宝莉在生活上对马学武的高度依附性，而报警的真相一旦被马学武知晓可能会让李宝莉失去所有。

作为“新写实主义”的文本，其所反映的背景为90年代武汉底层人生活的情景，其实在当下中也有现实意义。

爱情和婚姻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的话题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在现实的生活逻辑和商业化浪潮之下，“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笑”的言论、“干爹”、小三、援交包养、离婚率提高等现象的出现，《非诚勿扰》这样的相亲节目、各种相亲网站和活动的风行，婚恋话题史无前例地成为一个社会议题乃至社会问题出现在这个时代。

在此前社会相对简单的年代，婚恋问题相对容易地开启，即便有很现实的利益考量，但也会很快选择进入婚姻，而后相对稳定和顺利地变成那时人们单纯生活的一部分，而这种单纯性在现今社会中似乎成为一种传说——如今的婚恋问题无限复杂，而这种复杂性也催生了整个婚恋产业的繁荣，从相亲交友到婚庆再到婚姻矛盾调解和心理咨询，婚恋问题本身成了一个产业，把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剥离出来加以商业化运作，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实质，这种社会里，我们每个人都有成为问题的可能。

《万箭穿心》讲的是一个底层女人的悲剧，一个从阶级到性别都在现实的生活逻辑重压下的悲剧。

说房子的风水不好，实际上并无多大意义，因为这房子里出了高考状元，能直接上北大清华；说房子的风水完全无关，那么这个故事就无从讲起，李宝莉的悲剧就从住上这新房子开始。

最终李宝莉离开了这让她充满痛苦和艰辛的房子，这房子曾经是美好生活的开始，她的离开又开启了另一端新生活，她的生活会好起来么？

小说和电影都没说，或许这就跟“风水”这个词一样，“道可道非常道”般不可说；或许就跟底层小人物拿这个时代没办法一样，说了也白说。

最近看了好些电影，一直都没有正正紧紧的写影评了。

但是看完《万箭穿心》之后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一定要写点什么欲望太强烈。

那就写点什么吧！

等到电影快下线了才跟闺蜜去看了，两张票包场。

我真谢谢闺蜜的坚持相邀，要不然就错过了这么好的片子。

　　开始的半个小时我跟闺蜜一直都在对李宝丽跟马学武的方言上吐槽，后来两个人都没有讲话，越看越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妈妈那辈的武汉女人大多都是这样，刀子嘴豆腐心，坚强坚韧，往往比爸爸更能撑起一个家，但是也因为这样在一个家里过多的主张了自己的控制权，不给自己的丈夫面子，几乎将丈夫的尊严摧毁殆尽，往往得不到丈夫全心全意的爱还有孩子的理解，注定了在家庭里得不到幸福。

但是她们依旧坚韧，为了一个家，苦苦的撑着，不幸的生活着。

看完之后，给了自己很多的思考。

女人在婚姻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李宝丽是个地道的武汉市井女人形象，她身上都是那个年代武汉女人的特质，正因为这样也注定了她婚姻家庭的悲剧。

在影院的时候一直在默默的流泪，李宝丽为了儿子为了撑起整个家在鱼目混杂的汉正街当起了10年的扁担，最终却得不到儿子的理解和半点爱，更是在儿子高考结束后就无情的被儿子赶出了家门。

真替李宝丽不值，但是又能怎样呢？

这样的结局她何尝不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呢？

现在武汉女人也许不会重蹈李宝丽的覆辙，但是有些骨子里的性格是武汉女人改不了的，直来直往，说话直，刀子嘴豆腐心， 不给男人留一点面子，这样的武汉女人是不被男人喜欢的，所以武汉女人总是或多或少成为了婚姻家庭里那个悲剧。

　　片子有太多的回忆了，那些武汉俚语、还有汉骂、街景，仿佛让我回到了童年，其实影片最不能理解的就是儿子的极端性格，到底是怎样的深仇大恨让一个做儿子的对含辛茹苦10年将自己拉扯大的母亲如此残忍。

这里应该是电影里塑造的最狗血的地方，为了给李宝丽添上自食恶果的悲情色彩，而刻意的渲染了儿子的无情无义。

我只能说电影渲染的很成功，成功的赚足了我们的眼泪，让我们看到了李宝丽为了当年的一时气愤将丈夫与小三偷情的事报了警，并最终成为丈夫自杀直接原因的这件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这对于一个起早贪黑靠着体力辛苦工作、全心全意爱着儿子爱着这个家的母亲是不是太残忍了？

　　我相当不喜欢马学武这个角色，如果说李宝丽是造成她自己悲惨命运的罪魁祸首，那么我认为马学武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纵使妻子对自己的瞧不起，并在自己跟别人偷情的时候报警导致他的人生被毁，这些都是李宝丽的不对，只能说李宝丽傻，爱丈夫却用了一个最蠢的办法留住了他，而且最后还成功的让小三报复的母子反目恩断义绝。

但是不得不说作为丈夫在一开始的婚姻生活里马学武就没有给过妻子最平等最真挚的爱，只斤斤计较妻子如何的让自己没面子、如何的控制自己，不去检讨自己，反而想从其他女人身上寻求慰藉，最终也断送了自己的前程，这样的男人注定会是个以自杀来逃避责任的悲剧人物。

马学武跳了二桥、死了，从此一个人了无牵挂的去了西方极乐世界，剩下的艰辛、困苦都让自己的妻子来承受，这样的男的真是让人所不齿。

如果说颜丙燕演绎的李宝丽将武汉市井女人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那么陈刚演绎的建建则完全还原了码头文化下的武汉市井男人。

作为本身是武汉人的陈刚，在建建一出场正宗的武汉话和汉味十足的形象就完全的折服了我。

建建是最能融入到电影里面的一个角色，其他人除了李宝丽和马学武的扮演者不是武汉人，其他的演员基本上都是武汉人，但是只有建建的味道是正宗的汉味，一点也不出戏，尤其是那句“你晓得我撒，我就是嘴贱”。

真地地道道的汉正街混混的样子，这样的建建也许粗鲁、也许市侩，但是比起马学武来更男人，至少他会真心的对自己喜欢的女人好。

影片的结尾我很喜欢，李宝丽最终放下了自己的担子，为自己选择了一条也许不幸福但至少比现在快乐的路。

如果注定将来可能会不幸，何不在一开始就不要走进这个不幸的圈子，原谅我是个婚姻悲观者。

这部电影好在，出轨的男人，你不怪他；把丈夫逼得跳江的女人，你不怪她；强暴完了还公然侮辱人的相好，你不怪他；刚考上大学就把娘赶出门的儿子，你也不怪他。

嗯，这部电影的宣传词就该这么写。

《万箭穿心》英文版的名字叫《Feng Shui》破这个风水的最好方法就是：万箭齐发，没有心。

这个印象在马学武的葬礼上最深刻，婆婆哭丧子：“我真是不该来，我这是来给你送终。

”宝莉未落一滴泪，没有丧夫痛，也没有愧疚意，一脸厌烦：“让你别来别来非要来！

”儿子推打，没有泪，只有厌烦。

姐妹怕她憋坏了，来劝，没有泪：“我暂时不得为他哭，只是想不清白……我就不信这个邪……”很多时候，这是个让人同情不起来的女人，所以，一个女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丈夫对她不举，儿子对她不视。

而她，就不要心肺不要脸皮地活着，因为“还有半生的日子要过。

”即使是最后一个镜头，儿子没有站出来挽留，宝莉留下的最后一句台词：“婊子养的。

”片尾音乐是小提琴配吉他，没有画面时清新得让人以为之前刚放完的是一部爱情日剧。

但离开了这个地方，宝莉的生活不会从万箭穿心到万丈光芒，她知道。

还有难得的是：如此现实主义的题材，拍得这么有电影感。

如此跌宕的情节，拍得这么不狗血电视剧，如此短的床戏拍得这么自然犀利。

把心揪起来，万箭嗖嗖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