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阿根廷人

切格瓦拉是为革命而生的人，革命是他的信仰和一切。

对他来说，和平时很可怕的状态，无可忍耐。

因此，他的生命必将粉碎在革命中才有意义，事实上也是这样——我一点都不为他最后的下场感到惋惜，我觉得那才是死得其所。

一个革命家就应该被敌人处死。

也只有这样，切才能成为他想要的人，才能成为偶像。

一直以来，小资和愤青在审美情趣上几乎是水火不容，其趣味始终朝向分岔的方向，但在他们开列自己的偶像排行榜时，常常会难能可贵的出现一个交叉点：切•格瓦拉。

套用一句耳熟能详的话来总结：为人不知格瓦拉，识尽名流也白搭。

在死去三十多年间，切•格瓦拉演变为世界最知名的肖像，那幅带有红星贝雷帽、坚毅眼睛和长头发的肖像，在世界内在的影响力，远远比雷锋和梦露头像更为知名。

以至于肖像成为一种具有神祉意义的符号，使切•格瓦拉的革命史本身被有意无意的忽视、遗忘。

这样看来，电影《切•格瓦拉》在纪念切•格瓦拉的同时，也起到了“钩沉”古巴革命往事，普及切•格瓦拉英雄事迹的作用。

在切•格瓦拉偶像崇拜的累积过程中，传记曾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我自己在前些年就读过两三种版本切•格瓦拉传记，其中有美国人写的，法国人写的，也有古巴人自己写的，还包括切自己所写的日记。

当然，这种热闹的事，肯定也不会少了中国人，陶竦在写格瓦拉传记时，为之冠以“完美的人”的称号，《凤凰周刊》的师永刚做了一系列的画传， 图文并茂地将切•格瓦拉加入了流行明星之列：邓丽君、雷锋、梁朝伟、蒋介石……流行性与话题性是他们共有的特点。

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中国导演张广天也曾拍出一部话剧《切•格瓦拉》，该话剧的台词时而像温柔如抒情散文，时而又激昂如战斗檄文，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张广天并没有把世人对切•格瓦拉的两种普通误解消化掉，并调兑好。

史蒂文•索德伯格在26岁那年，凭借《性•谎言•录像带》一举成名，并被誉为电影金童之后，拍了一些诸如《毒品网络》、《卡夫卡》、“罗汉”系列之类的二流电影，从独立到主流的路途中，他迫切需要一部作品来证明自己，因此筹备五年，选取了切•格瓦拉的题材，可谓是一次精明的选择，占尽了先天优势——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消费主义的甚嚣尘上，切•格瓦拉身上所代言的那种理想主义气质，几乎可以隔代相传地，成为物质时代文艺青年的迷幻药和镇定剂。

《切•格瓦拉》也顺应了近几年来多集电影的趋势，上下两集分别被命名为“阿根延”和“游击队”，分别对应格瓦拉的与卡斯特罗一起推翻古巴独裁统治和他离开古巴在拉美地区推行游击战争最终死于玻利维亚的两段历程。

电影开始于切•格瓦拉在墨西哥结识卡斯特罗开始，也就是说，电影的重心着力表现切•格瓦拉“革命家”的一面。

而他的成长过程，或许是为了规避巴西导演沙利斯所拍的《摩托日记》，完全没有展示。

或许是为了配合切•格瓦拉的革命性，电影中，索德伯格的叙事方式也充满“革命性”，他并不按照编年体的方式老老实实的讲故事，尤其是上半卷，所有的情节，似乎都只是切•格瓦拉在出席联合国大会后接受西方记者时回答的闪回。

电影的某些镜头，可谓是切•格瓦拉知名肖像的投射与放大：雪茄烟、高腰皮靴、浓密胡须、坚毅眼神、贝雷帽……除此之外，对切•格瓦拉的命运的讲述，总处于一种“断断续续”的状态，情节的跳跃之下，留下很多空白，需要影迷引用自己对切•格瓦拉的了解来填空。

之所以出现这样纠结的局面，或许是因为索德伯格过于自信世人对切•格瓦拉的熟悉程度，但是他弄错了，即使每个人都对切•格瓦拉在生命史了如指掌，想在看电影的同时重温对切•格瓦拉的崇拜，但谁都想一帆风顺、舒舒服服地看完一部，而不是磕磕碰碰。

对比之下，几乎让人怀念起《摩托日记》里那种叙事的简洁和清新。

——即使像我这样，拥有几件印有切•格瓦拉头像T恤的人也不例外。

此文原发于公众号甲10号，转载于此，作为对影片背景的补充……1967年4月的一天，在弗吉尼亚州兰利那幢著名的神秘大楼里，一份密码电报刚刚译出：“一名与卡斯特罗关系密切的游击队员确认：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

”这份情报，揭开了后来故事的序幕。

对电报进行研究后，中情局分析专家选择不相信情报的内容。

『他在哪里』自从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后，美国就深切感受到了他这位阿根廷籍亲密战友的莫大威胁。

格瓦拉的影响，远远超越拉丁美洲，越过加勒比海，越过墨西哥湾，降临美利坚大地。

美国大学校园里，充满叛逆精神的年轻学生争相传阅格瓦拉的名著《游击战》，振振有辞吟诵着书本里激荡人心的句子：“游击战是群众斗争，它是人民的斗争。

”美国国务院发出警告：格瓦拉是“民主国家最危险的敌人”。

美国政府责成中央情报局对这个最危险敌人进行追捕。

但是，这个危险敌人两年前离开古巴后，就不知所终。

成为一个幽灵，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寻。

中情局搜集掌握了格瓦拉几乎所有的资料，就是不知道他眼下在哪里，甚至不知道他到底是死是活。

综合多方面情报，中情局占上风的看法是格瓦拉已经死亡，掩埋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一个没有标记的坟墓里。

不料，年初从南美洲传来消息，玻利维亚政府军在东南部热带丛林中遭到不明武装袭击，里面有外国人。

玻利维亚总统请求美国提供紧急军事援助。

美国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派出一支13人小分队前往玻利维亚，训练政府军突击队，掌握对付游击队的战术。

这份电报就是受训后的政府军突击队与游击队交锋取得的一个成果。

格瓦拉还活着？

就在玻利维亚？

中情局分析师无法相信这一点。

他们无论如何也搞不懂，他怎么会冒着危险跑到玻利维亚这个落后国家的穷乡僻壤里。

他出身富裕，教育良好，职业体面，英俊潇洒，本可以拥有世间的一切，华服，金钱，跑车，豪宅，美女。

但是，他却选择四处流亡，战斗，革命，吃苦，流血。

这究竟是为什么？

据说他是为了穷苦人民的解放，十年前抛弃在阿根廷的优裕生活，放弃令人羡慕的医生职业，和81名志同道合的青年登上几乎快要散架的“格拉玛”号旧游艇，穿过波涛汹涌的大海，奔向古巴。

两年后，他和卡斯特罗率领的游击队在古巴建立了新政权。

胜利果实到手，该纵情享受了，他却出人意料地辞去在古巴党和政府担任的所有要职，给卡斯特罗留下一封信，离开古巴，去更贫穷的国家进行新的革命。

一个罕见的纯粹的理想主义者。

取得浴血奋战的成功后，又义无反顾地去更贫困的地方进行艰苦斗争，掌握了巨大权力却不屑于在政治圈子里争权夺利。

自此他从公众视野消失了。

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这份来自玻利维亚的最新情报，中情局不愿相信，也不敢轻易否定。

两名古巴裔中情局特工被选中，派往南美中部这个贫穷国家寻找格瓦拉。

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和古斯塔沃·维洛多精神振奋地接受了任务。

两人对格瓦拉都有切身之仇。

他们的家庭本来都是古巴富裕的统治阶层，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革命使他们失去了财产和权力，失去了家园，成为难民逃到美国。

维洛多对格瓦拉的仇恨更加直接深刻。

格瓦拉率领游击队包围了他们家，格瓦拉亲自审讯他的父亲，给这位富有的工厂主兼农场主两个选择：要么把家族财产交给国家，自己安度晚年；要么把两个儿子交给行刑队处死。

这个资本家无法理解这个事实：把自己辛苦赚来的资产，拿走分给那些社会的寄生虫。

第二天早上，维洛多发现父亲死在床上，身边一个空的安眠药瓶。

维洛多发誓要让格瓦拉偿命。

格瓦拉的激进使他多了一些敌人，少了一些朋友。

罗德里格斯以古巴难民身份加入中情局，很快成为情报专家。

他善于讯问，善于从不愿配合者口中挖出重要情报。

到达玻利维亚后，他下功夫研究了德布雷的档案和审讯记录。

电报说的“与卡斯特罗关系密切的游击队员”，就是这位法国共产党党员：朱尔斯·雷吉斯·德布雷。

他是法国一位有些名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撰写过一本《革命中的革命》，讲述游击战策略。

多年书斋研究中陶冶出的革命情怀，以及对革命偶像格瓦拉的敬仰，促动他来到玻利维亚的丛林深处，投身游击战。

虽然见到仰慕已久的偶像，但是革命的真实景象还是让他震惊。

太恐怖了！

几个月来，他生活在污秽的营地里，蚊虫叮咬，燥热不堪，臭气熏天。

加上战斗，流血，甚至死亡。

他感到从文明世界一下子跌入了原始社会的野蛮深渊。

德布雷在营地还有一个共鸣者，西罗·罗伯托·布斯托斯。

这位阿根廷画家对革命和游击战怀着浪漫的幻想，喜欢夸夸其谈马克思和斯大林，用离经叛道的言辞吸引聚会上的女性。

这个浅薄的革命者投身游击战后，发现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需要扛枪，行军，要忍受肮脏、野蛮和各种不适。

他根本没有为革命动真格的打算，他对革命没有丝毫的真正兴趣。

这两位凑到一起，牢骚不断，整天筹划着如何离开营地，重返文明世界。

1967年4月，一位找到游击队营地采访的英国记者要离开时，他俩打算随行。

格瓦拉的态度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它去吧！

”格瓦拉的浪漫气质并不适应残酷斗争的生存法则。

他没有料到，这两位的离开，撞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经过“绿色贝雷帽”训练的玻利维亚政府军突击队，学到了对付游击战的经验。

两位知识分子革命者离开游击队营地不久，就落到了政府军突击队手里。

两人坐在牢房里，不知道哪天会死去。

他们屈服了，向美国人和玻利维亚军人说出了知道的一切。

『他在这里』德布雷最关键的一句话是：“格瓦拉就在玻利维亚，在格兰德河谷的丛林里。

”罗德里格斯在精心研究德布雷的审讯记录时，注意到了一个人。

德布雷说，游击队里有一个化名“帕高”的年轻人，总是抱怨他被玻利维亚共产党骗了。

因为介绍他加入游击队的那个人，说是通过这个途径可以得到去哈瓦那和莫斯科受教育的机会。

到达游击队后，没有人再跟他提起什么出国学习的事，只是发给他一把毛瑟枪，120发子弹，还有一个沉重的背包，然后是没完没了地翻山越岭，行军打仗。

罗德里格斯的职业敏感使他意识到，帕高是一个极佳的情报来源。

布斯托斯充分施展他的美术才华，给审讯者绘制了一张精确的游击队营地地图，并加上详细注释。

根据这张地图，玻利维亚军队找到了游击队藏匿武器的几个据点，发现了医疗用品、护照、电报、密码本，还有一些照片，一个雪茄烟头。

中情局专家对一份护照上的照片格外感兴趣。

这个男子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戴着眼镜，发际线后退。

他们很激动，他们知道这可能是谁，但是，出于慎重，还需要再研究确认。

他们又对那个雪茄烟头进行了各种分析，再与格瓦拉的档案进行对照，答案基本出来了。

格瓦拉此时还不知道，两位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出卖了他们仰慕的英雄。

罗德里格斯仔细梳理了从游击队缴获的每一片纸，为每个已知的游击队员建立了档案。

姓名，昵称，代号，军衔，年龄，国籍，是否抽烟，携带什么武器，穿什么衣服，说话和行为习惯，有什么怪癖。

他还研究游击队员如何拉帮结派，他们之间的隔阂，谁喜欢谁，他们喜欢格瓦拉吗？

他希望再能捕获一名游击队员，获得尽可能多的关于格瓦拉的情报。

最好能抓到帕高。

机会来了。

机会是一名农民提供的。

格瓦拉不远万里，来到玻利维亚，要帮助这里的贫苦农民摆脱资本主义的统治与剥削。

但是，这里的农民却不大领情，他们对外来的陌生人抱有天然的警惕，他们只关心如何赚钱养活家人。

这天，在瓦耶格朗德一带行军的游击队打算徒步越过格兰德河，队员找到一位农民问路。

这个农民答应到河边为游击队寻找安全的渡河地点。

但是，这位名叫奥诺拉托·罗哈斯的农民没有去探路，却悄悄地跑到了政府军突击队的驻地。

结果，游击队遭到伏击，9名身亡，1名被捕。

被捕的年轻队员交代说，他在营地名字叫“帕高”。

罗德里格斯此前已经为帕高建立了数厘米厚的档案，一页一页认真研究过。

罗德里格斯作为讯问行家，善于突破不同对象的心理防线。

他察觉到帕高不是一名坚定的革命者，虽然向往革命，却又抱怨被人欺骗。

他的信仰和遭遇之间有个缝隙，罗德里格斯决定在此插进一个楔子，撬开他的嘴。

罗德里格斯成功了。

帕高交代的内容丰富而详细。

他说，名为雷蒙的游击队领导人，就是切·格瓦拉。

他说格瓦拉把总共50多人的队伍分成三部分：先头部队，中央部队，后卫部队。

三支队伍之间保持数百米距离。

先头部队6-8人，中央部队是主力和格瓦拉。

罗德里格斯提取了所有阵亡游击队员的指纹，与档案一一比对后，确认其中一名是米格尔。

帕高交待，米格尔在不久前被格瓦拉任命为先头部队指挥。

格瓦拉的行踪不再是谜。

他就在附近。

罗德里格斯对玻利维亚政府军森特诺上校说：突击队可以出发了。

目标：瓦耶格朗德。

格瓦拉在那里。

在玻利维亚南部这个地区，格瓦拉的革命有些水土不服。

他们想发动群众，但是很不成功。

他们要扩充兵源，但无人响应。

游击队在占领地区向村民发表征兵宣讲：你们叫我们土匪，但我们是在为你们而战，为工人阶级而战，为那些收入微薄的工人农民而战。

此时，玻利维亚军方领取极高的薪水。

你们为他们工作，但是，告诉我，他们为你们做过什么？

你们这里没有水，没有电。

你们被遗弃了。

这就是我们要战斗的原因。

村民们一片沉默。

格瓦拉认为：农民的无知落后使他们无法理解美洲大陆正发生的事情，他们的解放尚需时日。

贫穷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

或许。

村民们也有感兴趣的东西。

他们对官方在无线电广播里发布的一条消息，听得十分仔细。

玻利维亚政府悬赏抓获一名外国人，名叫切·格瓦拉，这个人就在瓦耶格朗德一带。

政府为他的首级开出的价格是50000玻利维亚诺，合4200美元。

这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数字。

许多农民开始寻找这个外国人。

1967年10月8日上午6：30分左右，一个当地农民兴奋地来到政府军突击队驻地。

他说，黎明前，他在一条小溪边上灌溉土豆田时，看见十多个陌生男人沿着河岸行走，里面有外国人。

政府军突击队立即出发。

天时，地利，人和，他们都有了。

游击队被打垮了。

被捕的游击队员中，有一名无疑是外国人。

胡须浓密，眼睛清澈，凝视的目光令人印象深刻。

他独特的胡须和面容，见过他照片的人一眼就能认出来。

“你是谁？

”突击队指挥官心脏狂跳，努力保持冷静。

“我是切·格瓦拉。

”即使衣衫褴褛，腿部负伤，流着鲜血，这个男人仍然散发出超凡的魅力。

指挥官请他伸出左手。

一道长长的疤痕，与情报描述相同。

失败成为定局。

格瓦拉如果选择另一个地区发动革命，在一个靠近工矿和城市网络的地方，还可能有获胜的机会。

那里的民众对统治者深怀不满，反感军人政权。

可能成为革命的土壤。

但是，他却选择了玻利维亚东南部这个人烟稀少的丛林地带，这里的农民封闭保守，对外来人心存防备。

格瓦拉没有能够动员当地农民成为对抗统治者的力量，反而被他们出卖。

还有游击队内部的裂痕，加速了格瓦拉的失败。

罗德里格斯以胜利者的姿态，怀着家仇国恨，来到关押格瓦拉的乡村小学校。

“切·格瓦拉，我想和你谈谈。

”“没有人能够质问我。

”绳索紧捆，伤口流血，都掩盖不了格瓦拉的尊严。

“司令官，我来不是审问你。

我们的理想不同，但我很佩服你。

我还是想和你谈谈。

你曾是古巴的一名部长，看你现在的样子！

你成了这样，是因为你自己的理想。

尽管我认为它是错的，不过我还是想和你谈谈。

”罗德里格斯让看守为格瓦拉解开绳索。

先找了一个不太尖锐的话题；“你，一个医生，做了古巴国家银行行长。

医生懂经济学吗？

”“你知道我如何成为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吗？

” 格瓦拉笑了起来，“有一天，我们开会，卡斯特罗进来说，要找一个恪尽职守的经济学家（economist）。

我听错了，以为他说要找一个恪尽职守的共产主义者（communist），所以我举起了手。

卡斯特罗就选择我做了古巴经济的领军人。

”难怪，这位革命银行家上任之后，就提出废除货币的主张，要建立 “不用钱的文明”。

罗德里格斯话锋一转：“你是一个外国人，你入侵了玻利维亚的主权领土。

”格瓦拉十分轻蔑：“你不可能理解革命的原因。

”“我在为玻利维亚流血。

”格瓦拉指着身边的一具尸体，那是他的战友奥卡：“看看这个人，他在古巴，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

然而，他来到这里，就这样死了。

甘愿牺牲，因为他相信他的理想。

”信仰激烈对抗，讯问无法深入。

如何处置世界上这位最令人闻风丧胆的革命家？

玻利维亚总统府会议争论不休。

审判格瓦拉，必将引起国际风暴，成为一场灾难。

“而且，玻利维亚没有死刑，最多只能判处30年徒刑。

”总司令奥万多提醒总统巴里恩托斯，“我们在哪里关押他30年呢？

”玻利维亚没有一个监狱足够安全，革命者会冲击监狱，古巴可能派兵来救他。

别无选择，只能杀掉他。

1967年10月9日上午10点左右，一名突击队士兵来到罗德里格斯身边：“电话！

司令部要跟这里级别最高的军官讲话。

”罗德里格斯佩有玻利维亚上尉军衔，此时此地是级别最高的军官。

“我是拉莫斯上尉。

”他使用自己的化名。

“拉莫斯，你被上司授权执行行动500和行动600。

”500是格瓦拉的代号，600是死刑的代码。

如果要他活着，指令是700。

“请重复一遍。

”美国政府给罗德里格斯的指令是，要让他活着。

美国政府想把格瓦拉偷渡到巴拿马审讯。

仍是500和600。

罗德里格斯无可奈何。

他只是一名派到玻利维亚的美国中情局顾问。

这是别人的国家，有他们的规矩。

他想起格瓦拉的足智多谋。

卡斯特罗也被囚禁过，最后却脱身颠覆了古巴。

只要格瓦拉活着，就非常危险。

罗德里格斯再次走进囚禁格瓦拉的教室：“司令官，这是玻利维亚最高司令部的命令。

”“这样更好。

我本不应该让自己被活捉。

”格瓦拉十分镇定。

他知道，死神站到了门口。

“有什么转告你家人的吗?”“告诉我妻子让她再婚，过得幸福。

”格瓦拉走近罗德里格斯，与他握手，然后拥抱了一下。

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尊严依然。

罗德里格斯已经没有了仇恨。

他走到门外，给持枪的士兵下达指令：“这个人应该死于战伤，不要朝脸上开枪。

”持枪士兵走进教室。

格瓦拉毫无惧色。

“我知道你是来杀我的。

懦夫，开枪呀！

你只是在杀死一个男人！

”即使是坚定的反共主义者也钦佩他面对死亡的风度——毫不辩解，反抗到底。

几声短促的枪声传来，罗德里格斯看了看表，下午1点10分。

任务结束了。

罗德里格斯在天黑返回住地时，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情。

他突然感到胸膛内发出一种奇怪的绞痛，肺部紧缩，喘息不止。

后来医生告诉他，这是哮喘。

但是，他以前从未有过哮喘。

他恐惧地想起了格瓦拉档案里的记载：切·格瓦拉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哮喘。

之后的岁月里，罗德里格斯每一次哮喘发作，都会想起结束格瓦拉生命那个夜晚的恐惧时刻。

三天后的午夜，那位发誓要让格瓦拉偿命的古巴裔中情局特工维洛多，带着两个玻利维亚士兵，驾驶一辆卡车从当地医院驶出，开往正在扩建的瓦耶格朗德机场工地。

后面的车厢用帆布蒙得严严实实。

帆布下面，是格瓦拉。

卡车停在新建跑道附近一块洼地边缘。

右侧10多米处有一个新挖的大坑，9米宽，5.5米深。

他们把格瓦拉遗体扔进坑里，推土机将坑填平。

天空开始飘雨。

维洛多庆幸自己穿着毛衣，其他人冻得瑟瑟发抖。

格瓦拉消失在了潮湿的黑暗之中。

坟墓没有任何标记。

他们认为格瓦拉已经是个句号。

一切都结束了。

『他无处不在』但是，一切都没有消失，一切都没有结束。

“我们打垮了格瓦拉，杀了他。

即使是死，他还是得到了所有的荣耀，我们没能得到任何称赞。

”许多年以后，一个参加追捕的政府军突击队员感慨万端。

光阴荏苒，凶手早已无人知晓，死者却成了超级名星。

格瓦拉成了一个超级大IP。

在他被出卖被杀害的玻利维亚，在他深切同情的贫穷国家，在他深恶痛绝的资本主义世界，在繁华的都市和偏僻的乡野，嗅觉机敏的商人们纷纷投入营销格瓦拉神话的热潮中。

消费他的人遍及全球各个角落，覆盖各个阶层。

年轻消费者即使不知道格瓦拉到底是谁，也丝毫不影响对他的追捧。

那个头戴贝雷帽、长发披肩、神情坚毅、目光深遂的著名头像风靡全球，印在T恤、海报、咖啡杯和钥匙圈上。

卖给不知道他是谁的潮男潮女们。

被称为“全球最有革命性与战斗性”的那张头像，出自摄影师Alberto Kord之手。

“仿佛有一股无以言表的力量寄宿在他的神情里，在经历了那么多死亡后，这股力量化作愤怒呈现在他的视线之中。

” Alberto Kord念念不忘镜头前格瓦拉留给他的强烈印象。

不了解这些也没有关系。

格瓦拉的逆天颜值、不羁风采，再加上艺术家Jim Fitzpatrick使用红、白、黑三色对照片的再创作，使这个形象的视觉冲击力爆棚，炫酷异常，成为全球流行的文化符号，成为席卷全球的自由、独立精神的标志。

酷，仅此足以！

什么理想、信仰，管它那些！

一个德国籍委内瑞拉富翁不以为然：“他就是长得好看而已，西方那些把他的头像做衣服的人完全不了解他的思想，就因为他长得好，所以才这么受欢迎。

”当然有了解他的人。

有些人喜欢他，不仅仅是头像。

许多讲情怀的人，深深地着迷于格瓦拉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

他的革命热情是那样激荡人心。

富家出身却放弃安逸生活，革命胜利却远赴异国他乡，大权在手却转身投入艰苦的游击战争，非洲失败后仍不屈不挠再度进入玻利维亚继续战斗，直至牺牲。

他振臂一呼，多少人心甘情愿放弃高官厚禄跟随他奔赴刚果，转战玻利维亚。

这般跌宕起伏的传奇，是多少人幻想的壮阔人生。

他的个人魅力是那么奇异迷人。

《时代周刊》写道：“他的脸上充满着使妇女为之动心的伤感微笑。

”他异常勇敢，对于危险有着神秘的痴迷。

他在家信里写道：“战争的枪声从来不让我恐惧，反而让我兴奋。

”古巴战争期间，卡斯特罗甚至下令他不许冲到前线直接参战。

无所畏惧都不能形容他，他几乎是热爱危险，热衷于挑战危险，战胜危险。

他代表古巴参加联合国大会，军装皮靴雪茄，会场舌战群儒，惊艳国际舞台。

没有多少国家领导人像他一样性感，不拘一格，放荡不羁。

甚至他的失败也成了他魅力的一部分。

“格瓦拉的失败确立了他的偶像地位。

他的故事讲述了失败和孤立，这就是为什么它如此诱人。

如果他还在世的话，格瓦拉的传奇早就被遗忘了。

”他面对死亡的尊严，更是赢得了人们广泛的敬重。

他的空想气质使得他的失败具有必然性。

他的敌人因此有些喜欢他。

一个缺乏现实危险的对手，是一种很实惠的政治装饰品。

认可他政治理念的人，像朝圣者一样重温格瓦拉的战斗足迹，走过玻利维亚南部的山路、丛林、小镇。

瓦耶格朗德这个格瓦拉被杀害的地方，镇广场最醒目的位置矗立起格瓦拉博物馆。

当年那些不欢迎他、出卖他的村民以及他们的后代，在发现这个死去的外国人已经成为赚钱的商品后，彻底改变了对他的态度。

格瓦拉现在成了这里最受热爱的人。

他给当地带来众多的旅游者，消费者，他成了一个财源滚滚的畅销品牌。

枪杀格瓦拉的校舍前，竖起了一座格瓦拉半身塑像。

镇上那家医院的洗衣房是当年格瓦拉遗体被陈列的地方，现在也成了旅游胜地。

墙壁成了革命崇拜者的涂鸦板。

“格瓦拉万岁”涂在玻利维亚许多城市和乡村的墙壁上。

格瓦拉被杀害不到一年，巴黎爆发了五月风暴，对现实强烈不满的年轻人举着他的肖像，呼喊他的名字，走向街头，向统治者说“不”！

玻利维亚共产党人纪念格瓦拉的方式直接而简洁。

他们在1969年7月处死了奥诺拉托·罗哈斯，就是这个农民，两年前向政府军出卖游击队，点燃了格瓦拉被捕的导火索。

1997年7月，格瓦拉埋葬地点的秘密泄露，古巴地质学家和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家组成团队来到玻利维亚，在瓦耶格朗德机场边的乱葬岗中找到了他的遗骨。

古巴在圣克拉拉市建起陵墓，格瓦拉和六名战友被隆重安葬。

哈瓦那革命广场内政部前面，5层楼高的格瓦拉塑像巍然矗立。

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人也不耽误对格瓦拉的深厚兴趣。

每年的10月9日的格瓦拉逝世纪念日，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到瓦耶格朗德，举办五花八门的纪念活动，音乐、舞蹈、讲座、演讲、艺术展览，各种各样的纪念品销路极好。

消费者用狂欢来追捧他们的偶像。

有人说他是20世纪最浪漫的男人。

他的浪漫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梦想。

明星大腕、摇滚歌手、政要名流都把他当做个性自由的象征。

这位伟大的革命英雄，现在扮演着极具资本主义色彩的角色。

这是格瓦拉生前万万没有想到的。

他为之奋斗流血的阶级兄弟出卖了他，伙同敌人杀害了他。

这些人和他们的后代又把他供上神坛，消费他，娱乐他，用他赚钱，享受他所憎恶所要推翻的那种腐朽的生活方式。

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名字很陌生，包括我看完上下两部传记电影，都没办法准确地记住这个名字。

但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曾经看过那张在国际广为流传的照片，那张照片的名字叫《英勇的游击队员》，是一个头戴金色五星贝雷帽的人物肖像，它广泛地出现在T恤、水杯、海报等艺术工艺品上，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有什么故事，只是当做时尚潮流的东西。

我也是在看完两部电影，再去查阅相关背景资料，才将这个伟大的人物跟那张照片联系上。

那个人就是切·格瓦拉，阿根廷籍共产主义战士、游击队员、军事理论家、古巴革命核心人物、医师和作家。

这部长达4个多小时的电影，就是他充满光辉人生的传记。

电影的上部主要是讲古巴革命和切·格瓦拉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电影是采用切·格瓦拉在联合国演讲跟古巴革命进程交叉的方式演绎；下部主要是讲古巴革命胜利后，切·格瓦拉由于怀抱着革命的理想，对古巴革命胜利后的官僚化不满以及跟卡斯特罗在古巴发展方向持相反的想法，于是离开古巴到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斗争和背负就义的过程。

为了更好地理解电影和人物，很有必要大概了解下切·格瓦拉的早期生活，才能更好理解他后来的很多行为和想法。

切·格瓦拉是阿根廷人，父母是来自西班牙和爱尔兰族裔的贵族家庭，在他很小的时候，没有经验的目前带着他去游泳，由此患上了哮喘病，这也是电影里他一直咳嗽哮喘的缘故。

切·格瓦拉受家庭左翼思想影响比较大，尤其是他的姨父母是阿根廷的共产党人。

但真正让他思想产生深刻变化的是读书期间对拉丁美洲的周游，那时候拉丁美洲刚刚从殖民主义中解脱出来，到处是贫穷和痛苦，就像电影里说的缺少医疗教育和生活保障，这使得切·格瓦拉对人民充满了同情，希望通过革命的方法来解救他们。

真正让切·格瓦拉转变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是在他为了逃避国内独裁政府的兵役去了危地马拉，在哪里是美洲唯一的左翼总统当政的国家，但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干预下，当时推行改革的左翼政府被雇佣军推翻，人民生活和国家陷入动荡之中。

这促使切·格瓦拉彻底坚定了通过暴力革命解决美洲问题的信念。

在电影的上部当中，切·格瓦拉跟随卡斯特罗从墨西哥前往古巴，当时船上有82个人，在古巴登陆后幸存下来仅有12人，但正是这12人在古巴山区迅速发展起了游击队，他们的主张得到了当地农民的支持，并且通过跟城市里的工人运动领袖达成了联盟，这也是为什么古巴的革命运动推进得非常顺利的缘故。

卡斯特罗的政治和斗争经验能够把各个阶层的力量凝聚起来，通过主动出击袭击政府军营地，让所有人都知道了游击队的存在，极大鼓舞了古巴的革命士气，最重要的是跟工人阶级形成了很好的互动和联合。

切·格瓦拉则展现了很好的革命战士的素质，丰富的战斗经验，善于演说和宣传革命信仰，跟战士们同甘共苦，对待敌人和叛徒冷酷无情，逐渐成为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

最终游击队占领了古巴首都哈瓦那，宣告了古巴革命的胜利。

而电影中穿插的切·格瓦拉在联合国演讲的历程，正是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切·格瓦拉出使苏联获得支持，并且说服苏联将核弹运往古巴，避免美国干涉古巴的革命，在联合国为古巴的独立和自主做出精彩的演讲。

在电影的下半部开篇就是讲切·格瓦拉离开古巴，并且留了信件给卡斯特罗说明自己继续革命的立场。

这说明切·格瓦拉不被古巴胜利后的舒适安逸生活所羁绊，勇于投入到新的革命当中，同时也说明他跟卡斯特罗在古巴革命的发展方向存在严重分歧，同时也看不惯革命者胜利后的官僚作风，这跟他早期生活经历有很大关系。

他是怀抱着解救美洲各国百姓于水火中的信念的，所以不可能停留在古巴的胜利中安心度日，所以放弃了工业部长的高官继续去非洲和美洲的国家进行革命。

当时正是冷战时期，有苏联倡导的共产国际输出革命理论，希望推动第三世界国家人民进行革命，推翻独裁腐朽的政府。

正是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切·格瓦拉最开始去非洲的刚果推动革命，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失败，而电影是讲述他带着古巴游击队去南美玻利维亚革命的过程。

玻利维亚革命最开始就不是很顺利，当地的共产党领导人对切·格瓦拉的暴力革命理论持反对态度，希望通过谈判来取得妥协，所以最初承诺的200人游击战士没有提供，而切·格瓦拉带来的古巴人很容易被当地人排斥，军政府也积极宣扬他们是外国人干涉玻利维亚内政的论调，而且美国中央情报局从古巴革命中吸取经验，从开始就组织特种部队训练玻利维亚政府军，从情报军事宣传上进行围剿。

游击队不得不分成几个分队进行战斗，由于当地农民的出卖政府军获知他们的动向，很快派出大部队围剿。

从影片中可以看到附近矿山工人罢工的事件，并且捐款支持游击队，但始终没有双方进行更深入和做的下文。

或许这就是玻利维亚革命失败的原因吧。

最终切·格瓦拉也在战斗中受伤被捕和牺牲。

切·格瓦拉曾经访问过中国并且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周总理在谈论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和刚果的革命游击战时，曾经提出批评的意见。

认为有冒险主义和革命投机主义的问题，在当地条件没有成熟的情况下，寄希望于游击战就能推动革命的大幅度转变，这是冒险和碰运气的事情。

但从个人来看，切·格瓦拉堪称完美的革命形象，为了解救美洲的百姓，先是放弃了家庭的幸福生活，在去的古巴革命胜利后，不被高官厚禄和优越的生活所吸引和羁绊，坚持自己的革命理想。

在做人方面极为廉洁政治嫉恶如仇生活简朴。

那张流传全球的革命战士肖像，是他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参加纪念活动时，由卡斯特罗的专用摄影社抓拍到的，登上了《时代》杂志，并且被评为20世纪改变世界的100名人物之一。

后来照片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传并被广泛应用，他不仅仅象征着近乎完美的人格力量，也代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抗争。

但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这个头像主人的身份和故事了。

怀抱着理想的革命战士，坚定不移的信念和人格，尽管有诸多争议和悲惨的结局，我们不应该只是停留在追随潮流地拿他的肖像当头像，购买那些带有他头像的纪念品，仍然是值得我们去深刻了解他的人生和他的故事

切：你好！

明天是你的生日，89年前的今天，你出生在那个探戈与足球交织着的世界，那个为了贝隆夫人举国哭泣的拉美国家。

6月14日，北半球正在进入夏季，而在你的故乡，严冬开始来临。

在这么个季节出身，而且还患有终身性的哮喘，似乎已经预示了你将与命运抗争。

为了给你写信，上个月我读完了关于你的三本书，读过之后却什么也写不出来。

你是我的偶像——这个词现在有个时髦的叫法“男神”——很久以前就是。

首先是因为你很帅，帅得让人将你用做头像或者穿在身上，然后去接受其他人诧异的目光，听他叫一声“雷锋”。

这种情况我遇见过很多次，虽然几经解释，但对方始终无法捋直舌头把你的名字念对。

即便是处在一个曾经红星飘遍的国度，你的知名度也并不是很高。

后革命时代的人们，厌倦了革命的浪漫理想，转身加入一场资本全球化的浪潮当中，犬儒庸俗地活着，拥抱来自西方资本世界新一轮的剥削与奴役。

忘了告诉你，雷锋也是一名无产阶级战士，某个特定时期中国人名的“国民男神”。

在最初见到你画像的那一秒钟之内，我也将你认作了他。

但转瞬又明白，你挺拔的鼻子和坚毅的眼神是他所不具有的。

仅仅是因为这一明显的区别，我开始喜欢你。

这些年来我试图描述那种感觉，可是说不出来，可以肯定的是，和看见自己喜欢的姑娘时的感觉不一样。

很难不把那些熟知的故事再梳理一遍。

你出身中产阶级家庭，是个医科大学生，有行医执照。

在当时的阿根廷抑或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来看都将是前途一片光明。

可是你并没有满足于自身的完满，大学期间游历拉美各国，亲眼目睹了在帝国主义者与军人政府统治下压迫下的拉美人民的生活，最终走向了一条解放他们的道路。

又不得不说回我自己的国家了。

这种浪漫主义的理想曾笼罩过我的祖国，结局是谁也不愿提起的闹剧。

可是你还有你的战友成功了，虽然过程有些阴差阳错，然后你又走了，却再也没有活着回来。

对于青年人来说，你的意义在于对主流价值观的反叛，对强权的抗争和对既得利益者的蔑视，还有对理想的不懈追求。

今年我行将年满24岁，中国人称为“本命年”，有一些特别的意义。

经历和学识让我开始对狂热的偶像崇拜有了质疑，尤其是你这种具有意识形态立场的偶像，往往更令人盲目以成灾难。

现在的很多研究表明，你曾制造过一些小规模的屠杀，我也深知一个被你统治者的世界会多么糟糕。

或许我终将与你告别，所以在拟定这个叫做“偶像：告白已告别”的写作计划时，将你添加到了名单当中。

去年，在我的祖国，一个小偷因造型与你神似且言论惊人而爆红网络。

人们戏谑地将他冠名为“窃-格瓦拉”。

“窃”与“切”同音，在中文里指代一些手段不正当的事物。

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你无法职责任何人对于偶像的不敬。

相对于此，人们对于他那一句“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的”的无限恶搞，无意中却折射出了这个时代青年人的无奈与叹息。

就算是一个曾经红星飘遍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也无法抵御全球化的浪潮。

在资本的压迫下，青年人只有无奈的选择庸碌的生活。

往往是想打工而不可得，何况是拒绝打工。

我们的时代并不你的时代好或者坏，只是人们消极与虚无，再也没有人像你一样正面反抗了。

写了这么多，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说些什么。

我想，即使是终有分别日，你身上也总有一些值得留给我的品质。

我想象你一样忠于理想。

让我们忠于理想！

贡水河边的浪荡汉子2017.06.13

http://axinlove.com/2009/03/che/《Che[切·格瓦拉]》切·格瓦拉死了by @xinl.ve 090303开篇明义：电影不值得你花4个小时（上、下两部），因为基本上找不到什么好说的地方。

《Part One》的游击战和后来格瓦拉在联合国的发言的影像交替？

没有什么惊奇，看不出Soderbergh的特别之处。

本文不值得你花2mins，因为更多是牢骚不断，英雄主义的极大渴望被掐死了。

什么样狗屎的文章，配合什么狗屎的电影，大爷个熊！

1967年10月9日，在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战的341天后，切·格瓦拉死了。

这不是他的第一次死亡，也注定不会是最后的一次。

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的第一句话写到“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时，切·格瓦拉死了一次。

2008年Steven Soderbergh导演推出本片《Che》的时候，他又死了一次。

切·格瓦拉一次又一次的死亡，和他在人心中一次又一次重生一样，永远没有结束。

话剧《切·格瓦拉》的剧本以图书的形式进入我的世界时，他从马克杯和黑底红色Icon的Tshirt上走了出来，开启了我蒙昧的激情，他在我心中第一次的复活。

沉寂忧郁的青春时代，看完她人借给我的《百年孤独》后，他又在胸膛里澎湃不已。

被生活羁绊，被惰性圈养，期待着某一刻他能带给革命的力量。

4个小时的片长，无法区分之为英雄的浪漫主义，还是Discovery的仿真实记录片，《Che》的Part One与Part Two都没有足够的特点。

没有史诗的场面，没有惊心动魄的战争场景，也没有煽情的细节，革命胜利后的雪茄，游击战争时推崇读书，分配食物时优先考虑小孩，争取农民的支持时坚持不扰民，这样的细节，Benicio Del Toro饰演的Ernesto Che Guevara。

被一个名字激起的狂热和期望获得共鸣的情绪，慢慢湮灭于电影的平淡。

开始于“格拉玛”号的剧情，最后终结于同一幕，走过一段旅途后回到起点，我的热情被电影伤害，那种释放荷尔蒙，突出英雄主义，“鼓吹”革命和Change的人潮汹涌般的热情，冷却在格瓦拉贴近地面的时刻。

革命并不美好，山林游击战争的苦难不是乐观主义就能应对，伟大英雄个体的结局也注定悲情。

Soderbergh是在讲述他心中的英雄传奇，一部影像般的《奥德赛》，还是依据一本传记呈现着历史？

但愿保持敬畏之心，看待这些神一样存在。

————————卡斯特罗的古巴现在还没有普及手机，估计网络更不可能，海尔的冰箱在那边是紧俏供应的物质。

革命胜利后一党专制，“低水平下的平均主义”，“革命”的现实成果，一样在爱幻想的脑袋瓜子里插上一刀。

Part Two的西班牙文片尾曲。

Che.Part.One.2008.DVDRiP.READNFO.XViD-RUSTLEChe.Part.Two.SUBBED.SCR.xViD-xSCR

尽管在索德伯格最新影片《切》中饰演切•格瓦拉的本尼修•德尔•托罗凭借此片获得了戛纳最佳男主角奖，这部影片依然是2008年度最受争议的影片之一。

2008年12月，《切》在纽约的齐格菲尔德影院放映的时候，片头的古巴地图轮廓刚刚出现，就有大批的观众高呼“古巴万岁！

”，放映结束后站立鼓掌的时间之长也创下了记录，但数分钟之后，在索德伯格出来答问的环节，就有观众大爆粗口并拿“切•格瓦拉是个杀人犯”相诘难；该片在古巴流亡者云集的迈阿密上映的时候遭到了愤怒的抵制，而在数天后的哈瓦那首映式上，上千名参加过古巴革命的老兵却把最激动的掌声献给了到场的德尔•托罗……戏剧性的争议在前些天本届奥斯卡奖提名名单出炉之后达到顶峰，虽然《切》无缘奥斯卡任何一个奖项的角逐，但多个影评人表示，奥斯卡奖应把将《切》排斥在外视为最大的耻辱。

斯蒂芬•索德伯格8年前就萌生了拍摄切•格瓦拉传记片的念头，最初，他除了觉得切是20世纪世界史上最独特的人物之外，对切并没有什么了解。

经过大量的阅读、探访，一旦进入拍摄，他所想要“还原”的素材就多得超出了一部正常时长影片的容量。

最后，他把《切》剪成了两部影片：《切：阿根廷人》和《切：游击队员》，前者聚焦于从1955年切在墨西哥与卡斯特罗兄弟相遇到1959年进军哈瓦那之前他在古巴玛埃斯特腊山区的游击生涯，后者直接跳到古巴革命胜利8年之后切在南美玻利维亚丛林中最后的游击岁月。

目前在国内碟市上能够找到的，似乎只有被错译为《切：阿根廷》的《切：阿根廷人》。

在看《切：阿根廷人》之前，我一度以为索德伯格会把它拍得像他1991年拍的《卡夫卡》一样半是传记半是虚构。

没想到，这部《切•阿根廷人》的确是在努力使自己看上去更像一部中规中矩的传记片，努力用客观的纪实视角抑制极有可能出现的传奇化风格，因为熟悉1956—1959年间古巴革命战争的人都知道，这段历史本身的确包含了诸多被传奇化的可能性：82个革命者乘坐“格拉玛号”从墨西哥潜入拥有600万人口的古巴，在登陆遇袭后只剩12个人的情况下，他们居然能够通过在山区打游击的方式仅用了两年多就最终击败巴蒂斯塔政权，而切•格瓦拉在踏上“格拉玛号”之前，只不过是一个曾经在危地马拉参与过些许群众运动的、喜欢读波德莱尔和洛尔卡的阿根廷青年医生而已。

狡猾的索德伯格深知，在切•格瓦拉已经成为一个超级文化偶像以至于连安吉丽娜•朱莉都刺有格瓦拉纹身的今天，与其对切在1956—1959年的经历做传奇化处理远不如“还原历史细节”更有挑战性，因为前者很容易被指认为“迎合流行文化”。

于是，在索德伯格的镜语中，很容易被赋予轻快化节奏的山间游击行动显得有些滞钝，很容易被连贯化处理的战斗场面略有延宕、变形，菲德尔•卡斯特罗似乎有些不够稳重，而切•格瓦拉似乎又过于稳重，音效显著的哮喘声放大了他的“阿根廷病人”而不是“阿根廷医生”身份，行军中密集出现的阅读和授课活动也令他显得更像是一个“游击队关公”。

索德伯格有意悬置了对切•格瓦拉内心世界的探询，把所有与切的精神深处相关的东西都放进了不可知论的范畴，在《切：阿根廷人》这部分，索德伯格想要“还原”的大概只是一个具备多种技能的坚韧的战士。

为了增强张力、弥补战争叙事的单一性，索德伯格巧妙地把一组讲述1964年切•格瓦拉代表古巴在联合国总部发言并接受采访的黑白画面和革命战争主线平行剪辑在一起，但在这组黑白画面中，切•格瓦拉似乎依然被处理成了一个战场转移到话筒前的战士。

这种对行动中的战士身份的“还原”自然要比浪漫化处理高明许多，它让数以亿计的格瓦拉迷和坚信格瓦拉是“杀人机器”的人都能从各自的角度看到他们想要的格瓦拉，但它也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在对战争中的主人公进行抑制心理探索的“冷处理”的情况下，如何区分一部人物传记片和战争片的界限？

这一矛盾在《切：阿根廷人》的后半部分集中体现了出来，在5800万美元制作成本的支撑下，切•格瓦拉率部从玛埃斯特腊山区进入拉斯维利亚斯省以后的战斗场面，特别是攻打圣克拉腊市的场面，比起切的传纪片来更像一部以记叙战略战术为要务的常规战争片。

索德伯格声称《切：阿根廷人》是以切•格瓦拉本人所写的《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为依据进行编剧的，的确，影片“还原”了书中提供的很多行军细节，但有趣的是，一些如果我做编剧的话肯定会留下来以增添些许喜感的场景被剔除掉了，譬如，书中提到游击队里有个叫“大师”的活宝冒充“格瓦拉医生”试图强奸一个前来看病的村姑。

另外一些本来非常深沉的场景因为缺乏必要的补充而莫名其妙地具有了喜感，譬如正版格瓦拉医生给村民们看病的那一段，书中记叙了一个小女孩的话：“妈妈，这个医生对大家说的都是一个样”，在书中，紧接其后有一段格瓦拉沉痛的内心独白，解释了“这个医生对大家说的都是一个样”的原因：玛埃斯特腊山区条件极其艰苦，农民们在那里像野花一样自生自灭，在同样恶劣的环境中有着相同的病史。

而在影片中，小女孩的话倒是照搬了下来，但由于没有任何补叙，听上去完全像是在嘲讽格瓦拉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系优秀毕业生可疑的医术。

《切：阿根廷人》很容易让人想起2004年巴西导演瓦尔特•萨勒斯执导的斩获奥斯卡最佳主题曲奖的《摩托日记》，后者像是前者的一个温情版序幕。

事实上，索德伯格本人也很乐于把《摩托日记》、《切：阿根廷人》、《切：游击队员》看成一个跨导演的“切•格瓦拉三部曲”。

有趣的是，这个“三部曲”作为一个整体，有意地遗漏了切在古巴从政的经历，而且无论是瓦尔特•萨勒斯还是索德伯格，都对格瓦拉身上附着的身份和意识形态符号进行了选择性的“再编码”，在瓦尔特•萨勒斯那里是呼唤拉美团结的西蒙•玻利瓦尔主义，在索德伯格那里，单纯的“战士”身份压倒了一切。

《切.格瓦拉》：一部关于“人”的史诗文/廖伟棠1955年，切.格瓦拉在墨西哥结识卡斯特罗，彻夜长谈。

下一个镜头就是一年后墨西哥湾迷乱的浪花，切.格瓦拉靠在运载古巴革命者的“格拉玛”号船舷上久久沉思——四个小时后，电影的结尾又闪回了这一幕，浪花依然迷乱甚至过度曝光。

而上一个镜头，是切.格瓦拉的尸首被绑在政府军的直升机上，掠过玻利维亚的山谷，阳光灿烂，谁也忘不了，平静的绿林下，曾是围困他的地狱。

开头和结尾——剧情的透露我到此为止，我想说的仅仅是，开始时他尚有卡斯特罗等八十一人与他踏上远征，最后他孤身一人，他的战争既是少年大卫对巨人歌利亚的战争、也是他与自己一个人的战争。

电影百分之九十篇幅着墨于前者，以致于可以作为一部不辜负千万美元投资的战争巨片来观赏，但是百分之十极其克制和隐忍的对后者的表现，为战争的残酷染上了一层超越性的荣光，也使这部好莱坞制作能成为一部史诗式的悲剧。

的确想不到Steven Soderbergh可以如此现实主义——也许他终于明白了越真实越超现实这个拉丁美洲式道理，《卡夫卡》中残存的表现主义印记在这里被现实细节磨光，却渗进了骨髓，切.格瓦拉的游击队在犹罗峡谷中最后一战时凄惨得如来自另一世界的零星鸟啼、以及那一两个长度不超过十秒的主观蹒跚的镜头，一下子纠结起前面三个多小时的压抑，转换成泰山欲倾的巨力向你压下来。

我承认那一刻我突然感到浑身战栗，不觉间竟然泪流满面——因为我们陪伴切.格瓦拉经历了他的地狱篇。

两个小时带着种种牺牲迈向古巴革命胜利的上集，紧接着两个小时带着更直接的牺牲迈向个人死亡的步伐，前者场面转换眼花缭乱，却让人感到沉闷，后者在狭窄山谷作困兽斗，忍耐的时间越长却越让人感到急促如心脏狂跳。

观众的心理速度跟上了切.格瓦拉挑战自己肉身极限的速度。

Steven Soderbergh用目不暇给的镜头切换配合明亮环境下的浅景深，成功地营造出游击战中充满不可知因素的噩梦氛围，我们不时看到焦点外的世界如幽灵一样向镜头飘来，迅即又落回实处，这种一张一弛的节奏也像极了切.格瓦拉在遗着《玻利维亚日记》里记载的战争，还有隐藏得更深的切.格瓦拉的内心：孤绝的意志在痛苦中咬牙、冲突。

可以说没有上集《阿根廷人》对胜利的现实主义还原描写，我们不能从那个英雄符号中寻找出作为一个人的切.格瓦拉；但如果没有下集《游击队员》对残酷的失败所作的抽丝剥茧式提炼，我们亦不能在这个悲惨的死者身上寻找出圣徒的面貌——正当切.格瓦拉哮喘加剧、摇晃着骑马穿过光影斑驳的丛林时，一刹那逆光中我们看见他的面容圣洁彷佛不属于现世。

随即他堕马、发狂刺伤马颈等镜头又把我们拉回绝望的现世。

“正因为近则愈小，而且愈看见缺点和创伤，所以他就和我们一样，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异兽。

他仍然是人，不过如此。

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伟大的人。

”鲁迅如是说英雄，Steven Soderbergh也懂得这道理，正是一个并不完美的、混杂的切.格瓦拉，反证了被萨特誉为“二十世纪最完美的人”是可能存在于我们身边的。

这时再回去看上集的混杂也觉得明白了，与四年前Walter Salles《摩托车日记》相比，《切.格瓦拉：阿根廷人》更少浪漫化，前者回避政治冲突、只作感性提示，后者麻利地切入革命时期和后革命时期的纠缠，历史历历在目，提出足够的问题让观众反思——一如下集的失败亦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为什么你要拯救的人偏偏要叛卖你？

这是悲剧英雄必然的宿命吗？

现实与神话往往表面巧合，实质呢？

Steven Soderbergh并没有神话化地处理这些关键的时刻：游击队做梦一般走进河水中，埋伏的枪声大作，出卖游击队的农民罗哈斯脸上现出一个最平凡、最正常的、人的表情，而正是这“正常”令我们陷入最痛苦的疑惧之中。

罗哈斯这一张脸，和不久面对死亡的切.格瓦拉的那一张脸，竟然都属于人类之脸。

切.格瓦拉的临终遗言中有一句，Steven Soderbergh的版本与一般传记流行版本不同，当政府军士兵问切.格瓦拉是否相信上帝的时候，传记说切.格瓦拉回答“我个人倾向于耶稣”，而电影里切.格瓦拉说：“我相信人类（Mankind）”。

电影里的切.格瓦拉，是人，不是神，但是一个配得上人之称号的人；电影里的女游击队员塔尼亚，是人，因此会在说及失去联络的切.格瓦拉时痛哭、在最后一役穿上美丽的衣服。

这是一部关于人的电影——正是在缺乏人的现世，这些真正的人才被异化为“神”。

许多人都对这个革命者有争议，当然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很多事情很难在当今在重新评价了，至于这些真真假假的盖棺定论，你爱不爱听，完全取决于你对事件的了解渠道。

很能细细品味的一个电影，也可以多看几遍。

切讲到关于革命的看法时，就说了一点。

革命，需要的最基本的，就是爱，出于爱而革命，出于爱而暴力，否则，他就不是一个革命者。

很多细节都在无形间显露了他的本性，如果是单纯的，名义上的共产者，他肯定抢了这些有钱人的东西，据为己有，切，就不是这样的伪共产。

他想证明的，战争着的，永远是一种精神，因为虽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精神才是唯一可以永存的。

即使实践早已失败，理念却永远可以再次用实践去挑战。

后面到了城里的战役很精彩，游击战居然不光适用于乡下。

（这是一篇去年给杂志写的旧影评，拿出来再贴一遍）原载《新民周刊》2009年8月CHE: 阿根廷人•游击队宋明炜《切》是我在2008年最想看的一部电影，但直等到它在戛纳得了奖、在纽约电影节引起一番轰动，又苦等它的院线发行达半年之久以后，才在剑桥市专放艺术电影的Kendall Square Cinema看到由独立电影公司（IFC）发行的完整版本。

四个半小时的电影分成上下两集：《阿根廷人》和《游击队》。

果然很好——好到我第二天把下集又看了一遍。

导演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曾经拍出过《卡夫卡》和《性、谎言、录像带》这些影像和立意都前卫超凡的作品，近年来在“十一——到十多个罗汉”系列电影中越来越趋向主流，好莱坞得让人头皮发麻。

但《切》不可思议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是返璞归真的现实主义电影，在数字化、魔幻化空前的影像时代，以冷静真实的激情、抹平了技巧痕迹的长镜头和场面调度、质朴含蓄的本色表演，将一个“革命电影”变成了一场电影的革命。

我说把下集又重看了一遍，实在是因为后半部分的电影，最具美学和思想的力度，而写实的形式自然、感人，更超越了前半部分稍嫌有遵传记片“常规”的处理方式。

电影前半部分《阿根廷人》，在时空交错中描绘了主人公的革命生涯，仍含有历史的线性痕迹：阿根廷青年恩斯托•切•格瓦拉，在五十年代后期到古巴打游击战，一场场战斗打下来，从沉默寡言的“外国人”变成镇定自若的指挥官，这既是他个人的成长历史，也是古巴革命走向胜利的过程。

上集结束在格瓦拉指挥的“圣克拉拉战役”大捷之后，经历了一年多苦战的游击队已经走出丛林，来到大路上；格瓦拉的车队正在逼近哈瓦那，一片金黄色的绚丽秋景预示着革命的最终成功。

《阿根廷人》的素材取自格瓦拉的自传《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而《游击队》不仅根据格瓦拉的《波利瓦尔日记》改编，更是索德伯格在重返现场大量采访之后、试图重现格瓦拉生命中最后三百四十二天的影像“纪录”。

这个纪录在《游击队》中逐日推进、展开——这种看似平铺直叙的叙事形式，是毫不含糊的大胆行为，它紧跟着格瓦拉的身影，追随他在一九六六年化妆潜入波利瓦尔，深入安第斯山脉的农村中策动游击战争，训练新兵，宣传革命，联系群众，谋取发动新的一场南美解放战争，直到遇阻、生病、被捕、被杀，这中间没有多少情节旁支，甚至没有音乐和情绪上的渲染，而是严谨遵循着事件内在的“现实”时间，以随着“动作”积累、加快到令人不禁屏息的紧张节奏，让观众“目睹”了格瓦拉最后一场革命的全过程。

《游击队》重现了“真实电影”（Cinéma vérité）的辉煌成就，它无意于制造幻觉，而是从历史记忆的迷思中拯救了“真实”——人的真实，包括他的理想、爱、努力、痛苦和他的限度。

传记电影多要呈现人物的一生一世，但《切》仅取格瓦拉生活中的两段经历，且在后一部分中仅仅专注于一个场景，却活生生地从中写出了这位早被神化的革命家的性格气质，这是极具艺术气魄的大手笔。

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归功于主演戴尔多罗（Benicio Del Toro）不“演”而成的表演。

戴尔多罗是这部电影的真正策划者，身为波多黎各人的他，说服索德伯格来制作该片，而与其说他扮演了格瓦拉，不如说他“经历”了格瓦拉的人生。

在电影画面中的戴尔多罗，不是“溢出”自己的演技派明星，而仿佛在“吸入”格瓦拉的灵魂。

大多数时候，他面无表情，言语不多，但他的身体与身体动作，或平淡，或冷静，或沉思，或痛苦，或（偶尔的）快乐，与“情境”紧密合为一体，举重若轻地塑造了人物的“真实”。

电影中直到最后，格瓦拉被杀之后，感情才突然释放出来。

格瓦拉的尸体被送上直升飞机，机翼转动扇起尘土，镜头转向站在不远处的一群“旁观者”：波利瓦尔的农村妇女们。

她们目光茫然地看着这位来“解救”她们的革命者的躯体，举起袖子遮挡满天的飞尘。

格瓦拉被绑在飞机降落支架上，随着起飞，他的身体越来越高地远离了青山和峡谷。

他被蒙住了脸孔，而他死去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他为之战斗的土地和人群，这时响起了荡气回肠的南美民歌。

“真实电影”本身已是一个潮流——远的不说，众多中国新导演在近作中对现实的影像记录都有着这方面的追求。

但如《切》这样，在历史中再现“真实”，面面俱到却不琐碎，尽可能地脱离叙事成规却仍有“故事”好讲——并讲得那样令人神往，以平凡的画面打破革命神话、却仍旧能够让理想的激情继续燃烧在画面之中——这本身就是超越了题材和技艺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