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

很多人觉得女主演讲英语时的德语口音是个问题，其实是人物设计，而且我觉得挺好的。

虽然阿伦特本人讲英语并不是这样（像影片中所有的R都发成小舌音，THE RIGHT FROM THE WRONG简直惨不忍闻）。

其实苏科瓦英语非常好，网上一找一堆，要讲成这样还挺刻意难为的（毕竟她长期生活在美国），应该是人物特色的一种设计吧。

比如CH一直按德语发音这个梗，在开始的时候是朋友圈聚会，闺蜜纠正她，其他人觉得不可思议。

后来在接到主编催稿电话时，她说CHAT ON THE PHONE也依然是用她一贯的错误发音，保持了一致。

非常棒的是阿伦特书房的再现，桌后面的书柜，和能查到的照片中的家具比例几乎完全一样。

包括布吕歇那边的烟斗等等。

然后片中的60年代纽约全景、耶路撒冷街道这些场景，都很有代入感。

导演说剧中80%的对白都来自真实的文章、书信。

所以无论剧情如何设计，总体而言是非常靠谱的。

就好比影片末尾的演讲，实际上是虚拟的，但一字一句都来自她本人。

甚至关于海德格尔在她心中的位置，以及关于布吕歇（包括阿伦特自己）和他人半公开的多伴侣关系，影片也都有体现，留白恰到好处。

他们之间相互的昵称（戏称），Stup以及Frau Professor，包括一两句法语套话，都是忠实再现的细节。

以色列派Siegfried去找阿伦特的时候，阿伦特一认出对方就开始说德语，而对方开始则是说英语，外交使节嘛，而且有陪同的。。。

直到后来二人争执了才无缝切换到成德语，这个设计也是满分。

不过Hans Jonas的青年扮演者比中老年扮演者头发还稀少，可能算是一个小BUG。

苏科瓦本人已戒烟多年，为了这个角色，她恢复吸烟，然后竟然能在拍完之后又戒掉，真是太厉害了！

其实英语编剧在里面也演了一个小角色，阿伦特最后一次去看病重的 Kurt Blumenfeld 时，出门迎接她的人就是编剧Pam Katz ;-)阿伦特是我看的第二部冯·特罗塔作品，当时非常疯狂，硬头皮德语连蒙带猜看完，又找到很远的图书馆有DVD借过来，看西语字幕确认。

直到后来网上出现更多配音和原声字幕版，才有条件经常翻回去看看。

可能还有不全的，以后想到了再记。

汉娜·阿伦特与好友 前排：尼古拉·乔洛蒙蒂（左一），玛丽·麦卡锡（左二），罗伯特·洛威尔（左三）。

后排：海因里希·布吕歇（左一），阿伦特（左二），德怀特·麦克唐纳夫妇（左三左四） 汉娜·阿伦特为人所知，一方面主要是作为20世纪具有重要地位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另一方面便是其审判阿道夫·艾希曼时以哲学方式在《纽约客》上提出的“恶之平庸”概念。

传记电影《汉娜·阿伦特》以后者为主线，呈现了汉娜·阿伦特生活天翻地覆的变化。

而另外一条线描述了海德格尔与汉娜·阿伦特的情感历程，亦是电影的主题之一。

海德格尔在汉娜·阿伦特心目中思想之王的地位，从1925相识并坠入爱河到1933年纳粹上台后经历了剧烈的变化，暗示一位20世纪女性不断强大，寻找自我的人生历程。

电影中有这样一个片段，好友玛丽·麦卡锡问汉娜·阿伦特，海德格尔是不是她一生中的最爱。

阿伦特否定了。

当被问及海德格尔在她心目中的地位，阿伦特是这样说的: 有些事比人更重要。

"有些事"是什么事？

答案是:思考。

这便是海德格尔给阿伦特带来最宝贵的东西。

本文将着重探讨这一从"人"到"思考"的过程。

海德格尔这条线是由阿伦特书桌上的相册引入的。

第一次，青涩的阿伦特，在自习室中得到同为海德格尔学生汉斯的消息，老师海德格尔被任命为弗莱堡大学校长，并加入纳粹。

这是1933年，纳粹上台，也是海德格尔与阿伦特二人人生的转折点。

这是电影中与海德格尔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场的呼应。

第二次，当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词在阿伦特的脑中不断重复，回忆来到1925年，满心欢喜而又羞涩的阿伦特与海德格尔在办公室进行了第一次会晤，表达着自己的思考。

阿伦特此时着迷于海德格尔，她的一番表述，是对爱的渴望与对人生的恐惧共同交织的结果。

对于一见倾心于阿伦特的海德格尔来说，他成为了阿伦特的爱人，保护者，指引她前进的导师。

第三次，当阿伦特面临挚友汉斯的强烈反对与丈夫身体每况愈下，一根烟把她的思绪带回了1924年海德格尔的课堂。

海德格尔对年轻阿伦特的思考有着巨大的影响。

文章《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在《纽约客》发表以后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还有每天不断的恐吓信和批评信，阿伦特不得不一人搬到乡下独自居住。

第四次，时间回到1955年，在美国已凭借《极权主义的起源》有所成就的阿伦特回到德国，而海德格尔则十分落魄。

在谈话中，海德格尔回忆了他们的美好相遇和热烈的爱情。

阿伦特却质问海德格尔交出尊严，屈服于纳粹的原因。

即使他做着无用的辩解，声称"那些都是诽谤"，最后他还是妥协了。

即使在这之后二人的关系逐渐变好，这意味着海德格尔思想之王地位在阿伦特心中的彻底崩塌，阿伦特的思想之王，不再是海德格尔。

每一次插入海德格尔这条线之前，阿伦特都面对着艰难的，不同的境遇陷入了某种沉思，似乎每一次都在从对海德格尔的回忆汲取力量，但其实汲取的并非是她从海德格尔身上学到的思考能力。

海德格尔思想对阿伦特的影响，已经被构筑到阿伦特思想世界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电影通过海德格尔四次出场所要表达的从"人"到"思考"的过程，早在阿伦特完成关于"恶之平庸"撰稿就已完成。

文章的发表时间是1961年，而汉娜当时时隔数十年与海德格尔再次相遇是在1950年。

1950年以后，二人的书信交往越来越频繁，虽说电影所展示的是海德格尔地位的崩塌，但是阿伦特在这之后对海德格尔表示出了越来越多的理解，甚至说二人的爱情火花重新燃起。

因此可以说，电影中陪伴阿伦特度过那段艰难时期，直到最后在大学课堂上发声为自己辩护的，并非海德格尔，而是"思考"。

电影结尾部分阿伦特在大学课堂上为自己发声，表达自己对思考的理解，与海德格尔那条线中阿伦特沉浸在海德格尔思考世界的一幕相呼应，也证明着阿伦特完成了自己"思想世界"的构建，其思想之王已不再是海德格尔，也并非汉娜·阿伦特自己，她的思想之王，就是思考本身。

我想起了钱穆的"我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但放在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关系里，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从"人"到"思考"的过程。

阿伦特的童年经历可以说是悲惨，早年失去父亲，1933年纳粹上台后学术生涯一时中断，不断流亡，遇到了后来的丈夫诗人、哲学家海因里希，二人侥幸逃离集中营，来到美国。

如上文所说，年轻时海德格尔之于阿伦特，是一种庇护，指引方向的灯塔。

阿伦特对自我存在的认同也是在二人爱情中不断确立起来的。

阿伦特并非一开始就怀有成为自己、世界思想之王的宏伟目标，而是人生的波折经历，与海德格尔感情的起伏，包括海德格尔对阿伦特的"背叛"，促使阿伦特不得不孤身一身面对黑暗，尝试着构建自己的思想世界。

从某种程度上，《汉娜·阿伦特》对学术领域海德格尔与汉娜·阿伦特的研究有一定的启发，对其关系更深刻的认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汉娜·阿伦特思想体系的构建。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存在主义情侣萨特和波伏娃，更多深入的研究说明，波伏娃并非像过往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作为男性一方萨特哲学思想的附庸，也颠覆了人们对女性哲学家的认知。

同为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汉娜·阿伦特和波伏娃都展现了女性社会地位如何变化，尤其在思想和学术层面，而在今天，随着对这些伟大女性作家著作的关注、阐释不断增加，像波伏娃-萨特，阿伦特-海德格尔这类研究领域会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电影最后，阿伦特躺在床上，吸着烟，继续思考，因为事情还远没有结束，他还要面对犹太人潮水般的指责，诋毁和威胁。

好在汉娜·阿伦特已经是一个思想之王。

电影截图:阿伦特躺在床上思考

漢娜出場時，已身在一個舒適的客廳，屬於新大陸，薄暮時分。

在觀眾的視野裡，中景鏡頭平行拉動，紀錄著她和美國朋友的風趣對話。

漢娜被朋友嗔怪，當然只是佯嗔，說怎麼站到了我前夫那邊，幫他說話？

而口角的前因後果隱藏在敘事之外。

漢娜，她的德腔英語總是那麼厲而溫，回答得不假思索：我怎麼會幫他說話？

别忘了我是通過你才認識他的，你是我的朋友。

類似的話語曾遙相呼應於十八世紀中國的經典小說《紅樓夢》。

故事主人公寶玉的小女友黛玉一度吃醋，迫使寶玉主動自清、說他對另一個表姊妹寶釵絕無非分之想：「你這個明白人，怎麼連『親不間疏，先不僭後』也不知道？

……他是才來的，豈有個為他疏你的？

」寶玉說的，是中國人自古人際關係和社會建構的基本原則。

類似的倫理教言廣泛存在于儒家文化圈。

其顯然易見的缺點是不講是非，流於鄉愿。

孔夫子說過，益友的首要條件是正直。

之所以有此一說，正因為這種人太過稀少。

更為例常的是物以類聚，個性相投而無所用心；把大家的相似點當成道德。

至於親族間互相包庇而抵抗公權力的偵查，甚至就直接被認作體現了正直本身。

沒有空間也沒必要讓哲學橫生思辨。

更古老的生物本能已經這樣在人類身上運作了十萬年，寶玉和漢娜不過是最近的兩個例子。

漢娜在紐約猶太老友的祝福和質疑中，獨自飛去以色列旁聽艾希曼的公開審判；同時訪舊。

世界電影的新世代觀眾可能會驚訝於片中猶太人都以德語交談，必須掃除歷史塵封才能認識到老輩猶太人可以看作是一群被納粹賤民化而離散的（一度）德國子民，正如那些曾經被共和國清洗除去的地主和知識份子。

審判開始了。

被漢娜日後形容成猥瑣平庸的艾希曼，在鏡頭的取舍下更像個看透一切的（史學）老教授，重複說著「你們不懂那個時代」，而永遠帶著一句潛台詞「你們太無聊」。

當起訴官終於被激怒而厲聲喝問：你說你只是執行命令，那麼如果上級命令你殺你父親，你也執行嗎？

這時，艾希曼答道：「如果他被領袖證明是有罪的，我當然會執行。

」如果是浸潤中國文化很深的觀眾，此時該會感到強烈的憎惡和恐懼；而不只是在智性層次予以輕蔑的評語，像是漢娜加之於艾希曼的那些形容詞，例如極度愚蠢之類。

弒親屬於中國古代刑罰典律中最深重的罪惡，僅次於弒君。

但是弒君這個詞偶然還能見諸學者的議論文字，因為史鑒太多，而弒親則幾乎被放逐於言說之外，很難啟齒討論。

在一個將父子互相隱庇而抵抗國家權力奉為典則的國度裏，如果出現一個人，竟公開辯稱父亦可殺，弒親無罪，公眾怎麼能說他只是平庸愚蠢？

怎麼能不說他已被惡魔附體？

很難輕易對紀錄片剪輯出來的艾希曼投予一個「不思考」的定論。

有沒有可能艾希曼正是通過了思考（不管它多麼錯誤或被動），比如，要破除一切所謂封建陋習和個體本能而締造強大民族國家，才選擇了投身納粹體制，也同時被納粹體制選擇，而坐上了那個位置？

相反的，有沒有可能，在艾希曼眼裡，那種分别朋友新舊遠近而左右袒的言談、那種朋友之間不責善的信念、相信大家終將言歸於好的信心，才是真正平庸而拒絕思考的生物本能（和屬於東方的愚昧），而它一樣可能在任何時間地點，對任何異類和弱者犯下罪惡，只是它的罪惡更為庸常，甚至日常？

一切留給觀眾思考。

本片真是後勁十足。

不知看了多少部有关艾希曼及对其审判的电影，但这一部的角度最为特别，我很喜欢。

汉娜·阿伦特是个哲学家、作家，定居美国的德国犹太人，以色列不是她的祖国，她也声称从未爱过这个建国不久的国家，尽管那里居住着与她相同种族的人。

她获得了前往以色列旁听审判艾希曼并发表“命题作文”的机会。

但当她置身于这场世纪审判中，却困惑于两点：这场审判有点像犹太民族的表演，集体情绪的宣泄，或者，究竟是在审判历史还是审判个人。

她进而发现艾希曼是个不懂得思考的普通人，不具有“人间恶魔”的特征，自然而然，“反人类”与充当杀人工具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艾希曼充其量只算得上是纳粹机器的一个零件。

于是她出版了一篇不符合“主旋律”的书，从此众叛亲离。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她试图用哲学的思考方法与全世界抗争，与主旋律抗争，与潮水般正义的声音辩论，为自身辩护。

她争取到一些谅解，却扭转不了大方向，仍被主旋律视为叛逆。

我觉得汉娜·阿伦特是可敬的，她尊重人性，关注人类共同命运，她的灵魂没有被体征束缚住，跨越了种族与国界，书写了一个大写的人。

你怎么想？

来看看这部电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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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一部关于哲学家的电影怎么拍呢？

要知道哲学家大部分时候就是坐着思考，本片导演玛格雷特·冯·特洛塔，也是德国新电影运动的资深导演，还真的把它拍成了一部关于思考的传记电影。

1924年，18岁的汉娜•阿伦特成为35岁的年轻编外讲师海德格尔的学生和情人，这段地下情维持了四年，直到1928年海德格尔决定让阿伦特离去。

一般学者大师的婚外恋情、政治经历，传记电影中都是一笔带过，点到为止。

可她的初恋海德格尔偏是后来比她还名满天下有哲学王之称的存在主义大家，参与的那一下政治，又偏偏搅进后来万劫不复的纳粹暴政。

注定她与海德格尔这段纠葛无法忽略。

个人感情的痛苦成为她扩大自己存在疆界的一个源泉，在1930年之前，阿伦特的思想活动局限于哲学领域，甚至还瞧不上政治，然而她目睹了这个她深爱的才华横溢的教授卷入国家社会主义兴起的狂潮中附逆纳粹，并且天真地为这场运动提供一种存在主义的哲学解释。

再往后，阿伦特看到他回避世界，重新退缩到沉思的孤独中，对他认为混乱而败坏的公共领域投以蔑视。

一个哲学家沉浸于个体性的自足，而缺乏返回公共领域的能力，阿伦特痛心海德格尔的选择，开始强调知识分子的行动性。

影片在这样的背景下以1961年对纳粹军官艾希曼审判为切入点，以阿伦特报道此事件写出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恶的平庸性的报告》发表引起巨大争论结束。

1960年《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报道引起了汉娜•阿伦特和朋友们的注意：以色列间谍在阿根廷发现了纳粹时期杀害犹太人的纳粹军官艾希曼的踪迹，并于5月将其劫持到以色列，并坚持在本国审判艾希曼。

臭名昭著的艾希曼官阶并不高，只是党卫队中校，但是他曾经担任过德国第三帝国保安总部第四局B-4科的科长，是犹太种族大清洗的前线指挥官，负责一车皮一车皮地组织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在他的监督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杀生产线到二战结束，共有五百八十万犹太人因“最后方案”而丧生。

于是阿伦特向《纽约客》总编提出，她愿意作为记者，去耶路撒冷报道审判的有关情况。

此时的她已完成《极权主义起源》《人的条件》等大作，在学界德高望重，有这样的名人担任特派记者，总编自然乐不可支欣然接受。

她在变更1961年日程推迟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信上写道，“您一定理解我，为什么去耶路撒冷，因为我曾错过了报道纽伦堡的审判，这次，我不能再次失去目睹对战争罪犯审判的机会了。

”她原是德籍犹太人，纳粹兴起逃离德国，流亡巴黎，在法国集中营所幸戏剧性地出逃前往美国，后入美籍。

作为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也指引着阿伦特的思考，这些外部事件为什么会发生？

她把此行视为一次历史使命。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恶的平庸性的报告》由《纽约客》5次连载。

这份报告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罪犯艾希曼本人的分析。

她根据艾希曼在法庭上表现及对有关卷宗的阅读，发现艾希曼并不像想象中是一个本性邪恶的魔鬼，平时热爱家庭、热爱音乐、热爱自然，人格也不扭曲病态，精神病学家鉴定“他的精神状态比做完他的精神鉴定之后的我还要正常。

”“不仅是个正常人而且还非常讨人喜欢。

” 就像恐怖分子寻常得可能轻易成为我们的邻居或飞机上的邻座。

由此，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这一个观点，艾希曼之所以犯下如此罪行，完全是由于“思考的缺乏”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做判断。

这类通过执行国家命令，透过行政程序，从事集体屠杀政策的人，被称为“案牍谋杀者”，他们严谨干练的良好素质加上无思的顺从效忠，正是暴政与专政的天然基础。

第二部分是对犹太组织的评价。

她甚至批评当时犹太组织领导人，指责他们未能领导犹太人对当初的迫害进行有效的抵抗，反而一定程度上与纳粹形成了同谋。

最后一部分是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政治目的。

文章一刊出，在美国乃至欧洲引起强烈反响。

就阿伦特本身运思历程看，艾希曼审判事件的报道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转折点，这个事件的争议带动阿伦特从思考实践活动意义走进探索思考与判断的哲学课题。

导演玛格雷特·冯·特洛塔凭借此片获得了2013年德国电影奖最佳导演提名，她说“我只是拍我喜欢或者感兴趣的人。

但如果说这部电影有什么理念的话，那就是你应保持自我反思和独立判断能力，不要追随某种观念或者时尚。

汉娜说这是‘不用扶手的思考'。

”

新爱豆的传记片，觉得演员表现出的样子就是我心里的阿伦特的样子。

电影节选了艾诗曼审判前后阿伦特的生活，穿插介绍了与海德格尔的情缘，并没有猎奇的过多揣测名人之间的儿女私情，而是克制地表现了阿伦特的启蒙和成长「敢于否定思想上的导师」，还有舆论的愚蠢，对于并没有读过的书，各种所谓知识分子都认为可以随意置喙，只要是接近他们熟悉的议题。

真是提到独立思考，上帝不发笑，大众都气的跳脚。

电影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学生的态度「选课人数和最后公开演讲时候女学生的直至核心的问题」。

青年人总是有勇气去直面思考，心无旁骛地去探求，就仿佛是阿伦特本人年轻时候对海德格尔的请求：请教我思考吧。

阿伦特的观点其实就是一句流行语啊：脑子是个好东西，希望你们都有。

想想现在那些网红大号大V，就是新时代的极权主义，极端的观点引发不加思考的民众狂热的信任和追随，假以时日，和纳粹有什么分别？

群体的狂热都是愚蠢和危险的，需要学会思考，不是为了获得知识，而是获得力量，去做有责任的判断。

她不是一个无情的人，她只是不因为标签去爱一个群体，她只爱她的朋友「经过挑选和判断的人」，她爱的是人作为人的责任与判断，她爱美好而强大的东西，聪明而坚强勇敢的思辨之鹰。

思想家在常人没有想法的地方思考——电影《汉娜·阿伦特》里的哲学命题特约撰稿 王绍培【剧情简介】1960年，以色列宣布抓捕到前纳粹德国高官、素有“死刑执行者”之称的阿道夫·艾希曼，并于1961年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

已在美国居住多年的著名犹太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巴巴拉·苏科瓦 Barbara Sukowa 饰）受《纽约人》邀请为此次审判撰稿。

当汉娜·阿伦特前往耶路撒冷观看审判后，却在艾希曼的阐述、民意和自己的哲学思考之间发生了分歧。

当阿伦特将艾希曼当年的行为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她的文章不出所料地引发了社会上的恶评和抨击，一些汉娜·阿伦特的老友甚至和她绝交反目。

这个当年海德格尔门下最得意的女学生在疾风骤雨中想全身而退，却发现一切都已经不像自己预计的那样简单。

（豆瓣 ）一般中国人知道汉娜·阿伦特，多是因为她读大学时曾经跟自己的老师、有妇之夫海德格尔谈过一场恋爱。

有一本书《汉娜与马丁》讲的就是这段往事。

我记得书里说正是由于失恋的极度痛苦导致阿伦特把注意力完全转向了阅读和学问。

书里还说很多年后，在欧洲名满天下的海德格尔在北美本来没有人知道，是因为阿伦特的推荐才慢慢被北美的读者所了解的。

上周结束的“德国电影周”深圳站放映了10部各具特色的德国电影，包括这部《汉娜·阿伦特》，文化背景的距离，让此片成为一致公推的烧脑片。

这个人物片其实是在讲“思考”。

1阿伦特去耶路撒冷主要是为了看“活生生的艾希曼”如果是中国现在的电影导演来拍摄阿伦特的传记片，那么，上面说到的这个“爱情故事”不容舍弃，因为这是一个绝对有“票房保证”的电影素材。

但《汉娜·阿伦特》的导演偏偏选取的是阿伦特人生中引起最强烈争议的一个“思想事件”来描写——这个事件可以简称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既精雕细琢，又浓墨重彩，而恋情之类的故事只是偶尔闪回一下就带过去了。

1960年5月24日，逃亡到阿根廷的前纳粹杀人犯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人员绑架回国，阿伦特一直密切关注。

一到艾希曼将在耶路撒冷审判的事情确定下来，阿伦特就向《纽约客》杂志的编辑约翰·肖提出作为杂志的特约采访写稿人去现场。

约翰·肖当然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来当记者。

而对于阿伦特来说，她去耶路撒冷，主要是为了看“活生生的艾希曼”。

果然，跟她的想象一样，杀人恶魔并没有一副恶魔的嘴脸，她对他这样写下了她的第一印象，她看见“玻璃亭中的男子一点也不粗野”。

这个最初的印象跟她后来得出“恶的平庸”的结论，有一个神秘的通道，因为这个看起来并不粗野的男子正是“恶的平庸”的肉身形象。

纳粹德国当年有一个严密的灭绝犹太人的计划。

而事实上他们真的屠杀了600万犹太人。

阿道夫·艾希曼是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事情在我们看来非常简单：一个纳粹高官，手上沾满了犹太人的鲜血，后来被抓到以色列接受审判，最后被判处绞刑。

这个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还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吗？

但思想家就是在常人没有想法的地方思考。

阿伦特的老师兼朋友雅思贝尔斯就认为以色列不能审判艾希曼，因为以色列不能代表所有的犹太人，而且，他还担心对以色列抱有敌意的人会把艾希曼打扮成殉教者。

阿伦特不同意老师的意见，但她的思考以及得出的结论比老师的看法具有大上百倍的争议。

2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真是一个傻瓜，但却并不是傻瓜。

”首先，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真是一个傻瓜，但却并不是傻瓜。

”这个矛盾的说法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艾希曼具有思考的能力，但他放弃了思考。

作为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人，他并不知道大屠杀的计划，他只是大屠杀机器上的一个齿轮。

这个观察和思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推论：一方面剥夺艾希曼的骄傲，因为他有时候也会为自己杀了600万犹太人感到洋洋得意，而作为一个放弃了思考的人，他其实是没有资格来骄傲的，因为他并不知道他做的事情有什么含义；另一方面，也为艾希曼开罪，因为他只是一个杀人机器上的齿轮，他没有制定“最终方案”，他只是作为一个执行者来参与了这个行动，而这个行动在当时的环境中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职务行为，所以，他没有资格作为被告。

其次，其实跟阿伦特追究“恶的平庸”有关系的是犹太人的罪责问题，这使她得出的另一个争议甚至更大的结论，那就是“对犹太人来说，犹太人领袖对自己的种族灭绝起到这样的作用，毫无疑问是整个黑暗的故事中最阴暗的一章。

”阿伦特写道：“犹太人的公务员制作出同胞们名单及其财产的表格，为征收强制遣送一个灭绝的费用，从本人那里收取钱，确认他们是否迁出公寓设施；为逮捕犹太人，提供警力协助把同胞押送列车，还有作出了最后表现好的姿态，最终是通过把没收的犹太人公司的资产完好地移交出去，来取得对方的信赖。

”当然，阿伦特明确的说法也是支持对艾希曼处以绞刑的：“正因为你的指示，实行的政治，我们谁都不希望和你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这就是你应该判处绞刑的理由，也是唯一的理由。

”当然，阿伦特没有主张去审判犹太人领袖。

但是，她的思考包含的推论是显而易见的。

3即使要付出绝交的代价，阿伦特还是坚持出版了她的著作对于阿伦特的上述思考，我们不妨这样假设一下：我们抓获了一个日本战犯，这个战犯深深地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现在，我们审判他。

但有一个思想家出来说，这个战犯放弃了思考，他只是在执行他们国家的侵略计划，他没有资格对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情负责。

另一方面，对数十万人中国人死亡负有责任的是一批中国人，他们配合了日本人的行动。

这个假设不完全等同当年纳粹实行大屠杀的情况，但某些方面是一样的。

我们不难想象，犹太人对阿伦特多么恨之入骨。

起码的一点是：你阿伦特只有思考，没有热血，你是一架冷冰冰的思考机器。

身为犹太人，你不爱犹太人，你不爱以色列这个国家，你不爱自己的民族。

这样的指责事实上是落到阿伦特身上了。

但她明确指出，她确实不爱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者人群，她只爱自己的朋友。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者人群来说，阿伦特都像是一个“外来的女儿”（这是她的丈夫布吕歇尔对她的爱称），是一个贱民——所谓“贱民”就是边缘化的、逸出了体制的不受待见、总有争议的个人。

应该说，阿伦特并非不知道思考的代价，事实上她有时也会为了这些可能的代价而搁置思考。

比如说，她认同西塞罗的一段名言：“我与其跟柏拉图的敌手一起认真地思考，倒不如和柏拉图一起堂而皇之地迷路。

”她可以为了朋友而放弃争论，但是，当涉及重大的政治命题时，她也愿意承担后果。

如此重视友情的阿伦特因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系列文章的面世，一些朋友跟她绝交了。

即使是要付出绝交的代价，阿伦特还是坚持出版了她的著作。

4“恶不是根本的东西”，阿伦特写道：“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

”这就是思想家之为思想家难能可贵的地方。

即使在客观上，阿伦特或者为艾希曼起到了辩护人的作用，或者将犹太人领袖置于被告的位置，但比较起来，所有这些都不是阿伦特最关心的。

她真正关注的是思考“恶的本质”。

阿伦特的丈夫布吕歇尔常常认为“恶”是一种“可笑的现象”，恶是平庸的，没有深度的，一个人不能因为恶行而被“放大”，多大的恶行也只证明这个恶人的渺小。

恶之所以能够造成那么大的灾难，布莱希特认为那是因为“悲剧是采用了与喜剧相比更加不认真的做法来处理人类的疾苦的。

”如果说，艾希曼对大屠杀是有责任的，那么，这个责任跟其“不思考”有关系。

犹太人之所以也承担一点的责任，那么，也跟他们的不思考有关系。

“恶不是根本的东西”，阿伦特写道：“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

”但善缺乏的时候，或者说，当善不到位的时候，恶就出现了，这时出现的恶是平庸的恶，它仅仅只需要不思考这个条件就足够了。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结论。

大规模的恶所造成的灾难，其实仅仅只需要不思考的人群就可以实施或者造成。

我们用这个结论来观察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灾难，尤为富有解释性。

当我们让人停止思考、中断了思考的习惯时，恶就随时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

因此，阿伦特把阻止恶的出现希望寄托在思考上——她有时称之为判断活动。

她说：“……这种判断活动中必要的前提条件不是高度发达的知性和道德上的锻炼，只是自觉地与自己自身一起活下去的习惯。

即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的，我们通常叫做思维活动，其实是某个自己与自己自身之间无言的对话，是经常进行的一种习惯。

……远未能够信赖的人，却是怀疑主义者，这么说，不是说因为怀疑主义者是善，或是说，怀疑就是健康的，而是因为‘这样的人’习惯了决心认真思考事物的行为。

最善的人，就是知道无论发生什么，只要我们活着，就拥有与我们自己一起活着的命运的那些人们。

”当然，在《汉娜·阿伦特》这部电影中，我上面所说的这些含义，它没有也不可能一一呈现。

但电影对于这个载入史册的思想争议的表现，无论是人物刻画，还是过程叙述，都是充分的、饱满的、力道十足的，同时也是意味深长的。

本片几乎没有娱乐属性。

对汉娜阿伦特一无所知的观众，可能会看得有点费劲。

因为……里面出现的人物众多，谈话中还夹杂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名，一次又一次考验观众的眼力和记性。

如果你耐着性子把整本电影看完了，可能会被结尾的演讲所震撼，但回过头来想想前面细碎冗长的铺垫，会不会觉得有点“头轻脚重”？

至少我看第一遍的时候就是这种心态，看完第二遍，我有了新的发现——前面的“铺垫”才是本片想要完整呈现的阿伦特。

一般的传记片以时间为序，记录人物在不同年代的经历，本片没走这条寻常路，而是通过一件事来展现阿伦特这个人。

所以除了要讲清楚阿伦特报道艾希曼审判的来龙去脉，还要交代阿伦特的过往：有些可以通过她的叙述完成，有些必须再现当时的场景，比如阿伦特和海德格尔具有时间跨度的感情线，穿插在电影的不同处，直接导致了时间线的跳跃。

海德格尔晚年幽居山林，阿伦特几乎每年都去探望他，两人保持着一种“友达以上，旧情未满”的微妙关系。

电影如实展现两人悠闲的林间漫步，以及海德格尔猝不及防的炽热表白。

如果观众对此毫不知情，难免满头问号：这个阿伦特和老公那么恩爱，一言不合就把嘴亲上了，怎么转个身又在森林里和旧情人搞暧昧？

仔细想来，真不能怪满头问号的观众，本片对于汉娜的感情世界，表达得实在隐晦。

电影开篇就是关于婚姻的讨论，闺蜜玛丽麦卡锡红杏出墙要离婚，汉娜劝她冷静些，没有人是完美的。

“你要么接受男人的本性，要么就自己一个人过。

”言下之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才是阿伦特的“美满秘诀”。

阿伦特和丈夫海因里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包容开放的婚姻关系。

影片多次暗示海因里希在外偷腥，而阿伦特表现得毫不在意，哪怕闺蜜都提出了质疑。

海因里希也不干涉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的通信，各自放飞。

普通人难以想象，一对如此亲密无间的伴侣，明里暗里可能进行着某种形式的越轨……你和幸福浪漫的婚姻，差的只是一只闭上的眼睛。

闺蜜玛丽麦卡锡在片中的存在感非常强，当汉娜的文章遭受抨击，她冲到第一线反击，当汉娜暂居乡下小屋时，只有她手握一束鲜花去探望……发自内心的欣赏，是一切美好关系的基石。

阿伦特在1975年猝然离世之后，麦卡锡发表了一篇《怀念汉娜》：汉娜是最不爱出风头的一个人。

她从来不深思熟虑自己给别人的印象。

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公开演讲，她都严重怯场，结束后，她只会问“还行吧？

”自然，她也不会在私下或者公共场合逢场作戏，即便是社交中常常需要的一点逢迎，她都不会，她不擅长假装。

虽然她总是骄傲于自己作为欧洲人，挺会说谎的，而不是像我们这些莽撞的美国人，总是把真相脱口说出，在这一点上，她有点小小的傲慢。

但是，这点小小的骄傲，从来和她真正的成就没有关系。

在我和她成为朋友的这么长时间，我想我从没有听她说过一次谎，哪怕是善意的谎言。

如果她发现你写的什么东西不好，她才不会拐弯抹角地跟你说，而是毫无例外地，把她的想法大声地告诉你。

我觉得这段文字很能说明阿伦特的性格，这就引出了接下来我想讨论的一点——真实的阿伦特到底是怎样的？

看完电影，我觉得芭芭拉苏科瓦表演细腻，眉宇之间情感流转，把一个女性在舆论围攻之下的矛盾和不安都演出来了，但我总觉得她的眼神里少了一些内涵。

直到我看了汉娜阿伦特的访谈录像，再回去看电影里的阿伦特，不得不说，完全是两个人。

我丝毫不否认戛纳影后芭芭拉苏科瓦的演技，但她与阿伦特的气质实在大相径庭，即便用力模仿，依然毫无交集。

真实的阿伦特有一种雌雄同体的粗砺感，不拘小节。

她斜坐在沙发上，呈打开的姿态，气场强大，抽烟动作早已和她融为一体，根本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采访中有一个细节，她忽然摘下眼镜大力揉搓眼睛，几乎要把眼珠挤出来了，完全不是优雅淑女的作派，更像一个斗士。

她的目光坚定，毫不畏惧，仿佛体内积蓄了足够的能量，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电力”，她绝不是多情敏感的，她的肢体和语言都异常干脆，不拖泥带水。

她声音低沉，语调平稳，时而微笑，充满智慧。

反观电影里的阿伦特，她太精致了，太多愁善感了，她的姿态是内收的，眼神是闪烁的，她思考的时候，我们只注意到了她指间的香烟。

她更像是一位温柔善良但心理素质不佳的母亲，而非犀利睿智大气沉着的思想家。

本片关于“平庸之恶”的理论，浓缩在了片尾的演讲当中，这段台词字字玑珠，非常精彩！

阿伦特跳出了犹太人受害者的立场，如实记录了“犹太委员会”的劣迹，实事求是的态度着实让人敬佩。

平庸之恶并非只存在于二战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这种不思考只听上级指令的事，生活中比比皆是，只是恶有大有小罢了。

逃离“平庸之恶”，需要社会中的每个个体，不放弃思考，不逃避判断，心有敬畏，承担起应有的道德责任。

然而在极端的政策下，这么做谈何容易？

假设艾希曼经过了思考，明白杀害犹太人是反人类的行为，但是他权衡了一下，不杀的话自己和家人可能会有大麻烦，最后，他还是做出了更利己的决定……平庸之恶，恶的不是个体，而是极权暴政。

个体能做的，恐怕也只有对权力滥用保持一份警惕，以及对自己的道德底线，多一分坚守吧。

最后附上演讲全文： “《纽约客》派我去报导艾希曼审判，我认定法庭只有一个目的，行使正义。

这任务不简单，因为艾希曼所犯的罪行，在法典里找不到，而这样的罪犯在纽伦堡审判之前也前所未见。

即便如此，法官还是要把艾希曼界定为因其行为而受审的人，受审的并非“体制”，不是“历史”，不是“主义”，更不是反犹主义，只是一个人。

像艾希曼这样的纳粹战犯有个问题，他们坚持这些不是自己的主观行为，仿佛这样一来就没人应被惩罚，也没什么需要被宽恕。

他再三强调，与检方的指控恰巧相反，他从未做过任何自主行为。

他也没有一丁点儿“意图”，不管是好是坏，他做的只是“遵循命令”。

这是典型的纳粹式辩解……他让我们明白，世界上最极端的恶，是无名之辈所犯，行恶之人无动机，无信念，也非心怀恶念或以恶为志，他们只是拒绝当人，我将这种表现称作“平庸之恶”。

” 问：“阿伦特女士，你回避了这场争论最重要的一环。

你说如果犹太人领袖不和纳粹合作就不会死那么多人。

” 答：“这个议题在审判时出现，我如实报道。

我不得不厘清犹太领袖和纳粹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曾直接参与了艾希曼的行为。

” 问：“你责怪犹太人自己造成了对他们的大屠杀？

” 答：“我从没责怪过犹太人！

反抗是不可行的，但或许在反抗与合作之间有别的形式，或许有些犹太领袖可以采取别的行为。

提出这个问题极其重要，因为犹太领袖所扮演的角色让我们更加深信，纳粹在欧洲社会中造成了全面的道德沦丧。

不仅在德国，几乎遍布欧洲，不单是施暴者，也包括受害者。

” 问：“迫害是专门反犹太人的，为什么你文中描绘艾希曼的所作所为是反人类的罪行?” 答：“因为犹太人是人，而纳粹恰恰就是想否定这一特性。

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就是对人类犯下的罪行。

众所周知，我是一个犹太人。

大家指责我是“反犹太”，替纳粹辩护，蔑视同胞。

这不是所谓的争论，这是诽谤!我不是在为艾希曼辩护，我只是想把这个极其平庸的人与他所做的恐怖行为联系起来。

尝试去理解并不等于要宽恕。

了解真相是我的职责，敢论述这件事的人就要敢担当。

自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以来，我们把“思考”看成是自己与自己的无声对话，艾希曼拒绝成为人的同时，也放弃了身而为人的特质，就是“思考”的能力。

因此，他无法再进行道德判断。

这种“不思考”，导致了许多普通人犯下滔天恶行。

没错，我是用哲学的视角来考虑这个问题的。

思考的表现不是渊博的知识，而是一种区分对错美丑的能力。

我希望思考能带给人力量，在紧要关头避免惨剧的发生。

”

汉娜阿伦特✦充满魅力的女性思想者阿伦特于1906年在德国出生，1975年去世。

在德国时因为犹太人的身份，面临种族主义的迫害，并因此流亡他国，在流亡他国期间，还不得不做零工度日，同时着手自己的学术研究，甚至在流亡法国期间，还曾被关入集中营，但幸好最后逃了出来（得益于她坚强的意志）。

最后阿伦特终于定居美国，她的主要著作都是在美国完成的，而那时她已步入中年。

在阿伦特著作中最常见的是“无根”“孤独”“无助”“漂泊”“无家可归”“疏离”“恐怖”“绝望”，可以想见她曾长期处于怎样的一种环境中，过着怎样一种生活。

但在阿伦特“孤独”“漂泊”“恐怖”的生命里，有至亲挚友们成为她的“四壁”。

很有趣的是阿伦特对朋友的要求：观察和评判世界的激情（这世界既是与他们切近的世界，也包括更大的政治世界）；充沛的情感与并非多愁善感的“心”；敏锐的智识，绝不虚伪、骄傲或谄媚的观点；为那些失去传统家庭、共同体或宗教归宿的人通过友谊创造一个家园，对彼此有相当的忠诚与理解。

很早就想写汉娜了，无论是她的人格还是她的思想都对我极具吸引力。

但不好意思地说，我对社会政治历史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如果要我从这几方面去做分析，那只能是借用他人的观点，大家如果想了解可以去阅读其他人的理解，我就不献丑了（逃）。

囿于我个人认识的局限，所以我更倾向于做人物分析，表达我所感受到的人物魅力。

阿伦特一生中最具争议的一是她与她曾经的精神导师，她的哲学王海德格尔的关系。

她曾是海德戈尔的秘密情人，而海德格尔在后期成为了纳粹党员。

二是她关于艾希曼的论述。

在这里我只写一些关于她有关恶的平庸性的理论的思考。

恶的平庸性✦故事背景是在1960年，以色列抓到前纳粹德国高官艾希曼（艾希曼是纳粹德国时期的一名高级官员，在二战中主要负责将犹太人运送到集中营，在战争结束时，艾希曼逃亡阿根廷），并于1961年在耶鲁撒冷对艾希曼进行审判，而汉娜则完整地旁观了这场的审判。

然而汉娜并没有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对艾希曼进行强烈而犀利的批判，而是将艾希曼当年的行为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提出了著名的“恶的平庸性”的观点，并且同时反思犹太人作为受害者，其内部存在的问题（彼时的一些犹太复国领袖，常在没有民意支持，脱离人民的情况下，试图以外加收手段或党派利益交换解决犹太人的问题。

而甚至有的犹太社团领袖，配合纳粹将自己的“人民”送入集中营。

）。

然而她文章引发了社会上的恶评和抨击，甚至一些老友也和她反目绝交。

我们常会想像纳粹德国关于屠杀犹太人的决策是形式严密的，从上到下统一过精神的，有意为之的恶。

就像影片中，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认为艾希曼是一个反犹人士，汉娜无法说服他们相信，艾希曼只是一个平庸的执行命令，服从法律的官员。

而实际上，在屠杀犹太人这个问题上，汉娜从非常丰富的资料里发现，纳粹德国官员像其它许多官僚机构一样，有勾心斗角，有阳奉阴违，也有消极怠惰，也就是说像艾希曼这样的官员在理解大屠杀的时候，只是把它当做一个任务来完成。

这就是恶的平庸形式，如此极端的恶却是由一个个无思的、被操纵的人来完成。

在这里我截取几段艾希曼的表现，以供读者一起判断。

“我接到命令，不管他们是死是活，这次运输都必须完成。

这就是行政命令的处理方式。

”“他们命令我做什么，我就必须去做。

”艾希曼提到了自己的誓言，谁要是违背了誓言，那这个人就是卑鄙小人。

而他认为，一个宣誓的人，在希特勒死亡之后，他的誓言就可以被免除。

他甚至承认，一旦要是党卫军同龄告诉他，他的父亲是叛徒，他会亲手枪毙他。

但是在法官质询的时候，他又补充到，需要统领需要向他证明，他的父亲有罪。

法官继续质问：有人向您证明过哪些犹太人为何要被处死吗？

他不知羞耻地说，不是我处死的他们。

“难道您的良心和职责之间，您从来没有感受到内心的挣扎吗？

”“确实有分裂。

他形容是一种意识上的分裂，从一种意识跳到另一种意识。

”（我没懂他说的什么意思，但我觉得很好笑）汉娜说，艾希曼最大的特点就是平庸到丧失了思考的能力，甚至丧失了自己良心的主权。

而这种平庸的恶，在每个人身上都可能存在。

缺乏共情、缺乏思考、盲目相信。

阿伦特认为，道德不应被固定的标准所左右，而那些已被外在标准左右的人，不能直接或具体地反思经验，同时也不能自由反思经验。

独立的思想是机变的——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是自由的。

阿伦特坚持，在危机中，真正有思想的人不要去寻找什么规则或法律，而应该说：我必须忠于我自己。

我不能做任何我不能忍受。

不忍回忆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个观点有些激进。

）阿道夫·艾希曼在审判中，表现出自己没有能力去独立意愿或思考，虽然他能机械的引用道德教义——但是这正显示出了道德教义如果离开了独立思考是何等无用；他已将自己的意愿托付转让给了希特勒。

（近代的中国也出现过由于“无思性”所造成的极端的恶，甚至至今，我们仍很难面对那段历史。

）汉娜✦汉娜关于恶的平庸性的思考给了我极大的震撼，一个人可以超越情感，去进行如此理性的思考。

她期望揭示真相，表达真相，避免人类再次走进相同的历史中去。

可为什么她的同胞不能接受她的观点呢？

夏洛特说她是脆弱的，她试图让自己作为那场灾难的旁观者，远离这个痛苦的故事，从而使文章成为她的文章，表达她所想表达的观点。

我觉得这段评价对了一部分。

汉娜绝不脆弱，她非常坚强，非常理性，甚至非常有勇气。

她在表达中体现出的“远离感”，恰恰证明了她的理性。

但为什么她的表达让人难以接受？

或许是语言中情感的表达和传递不在她所考虑的范围内。

她没有表达出人们所期待她作为犹太人所期待她表达的信息。

她参与了对纳粹的审判，她的同胞本会因她的参与而感到心灵上的慰藉。

但结果是她转过头来，审判起自己的民族。

我觉得她像一个父亲，一个严厉的父亲。

而此时这个苦难的民族此时渴望一个母亲，一个慈爱的母亲。

“无论哪里，犹太人都会有自己公推的犹太领导人，但这个领导层几乎毫无例外地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与纳粹合作。

整个事实是，如果犹太人没有组织没有领导，势必会发生大骚乱和大苦难，但受害者的总数绝不会达到现在的400万-600万之间”这段话给她带来了汹涌的批评声。

以前看电影只相信主流叙事，相信电影里主人公的看法，将自己的判断交给了电影里的主人公。

所以如果配角的话被主角否定，那我也会直接下意识的否定。

但我却在夏洛特的这段话中，走进部分真相。

汉娜不愿意改变她的写作手法：讽刺。

她没有想可能给别人造成什么样的感受，而是注重表达的力度。

讽刺的表达力度是很强烈的。

而这也间接造成了那么多人批判她。

甚至亲密的人也感受到伤害。

在她的文字里人们感觉到她对她的同胞很冷漠，有许多人先被她的语言伤害，导致不能看到她所想表达的意思。

就连她的最亲爱的朋友，从小的玩伴本雅明，也因为她的文字感到痛苦愤怒。

汉娜说，你还没有读完的文章吧？

等你读完你就能理解我的意思了。

但是他，只是别过头去，“你书中谈论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时，不应该是那种狠心的，常常是讽刺、狠毒的口吻。

”只要说一个人是有生命的人，那他的情感是非常强烈的，因为我想人最先有情感，然后有思考。

而我自己更是没有办法，因为我是情感型的人，我对他人情感的考虑先于我的表达，我甚至会为了照顾情感放弃表达。

汉娜的论述所引发的争论，其中有一部分原因确实在于她不够体恤读者的心情。

（但我讨厌一些写阿伦特传的作者，边写边揣测阿伦特的写作意图。

我以为阿伦特唯一的意图就是追求真理，认识世界。

怎能平常人的情感去揣度如此一位伟大理性坚强的人）思考✦从黑暗中醒来在平庸之恶里提到，正是人的无思性让他们被操纵，最后做出巨大的恶。

汉娜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即思考不需要知识，“我们通常将思考称作，我开始与自我的沉默对话。

那个最为人类所独有的品格，那就是思考的能力。

思考所表现出来的，不是知识，而是明辨是非的能力，判断美丑的能力。

我希望，思考能给予人力量。

在这些不多的时刻里，在危机时刻，阻止大灾难的发生。

”但我觉得，这里的思考，是指道德的思考。

我也认为道德的思考，是不需要知识的，只需要你记住你是一个人，并且具有一定的共情能力。

说个题外话，我觉得我们普遍缺乏“基于学识”的思考。

我感觉有很多人，或者就讨论我自己，有思考的能力，在生活中具备提出问题的能力。

但是认识很局限，甚至想象力有限，所以思考经常停留在浅层，或者缺乏严密的逻辑支撑，用一个未证明的观点去证明另一个未证明的观点，或者最后到达某种很普适的观点里去，不能判断对，也不能判断错，我常形容这是一种混沌的中庸，我自己也常停留在这种混沌的中庸之中。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尝试寻找一个真理，并完全信仰这个真理。

我们所能真正相信的，是自己的判断力，由判断力去寻找答案。

阿伦特曾评价一位年轻人，“他还那么年轻，但已完全没有能力学习任何事情。

他看待一切事情只是看那些能增加他偏见的那部分，不能吸收任何具体的、真实的东西。

”这个问题，是否也在我们身上存在？

书籍推荐✦汉娜是一个极具原创性的思想者。

先码住这几本书(*^▽^*)。

《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境况》《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传记推荐：《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

最后：感谢我亲爱的、可爱的、美丽的好友给这篇文章提出的建议

影片所讲述的不是阿伦特的生平，而是她人生中一个重大的事件，《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出版，以及它带来的滔天争议，甚至似乎还导致了美国犹太人组织对她的绝罚令（据阿莫斯·埃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前言）。

片中阿伦特旁听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后与她的犹太亲友讨论，提出：艾希曼不是反社会，甚至不是反犹分子、狂热分子，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平凡人，一个官僚（但他的行为或说罪行，一点都不普通）。

艾希曼并不觉得他犯下了起诉书上的罪行，他只是在遵循元首的命令，执行法律。

这就是著名的平庸之恶，放弃自己的思考与判断，服膺权威。

考虑到人类的认知特点就是尽可能节约认知能量，更倾向于用直觉主导的“快系统”做出快速的令自己舒适的结论，除非每个人都非常自警，否则这点难以避免，同样的事情有机会就会重演而每次的“艾希曼”都不觉得自己在做艾希曼。

因此平庸之恶是永不过时的议题且在现在这个时间尤为需要温习。

不过这里试图讨论的的是另一个角度，对面的角度，不是邪恶的参与者而是邪恶的批评者的角度。

在阿伦特对犹太亲友提出这个观点时，犹太亲友们十分愤怒，不能理解作为一个犹太人她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阿伦特与亲友们实际上是否进行过这场对话不得而知，但《艾》书出版后舆论对阿伦特的批评、一些亲友的断交是实实在在发生了的，这就是当时许多人的观点：阿伦特是在为纳粹辩护。

造成轰动后，大量的人（包括知识分子们）其实也并未阅读《艾》原文（“无法忍受读下去”），仅凭批评言论中对其观点的提炼就做出批评指责。

而事实上，阿伦特并未为艾希曼作辩护，她是提出了更深度的批判。

很多人不能接受的就是，做出了这种邪恶行为的人怎么会不是魔鬼，若非残酷、疯狂、仇恨犹太人之人，怎么会干出这种事——这种人怎么会是正常人，怎么会和【我们】一样？

但是邪恶到底长什么样？

今天我们普遍认为纳粹的容貌是邪恶的，但不要忘记我们是在它酿成了巨大惨剧而且战败被批判反思了多年后才回头看的，受事后聪明式偏差(hindsight bias)影响。

对是二战之前或者初期，一名普通的德国人或欧洲人，这种邪恶是否写在纳粹脸上？

在邪恶的普通讨论中，我们总把邪恶陌生化、刻板印象化，与我们自己与日常隔绝开来，这容易造成认知误区，让人直觉地以为邪恶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邪恶的气息，是特异的。

举个例子，一般发生了儿童失踪案，警方会先从其家长邻人等熟人开始调查，很多人会不理解：“这些人都是我们熟悉的好人啊” 但统计上大部分的儿童受侵害案，作案者都是熟人。

家长们教导儿童“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发生了案件大家忙着寻找一个面目阴险可疑的“坏人”，不会去注意自己熟悉的素行良好的人。

豆瓣前段时间流行一个书单，“疯狂的年代，清醒的极少数人如何渡过”，大意就是“我们正常人”如何在“狂热分子”中生存。

但我猜绝大多数看到这个书单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是“清醒的极少数人”，就算把书单给建立者本意里所指的那些“狂热分子”看，他们也会觉得自己是清醒的人。

怎么“极少数人”有那么多呢？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太把邪恶当外人了，当成一个他者。

这样既不利于理解/了解邪恶，也不利于约束自己，阻止其发生。

艾希曼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邪恶长着我们每个人的脸。

人是复杂的东西，想象中的那种纯粹出于邪恶目的、动机的恶其实是少的，你观察生活，邪恶多数时候仅仅出自于“好麻烦啊，我们走那条容易的路吧”，还往往栖身于对greater good、美好理想的追求中。

我觉得我能准确认出纳粹，当我看到一个gov有在履行它的职能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看到它扶助贫困，身边不少人日子在政策扶植下好起来了，虽然有些我也觉得有错的毛病，但我又能看清问题背后的资源不足或者能力掣肘限制，那它不是邪恶的。

有人揭露它干了邪恶的事，但没道理呀，它不是邪恶的，没有理由做邪恶的事，那必然是恶毒污蔑。

↑ 这是很多人认为的“狂热分子”我认出了纳粹，它全身上下就散发着邪恶，我能数出许多罪状，狂热分子们觉得它不是，心中真是充满了恶毒，不然就是有利益。

↑ 这是很多人自认为的“清醒人”以上，有时候是两帮人（在无效沟通），也会是一个人对不同对象，字面意义非比喻义的一个人。

其中指代可以随意替换。

邪恶往往不是单一面目的狰狞的，也许一个主体有其他的优秀行为或有好的动机，但有一些事单从做法上就是邪恶，无论出于什么动机。

而自认为在正义一方的我，我很确定我真的是正义吗，如果下一次有种伟大的主张符合我的价值观呢，我会同意可以用“灵活的方法”打败“邪恶”来达成吗？

因此才会有被很多人认为“偏袒坏人”的程序正义，通往正义走的路是很重要的。

我们人类有着各种本身的限制：有限注意力、大量难以消除的认知偏差，人类社会还有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行动的成本等等，种种因素让邪恶和正义并不那么清晰可辨。

邪恶是熟悉的舒服的，一点也不遥远和特别。

条条大路通邪恶，正义（if there is any）总在难的不爽快的那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