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举证

看了《刑法中的同意制度》再来看这部，窒息且泪如如下，一个小时让你沉浸式地感受到been raped 的切身感受。

一个被性侵犯的年轻、成功的女性律师将侵犯她的同事告上法庭，逻辑如此严谨的她面对被告皇家律师团竟然百口莫辩，记忆混乱模糊。

在她终于找回自己的时候，被告席皇家律师法律顾问要求「预先审查」（voir dire）——法律术语，指在可能有偏见性的发言时陪审团回避，退出法庭以免受到影响。

讽刺的是，这个词的词源是「讲真话」。

「法官大人，我今天身份很特殊，从前的我是作为律师出庭辩护，但是今天，我是证人、我是原告，是一个受害人。

作为辩论律师，我在法庭上询问过性侵案中的女性，那时候我认为，性侵案的证言需要简洁而富有逻辑。

现在我才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法律系统都是那样要求女性受害人的，我曾经也如此。

现在我知道，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合理的，因为现在通过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一个律师和女性，对性侵过程的记忆，是不清晰、不连贯、缺乏条理的。

因此，从法律的角度讲，她们的证言经常被认为『不可信』。

我知道证人可能给出错误的证词，但这不是交通肇事案或者入侵住宅案，这是强奸案。

这是针对人本身的犯罪，现在我知道了，当一个女性用她的行为说『不』的时候，这根本就不是一件晦涩且难以理解的事情，但在我亲身经历以前，我也会说是女方记错了。

但是，当一个女性收到了侵犯，那是一种腐蚀性的创伤，刚开始是身体深处的恐惧与痛苦，接下来会蔓延到思想和灵魂，之前我出庭也会说他记错了,毕竟如果证词混乱且前后矛盾，那证人就会被认为是撒谎，她们自己也会开始对细节不确定。

但作为一个律师我深知，法律要求证据要维持一致，但在性侵案中，我们还应该把一致性作为判断证据可信度的标准吗？

作为一个受害者，我要说的是，性侵和施暴者在我们脑海中挥之不去，但我们记不清细节，如果受害女性要在法庭上复述侵犯的细节，如果她的受害经历，不如法庭喜欢那样典型清晰，我们就会推断她在夸大其词，往往判定她的证言不可信。

我现在要大声讲出来！

有关性侵的法律根基是错误的，因为女性的受害经历与由男性主导制定的法律体系不符，所以，我们得不到真相，我们缺乏公允，法律是由一代又一代的男性主宰制定的。

」每三个女性，就会有一个受到过性强迫，性胁迫，看看你的左边，看看你的右边，如果这个人不是你，也并不是完全和你无关。

Jodie Comer的《Prima Facie》

深秋小屋 | 影视文/翻译/整理：Dongdong参考：playbill、griffintheatre、theatreweekly封面图：深秋小屋 配图：豆瓣、视频截图采用字幕：远鉴字幕组注：文中“☞”可点击到另一篇相关联的小屋推文。

有一些朋友让我写《Prima Facie》电影版的观后感。

说实在的，不太好写，因为我看舞台剧的数量远没有影视剧多，加上它又是一出独角独幕剧，所以轻易不敢“下笔”。

我看了四遍《Prima Facie》电影版，两个不同字幕的版本。

这剧对字幕翻译要求非常高，一旦字幕翻译不精准，对整部作品是毁灭性的。

但，我还是想说，作为电影版，它无法和现场演出媲美。

所以，如果能看现场，才是最佳选择。

1】三个印象深刻的场景场景一Tessa站在清晨6:09分的街头。

雨突然猛烈地落下。

像石子一颗颗打在她的身上。

她的身体僵硬而冰冷。

她钻进一辆出租车。

她想去她妈妈那里。

雨点跟着她从车窗里钻进来，继续肆无忌惮地砸在她的身上。

司机想接去机场的生意，不愿意载她，粗暴地赶她下车。

Tessa突然意识清晰起来。

就在三个小时前，她被男同事Julian强奸了。

天空并没有下雨。

那只是一幕幕让Tessa想起来恶心、反胃、疼痛的回忆，像冰冷的雨水一样反复淋在身上。

“这不公平！

”Tessa爆发出一声尖叫！

司机被震慑住了。

大雨瓢泼，Tessa心里的大雨在瓢泼。

“带我去最近的警察局。

”Tessa对司机说道。

场景二强奸案从报警第一天开始……一直滚动到第782天。

打翻在地的椅子，打翻的生活。

潮湿的空酒瓶，熄灭的蜡烛。

犹如Tessa这两年零52天里，永远抹不去的最黑暗的记忆。

它们永远会在Tessa面对一次又一次审问时，像死去的尸体一般，杵在她一次又一次回忆现场的角落里。

毫无答案，冰凉无情。

场景三“你喝了两杯酸橙伏特加，还喝了两杯红酒，对吗？

”“你后来又和当事人去了家里，喝了红酒，你是否喝醉了？

”“当你脱掉衣服的时候，你并没有说不，对吗？

”……Tessa要自证清白，每每都要重复回答这些令她身体与大脑都会陷入一片混沌的问题里。

可是，这些问题的答案与强奸本身又有何干？

喝醉了的女性就活该增加被强奸的风险？

女性没有说“不”，就等于允许被侵犯？

最后的审判，依然是男性主导的法庭偏向了强奸犯。

最后的审判，作为女性的Tessa依然败诉。

她只是强奸案中的受害者，却未被法律保护，法律将她无情地推开。

看看你的左边，看看你的右边。

我们是每三个受害者中的一员。

我虽然也崩溃了，但我还在这里，我不会沉默。

Tessa被庞大的法律体系淹没。

在她的背后，是一件又一件与她一样的强奸诉讼案。

它们如黑暗里一盏盏灯火，遥远又近，数不尽，诉不尽。

此刻，背景音乐响起，是好多女声唱出的不和谐的歌声。

寓意着无数被侵害的女性在黑暗里挣扎、反抗、发声。

“This is me！

”

2】两个版本的《Prima Face》☞《Prima Facie》由澳洲、英国双国籍剧作家Suzie Miller创作。

这部剧有两个演出版本。

第一版（墨尔本艺术中心版）由西摩中心（The Seymour Centre）和格里芬（Griffin）联合打造，在2021年11月24日至12月11日悉尼演出。

出演Tessa的是澳洲戏剧演员、导演兼编剧Sheridan Harbridge。

第一版的导演是澳洲戏剧导演Lee Lewis。

第一版《Prima Facie》将在明年2月8日——3月18日再次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维多利亚艺术中心演出。

第二版（伦敦西区版）由☞Jodie Comer出演Tessa，Justin Martin执导。

第二版由于是金牌制片人James Bierman与慈善机构The Schools Consent Project一起合作制作，在宣传和推广上比第一版力度大很多。

加上Jodie Comer的加入，令第二版比第一版的名声也更大。

（作者Suzie Miller，演员Jodie Comer，导演Justin Martin）2023年4月，Jodie Comer的《Prima Facie》将在纽约百老汇黄金剧院演出。

Jodie Comer本人对此也相当期待，当得知这一消息时，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激动得满含泪水。

3】一个演员JodieComer《Prima Facie》讲述的是出生于工人阶级的女律师Tessa，在受到男同事性侵后，迫使她面对父权制法律、举证、道德的分歧。

不得不说，表演这台独幕剧+独角戏对任何一个演员来说都是极具挑战的。

Jodie Comer在这90分钟的表演中，一个人扛下了整部戏的演出。

密集的台词，高浓度的情绪张力，以及全程几乎都是一个人在舞台上一边独白一边完成换衣服、参与调度道具。

包括有一幕她返回利物浦母亲家里时，会把所有家乡人物的口音瞬间转换成利物浦口音。

整个舞台都属于Jodie Comer一个人大放光彩。

在今年4月15日伦敦西区哈罗德·品特剧院首演后，Jodie Comer为期9周近80场的演出，获得了极高好评。

就在最近（12月11日）她凭借该剧，获得了伦敦《旗帜晚报》戏剧大奖（Evening Standard） 最佳女主角奖，该奖项是英国戏剧界的重要奖项之一。

《旗帜晚报》是英国老牌报业巨头，Evening Standard是1955年发起的奖项（它的百老汇小伙伴叫戏剧委员会奖Broadway theatre Drama Desk Awards）。

《旗帜晚报》戏剧大奖在每年十一、二月份评选出。

不过，作为独幕剧，《Prima Facie》过于密集的台词和紧锣密鼓的情节叙述，使得节奏过于“赶”，尤其在上半场。

这也让演员在只有一个人完成所有情节表演的情况下，肢体语言表现一直处于过于急促的状态。

也许导演可以再好好精炼一下整个台本和表演过程，多给演员一点在舞台上的留白处理会更好。

当然，就如上面我所述的三个印象深刻的场景那样，作为独幕剧，它整体的舞美和结构都是非常棒的。

尤其舞台利用了有限的道具，相同的道具在不同的情景下赋予了不同的作用，包括运用了影像呈现出演员的表情特写。

电影版《Prima Facie》大概有四、五个摄像机位，这也许能比较好地选择从不同角度切换演员的表演。

但舞台剧的魅力永远都是在现场。

因为一个舞台剧的每一场演出，演员都会有不一样的表演和表现力。

观众可以亲临演员近距离表演，感受演员更真实的台词、气息、情绪、情感输出，尤其是一些即兴表演和互动。

（Jodie在排练《Prima Facie》）4】关于影视作品的“性侵”这不是Jodie Comer第一次演出“性侵”受害者。

事实上，在她的影视作品中，有相当多都涉及到这个题材。

比如电影《最后的决斗》，电视剧《为奴十三年》、《白公主》，甚至早期的☞《好警察》、《肥瑞的日记》。

（《最后的决斗》剧照）

（《为奴十三年》剧照）而“独角戏”的表演，对Jodie Comer来说，也非第一次。

在☞《她说：女性人生瞬间》、《新喋喋人生》、《Either Way》中，我们都领略了她一个人演一出戏的表演功力。

两分钟短片《Either Way》，LOEWE品牌支持拍摄，Benn Northover执导，Jodie Comer在化妆间以不同情绪念同一个词语：“LOW-EV-AY”但看完《Prima Facie》后，我突然有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思考——“什么情况下才算是性侵？

”显然，在《Prima Facie》中，Tessa的遭遇很多人不以为然。

因为客观的事实是，强奸她的那个Julian已经不是第一次和她发生亲密关系。

甚至，Julian还曾是Tessa自认为正在交往的暧昧对象。

按照“正常发展”推进，他们俩当晚本“应该”会发生第二次亲密行为，只是Tessa酒喝多吐了，导致她的身体状态禁止这份浪漫的继续。

但显然，Julian不这样想。

听过Tessa讲述整个遭遇的警察、陪审团、法庭庭长也不这样想。

怎样才能改变司法对性侵的审判标准？

怎样才能把那些逍遥法外的性侵者绳之以法？

直到结尾，《Prima Facie》仍然给出的是一个迷惘的现实。

这让我想起一部印度犯罪片《一个星期四》。

电影讲述被性侵的女主角绑架了16名幼儿，要挟总统修改印度法律，从而保护众多受侵的印度女性。

最终，全印度通过了判强奸犯死刑的法律。

它更像一部女性主义科幻片，身为女性，我非常能理解受害女性想要严惩罪犯的那种玉石俱焚的心情。

可是，在一个男权主导的现实世界里，女性想判强奸犯死刑的诉求，是一种幻想。

（影片结尾：据统计，在看完这部电影期间，印度已有8位女性被强奸。

）最后，我想，Jodie Comer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优秀的90后青年演员。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突破的演员不是好演员。

Jodie Comer正“野心勃勃”地让自己成为世上最好的演员。

-END-

一些观众（包括2年前刚看这部剧资源的我）对《初步举证》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如果站在戏剧中陪审团的视角，并不知道事件全貌，如果不看证言的一致性怎么办，法律不是讲证据的吗？

如果不搞清楚这个问题，可能会以为这部戏感性大于理性，觉得作者只想凭借哭闹推翻法律严谨的原则。

本文探讨下这个问题。

其实作者米勒并不是要推翻法律原则，她质疑的是法律流程中的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就是因为人们对性侵案中的某些实际情况的误解，以及对原告（作为证人）询问的方式不科学，导致原告处于劣势。

解决这个问题还不至于推翻法律体系和什么大原则。

看懂这部戏对法律流程的质疑，最关键的理解庭审中“交叉询问”这个环节。

“交叉询问”是法庭重头戏也是这部剧里的重头戏。

剧中泰莎作为刑事辩护律师，多次对别人进行交叉询问，这个环节很好地表现了律师职业的处境。

最后泰莎输掉官司的情节，主要演的也是她在交叉询问环节里面的“失败”，表现了性侵案中提告一方的处境。

交叉询问是什么意思？

交叉询问是由一方当事人或其律师在法庭上对另一方证人进行的盘诘性询问，通过对方当事人的询问，暴露该证人证言中的矛盾，错误或不真实的因素，以此否定或降低该证人证言的证明力。

放到剧里面，最后泰莎作为她自己提告的案子的证人出庭，辩方律师针对她的证言，反复盘问她，想推翻她的初步证据。

那么“交叉询问”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环节之所以设立，是法律站在全局角度考虑，追求公正、严谨和真相的体现。

但在具体操作里面，执行的人的目的不是全局性的，而是打赢官司——由律师在符合询问规则的前提下，用语言、逻辑上的技巧让证人掉进陷阱，暴露证言有矛盾之处。

律师只想赢官司，在意的是“法律事实”而不是“事实”。

“法律事实”是按照某种逻辑建构的事实，它并不一定与真实情况相符。

“交叉询问”本身不代表审判结果，而是让陪审团提高对证言的怀疑程度。

陪审团被影响到什么程度，跟律师的提问水平、证人的回答水平有关系，也跟陪审团的认知有关。

“聪明”人赢面大。

如果证人的证言显得有矛盾之处了，或者证人的作证目的乃至人品被质疑了，对方律师的目的就达到了。

如果陪审团对某件事认知有问题，辩方律师又重点在这件事上设置陷阱，那证人就处于无法自证的处境。

我们以为是“铁板一块”铁面无私的东西，其实也是人定的。

“交叉询问”是有规则的，比如交叉询问的问题有什么样的范围，可不可以诱导性提问，对什么样的证人提问原则要例外……这些规则都是有所演变的，而且各个国家地区有不同。

规则理想状态当然是讲究科学常识，力求公正合理，但如果有绝对的公正合理，怎么各个地区有不同呢？

谁比谁更好呢？

不够好的怎么不改呢？

那是因为人的认知和理解、时代因素、法律体系差异、不同社会群体力量的对比，都会对规则产生影响。

《初步举证》对“交叉询问”的质疑是什么？

作者Suzie Miller在剧本前言里是这么说的：“性侵案无罪或有罪的判定只关注男性（通常情况下被告是男性）能否合理的认为女性（通常情况下控告人是女性）表示了性同意。

一直都是受害者（通常为女性）在“受审”，被交叉询问，被迫一遍又一遍重温她们的屈辱经历，甚至她们的起诉动机有时候都会遭到质疑——你究竟为什么要对被告提出如此恶毒的刑事指控？

然而更可怕的是，大量研究表明，在性侵案件中提供证据的女性是如此不被信任！

甚至尤其不被其他女性信任！

”如果去掉性别因素，结合剧情，可以这么概括：就是一个以理性和逻辑为原则的法律体系，试图用理性和逻辑的语言去整合性侵案中受害者破碎的、非逻辑的记忆和感受，这个法律体系没意识到被性侵的人破碎的、非逻辑能整合的记忆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把“受害人的记忆应当清晰甚至品格应当纯粹”这种不符合实际的设想当成了前提。

剧里说的很清楚——强奸是对受害人人身的直接侵犯，不是车祸或者盗窃案。

发生时，受害人因为突然遭受身心的双重冲击，加上羞耻感，往往不会记得事情的细节，甚至可能大脑一片空白。

但交叉询问的时候，辩方律师就爱询问证人动作细节、语言细节、环境细节，以此来质疑她当时到底有没有同意。

你问的问题要有答案，对方才能回答，这是提问的前提。

而针对人身的直接攻击，当事人很难正确记得大部分细节，怎么可能问出“正确答案”来？

这不是成了给人下套吗？

而且因为这个事实没有被充分的讨论、理解过，对很多人来说不算一个常识（所以陪审团会有偏见）。

比如有些观众就质疑，泰莎一个律师，被qj应该更淡定啊，怎么记不清细节，事后还洗澡呢。

当事人本人也对此没有充分的认知，用社会标准来苛责自己，甚至没意识到自己的记忆错乱、反应慌张是自然的，还会困惑如何用语言表达这奇怪的过程和感受。

就像泰莎那样，去报案时候说起话来竟然也颠三倒四了，在法庭上也掉进自相矛盾的坑儿了。

所以那种交叉询问的方式利用了人们对qj案实际情况的无知和冷漠来针对当事人了。

有人会说别的类型案子也有证人记错的时候啊，难道都要改了吗？

这么问的人是依然没有觉得性侵案有一定的特殊性。

这部剧不是要全面推翻交叉询问这个环节和大原则，而是性侵案法庭上常用的那种提问方式不符合性侵案的实际情况。

一般的交叉询问方式在别类型的案子并不至于离谱吧，如果证人是说错自己本来应该说对的话，才会让证言显得不可信，比如，你如果是个合格的质检员，你得知道职业要求和检测流程吧，就算记错一个，不至于所有都答得不好，因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是相对明确的、能够记得的、应该记得的。

搜一下别的类型案子的交叉询问案例，跟《初步举证》里面的对比一下，你会发现泰莎总是被问她非常容易记错的细节或者无法自证的事情，而大家都以为她应该记得，应该能自证，这才是问题所在。

比如，被侵犯时候手放哪了，对方的手怎么控制你的，这种问题预设了人被性侵的时候应当思维清晰——要求太高。

人们有性侵案原告为了某些利益诬告被告的偏见，泰莎被质疑她跟Brookes存在竞争，还有“2人名单”支撑这个设想，这种印象一旦给到陪审团，陪审团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影响，就不全是证据严谨不严谨的问题了，甚至会让本来看起来没问题的证据变得可疑，这像心理游戏一般。

泰莎怎么自证她没有想过“她没有想过的事情”呢？

总之这部剧就是质疑“交叉询问”规则，没有考虑qj案（其实无论针对男女）的特殊性。

大家都喜欢说“法律看证据”。

这部剧刚好演出了“法律看证据”的方式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简单。

且不说认定法律事实也有非证据方式，即使有物理证据，证据本身是无法说话的，从证据到结论之间，会经过人的认识和解读。

同样的证据，不同认识角度可能都说得通。

就拿最近英国那个大案来说，有视频证据，但是辩方律师的视角是“反抗的很激烈，可能是角色扮演”，这个案子按正常的思维，证据很多，不大可能判“无罪”了，但律师还是要“无所不用其极”，为什么？

这是律师应该做的，收了费用就要演出，哪怕有一丝丝对陪审团造成影响的可能也不放弃。

不管是qj案也好，还是别的案子也好，经常会有证据不充足的情况，一个案子要是找了不同的律师或者法官、陪审团构成不同，结果是可能大相径庭的。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学说里，认为“证据”是带有“主观”属性的吧。

证言也是一种证据，“交叉询问”就是在用人的各种不同视角审视这种证据。

在剧中作者米勒借泰莎之口反复强调一个词：游戏。

她说法律的游戏——什么意思？

语言游戏，规则游戏、视角游戏。

这个游戏预设了证言都要符合语言逻辑的规则，以此去套rape案件的现实情况，但是忽视了现实rape案件中人的记忆是破碎的、是无法用符合逻辑的语言整合的这一事实，于是那些交叉询问变成了对qj案受害者生活的窥探、人品的质疑，成了对他们的审讯和羞辱。

而被告的沉默权“天经地义”。

米勒的重点不是在质疑律师们的道德和工作手法，倒不如说她是作为一个曾经的法律人，对律师们在规则下的处境深有体会，有所反思。

如果人们普遍缺少对性侵案中被侵犯者行为反应的正确心理学认知，同时法律对如何质询被侵犯者的方式不作具体的改进，那么情况就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律师个体的职业理念和是否相信“出租车原则”并不是关键。

一个案子你不接我不接，总会有人接，律师要生存，律师追求“法律事实”符合职业道德。

就像剧里演的，规则之下，律师要么像出事前的泰莎那样当个高手，要么像那位问“如果他真的做了呢”的同仁那样输到second place，还有种选择就是像他们提到的某个实习律师一样，离开这个体系，不知道去哪里了。

改变法律从业者个体选择，改进规则，提升社会认知的科学性，这是三码事。

米勒都写到了——对个体选择，她写的是反思和无奈；对改进规则，她做的是呼吁和正视，但文学作品不是官方的文件也不是学术论文，无法直接给出答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社会认知，正是这个剧成功做到的！

我渴望的是得到完全的自由。

主角太强了，这该是什么样的功底，才能一个人演到这种地步，好几处都能感觉到我的眼眶湿润了。

也能让我意识到，不仅仅是法律是男人制定的，其实细细想来，可能生活中所有对女人的“捆绑”全都是男人规定的，女人也因为被从小到大的社会环境的浸润，一直被规训与潜意识认为的“正常”其实是不正常的，所以要警惕任何人（不论男女）说的“本来就是这样的”、“别人怎么怎么样”、“一直就如此”等等等等，因为太多历史告诉我们，被这样社会环境浸润的女人有些时候是更大的帮凶。

而要警惕这样那样的人无孔不入进入到我生活的话，以及能意识到生活其实是被“男人的谎言”所构造的，竟然让我感觉像活在楚门的世界一般。

突然就觉得果然人身上的所有的枷锁都是所处在这个环境中被影响了，然后深深刻在脑子里，就是我自己“在乎”了，才会被捆绑。

而什么时候能不再在乎别人的评价和看法，真的实现自洽，可能我得花很久时间追寻了。

真的非常感谢有这样电影，再次深深感叹，果然几百年前就工业革命然后发达的英国人早已不愁温饱而后探索精神富裕让世界文明更进一步。

还令我感动的是结束后那持久的掌声，以及灯光亮起来之后观众脸上的泪光。

断了三年的NTlive，终得再续前缘，鼻酸😢开门大戏是朱迪·科默的舞台剧处女作《初步举证》。

“小变态”火力全开，精准地驾驭了海量台词和高强度的肢体语言，扮演了一个上半场玩弄法律规则于股掌的律政俏佳人，下半场惨遭性侵后被法律规则玩弄于股掌的受害者的换命角色，左右互搏，朱迪令人信服地表现了女性在双重角色间承转启合的张皇、撕裂和悖谬，超越了性同意到底是yes或no的争吵层面，直指男性主导的司法体系不适配性犯罪案件中的女性受害者的法律Bug。

这部独角戏去年四月在伦敦西区剧院连演9周共80场，一部真正用“身体力行”为女性鼓而呼的平权大戏。

剧场之外的现实是：1/3的女性会在一生中遭受某种形式的性侵犯；只有1.3%的强奸案被起诉，获胜更是寥寥；在英国，直到1991年婚内强奸才成为非法行为……有这样的世道垫底，恐怕就没人好意思去挑剔本剧用力过猛或人物设定太抓马这些鸡毛蒜皮了吧。

没想到这么快就有新的年度佳作。

第一次在电影院看戏剧官摄就遇到了这么好的作品真是幸福啊！

看看你的左边，看看你的右边，这些事情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不能假装没有发生，有些事情必须改变！

曾经的泰沙笃定地相信这法律体系，可这一切在她的身份对调之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她坐在那个小房间的时候，她才体会到，詹娜有多么孤独。

当你被伤害，被审判的却是受害者，一遍又一遍地回忆那些痛苦的经历，这样的法律，是有缺陷的，必须改变！

我知道，他们会给出怎样的判决，但是就像詹娜一样，这一切并非徒劳无功，我们的每一次努力，都是对罪行的审判，都能撼动看似坚固无比的这栋老古董房子一点点。

这很艰难，但有意义。

因为，我们打仗不是为了赢，而是因为这场仗必须打。

性侵案的辩护关键不在于证明她愿意，而在证明他不知道她不愿意，但是how did he not know, 真正尊重你的人怎么会不知道。

there is not truth, only legal truth，我们相信无罪假设，只要不断test受害人证人的记忆，直到找到漏洞，构建出我们需要的legal truth，we all play our roles and this is the game of the law, this is human rights. 性侵案受害者的记忆原来不能适配男性制定的法律体系所需要的一致性，被反复告知it will be tough，两年的等待和脑海中的交叉辩护，在法庭上被confused和趁机还原受害场景，只为证明被害人不可信而导致男人不能确定女人在拒绝，可原来女性的拒绝并非那样难以理解。

something has to be changed, 而我们每个案件的女主，案发后第一时间的不知所措，报案的窘迫，加害人若无其事的询问am I upseted you和无数次问自己只是当作一个bad drunk night好不好，最终还能去上班，说出那句you know what you did，不背弃曾经努力的自己，能站在法庭上已经用尽勇气。

3年law school, 1年执业考核，7年刑辩律师，我需要知道自己没有被辜负，需要知道beyond the law there is justice；我不要求任何东西，只要其他女人不再被伤害。

程序正义看起来那么完美，每个gameplayer都相信它能保护所有人，以至于一定有点超乎个体寻常之外的社会关怀，才敢最终站上预先审查发出微小的声音，每位律师都fully booked，三分之一，每天有一百件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

独角戏，直接面对观众的问题，中国观众也到了这种该直面问题的时候了。

戴锦华老师映后存档：戴锦华：《初步举证》从头到尾是一个女性的嘶喊，也是一张对现实与社会的战表 - 微信1. 父权制对于性同意的矛盾，是要求女人必须是绝对自持的，是愿意也要说不的，以及反过来又拿女人说不就是想要作为性同意辩护的矛盾。

2. 无论一个当代女性已经获得了怎样的成功和性解放，依然要经历不受到我们声称被赋予的权利所保护的遭遇。

3. 个人主义是与新自由主义、父权制紧紧勾结在一起的。

当一个弱势群体在这样的体制中取得成功，多多少少都伴随着对其他弱势群体的压迫和对体制中特权的分食。

当我们说这样的女性才是自尊自爱自强独立自由的女性时，是不是伴随着对这个体制的迎合，对权力分享的渴望和弱势群体的不屑？

换句话说，我们有没有试图改变这个结构的性别与权力属性，还是仅仅想要分一杯羹？

一个女人在父权社会中取得成功固然可敬，但不要忘记我们没有人是赢家，我们只是被一个不属于我们的结构“幸运”赏识，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同类正在受苦，万万不可走上屠龙者终成恶龙的老路。

4. 男性主导的法律下，完美性侵受害人并不存在。

受害人破碎的证词会被想方设法证明“没有让他认识到你在拒绝”，而合逻辑的证词又会被按男人的习惯性视角揣测为为利益编造、污蔑、诽谤。

当一个女人表达拒绝时，并不是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事情，你不会误解你老板的拒绝，却可以性侵 然后转头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懵懂地要求一个女人反复证明她说的拒绝确定可以被你理解。

女性受害者的举证无法适配这套男本位的法律，虽然不知该如何，但有些事情必须被改变。

看到扑和琥珀的案子，再看到jodie的新剧预告，以及和身边的人对线amber和depp的案子后，我突然开始反思自己是否强大到可以成为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

组里在讨论部分女性批判amber毁了me too运动，抹黑了女性群体，说她是abuser 而非是victim。

现在的我想不明白是吃了怎样的洗脑包才说出这么一番话，但两年前的我也说出过一模一样的话，两年前的我也心疼过吸毒家暴男扑子。

这两年到底看了哪些文章跟哪些人进行了交流，我才有了这样的变化？

还是说是因为自己的女权主义更加坚定了？

我想两年前的我，为什么说出amber抹黑了女性群体这样的话？

有一部分是因为深知自己对抗不了那些心疼depp的厌女癌，我在网上骂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更是看着厌女癌们横行在父权制的社会而自己却无能为力。

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做了？

顺从，讨好，卑躬屈膝，把自己伪装成父权制的走狗，以希冀能够获得厌女癌的认可，获得一句“啊，你真是个好女人”的认可。

现在想来真的想发笑，但我也同时理解着依然想做父权制走狗的厌女癌们，毕竟我也曾经是其中的一份子，我深知人是多么容易妥协给打不过就加入吧的懦弱心理

非常震撼的独角话剧，从观念内核到剧本写作到表演功力到舞台设计都是毫无疑问的满分。

剧中揭露的法律设计上的根本缺陷，我在《“我也是”：作为集体行动的公共舆论运动》（收入《空谈》第52-113页）一文中专门做了分析，这里姑且摘录相关章节代作影评吧。

空谈8.9林垚 / 2024 / 上海译文出版社第94-95页：『对性侵扰遭遇的心理创伤后果的无知，也会进一步造成对受害证言的不合理挑剔。

比如指控者“无法想起某些关键的时间地点”或者“在数次口供中对部分受害情节的描述前后不一”的情况，常常被认为足以证明其指控的不可靠。

然而相关研究早已表明，人类在遭遇严重心理冲击的情况下，的确经常只能对详细的事件过程形成较为碎片化的记忆，并且遗忘时间地点等“抽象”元素，却对周边的声音、气味等“感官”元素留下鲜明持久的印象——性侵扰受害者在这方面并不例外[15]。

人们对这方面研究的无知或无感，加上前述的性别偏见，便使得性侵扰案件的实际判断结果大幅偏向假阴性一侧……』（前文从略）§4.1 虚假的性侵扰指控比例究竟有多高？

在各类性侵扰指控中，“虚假（false）指控”的比例究竟有多高？

这是犯罪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公检部门在罪名定义、证据标准、办案方式、统计口径、数据完备性等方面的差异，以及不同研究者在数据使用方法上的分歧，均令相关研究长期无法达成一致结论。

2006年的一份综述罗列了1974至2005年间发表的20份论文或报告，其各自推算出的虚假强奸指控率，跨度竟然从1.5%直到90%，可谓天壤之别[1]。

不过更晚近的研究在方法上有所改进，结论跨度也大为缩小，基本上处于个位数百分比区间。

比如：2009年对欧洲九国的一项调查发现，这些国家执法部门官方判定的虚假强奸指控比例从1%到9%不等[2]；一篇2010年的论文分析了波士顿某大学1998至2007年间138件校园性侵指控的卷宗，发现其中有8件（5.9%）被校方判定为虚假指控，而这8件里有3件（2.3%）的指控者承认确系谎报[3]；发表于2014年的一篇论文，基于2008年洛杉矶警察局的性侵报案记录以及对办案警员的访谈，推测其中虚假指控的比例大约为4.5%[4]；2017年的一项研究通过整理2006至2010年间全美各地执法机构的办案结论，统计得出这段时间内强奸报案“不成立（unfounded）”的比例约为5%（“不成立”报案的范围大于“虚假”报案，还包括其它情节较轻达不到执法标准的报案），低于抢劫（robbery）报案不成立的比例（约6%），但高于谋杀（murder，约3%）、殴伤（assault，约1%）、入室盗窃（burglary，约1%）等其它类型报案不成立的比例[5]。

虽然近年的上述研究结论逐渐趋同，但它们对虚假指控比例的计算均基于执法部门本身的案卷归类，无法完全排除后者统计口径不合理或办案偏见方面的影响，因此仍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

比如英国内政部2005年的一份调查报告发现，尽管英国警方将强奸报案的8%登记成“虚假指控”，但其中大部分卷宗明显未能遵守内政部的办案指南；在看起来遵守了办案指南的卷宗里，登记成“虚假指控”的比例便已降到3%；而且无论是8%还是3%，都远远低于办案警员在访谈中对虚假指控率的猜测（比如有警员声称：“我过去几年一共经手了几百桩强奸案，其中我相信是真实指控的，大概只用两个手就能数得过来”）[6]。

其它国家关于执法人员偏见的定性研究也得出了极其类似的结论，比如在2008年发表的一项对891名美国警察的访谈中，竟有10%的警察声称，报案强奸的女性里面有一半以上是在撒谎；此外还有53%的警察断言，这些女性里头有11%到50%是在撒谎[7]。

警员对性侵扰报案者（尤其报案女性）的严重偏见与敌意，一方面意味着，即便在遵守了办案指南的卷宗里，也可能仍然存在大量被错误定性为“虚假指控”的案例。

这方面最臭名昭著的当属新西兰的连环强奸犯马尔科姆·雷瓦（Malcolm Rewa）一案：早在他第一次犯罪时，受害者便向警方报案，并提供了抓捕雷瓦的重要线索；但新西兰警方出于对性侵受害女性证词的高度不信任，在对受害者进行了一番程序上的敷衍之后，将其报案登记为“虚假指控”束之高阁，导致雷瓦长期逍遥法外，又强奸了至少26名女性之后才最终落网[8]。

另一方面，执法人员的偏见与敌意也意味着，有大量的性侵扰受害者因此放弃报案，间接抬高了卷面上的虚假指控率。

比如英国政府平等办公室2010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尽管英国小区组织“强奸危机中心（Rape Crisis Centers）”的员工与警方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但只有19%的员工表示，自己在被熟人强奸后会向警方报案[9]。

英国国家统计局2018年发布的英格兰及威尔士地区年度犯罪调查报告同样发现：在遭到性侵的女性中，只有17%选择了向警方报案[10]。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在统计虚假性侵扰指控比例时，更有效地排除执法人员偏见导致卷宗错误定性对资料的干扰？

英国皇家检控署在2013年的报告中独辟蹊径，通过对比检方起诉性侵扰嫌疑人与（以“妨害司法罪”或“浪费警力罪”为由）起诉虚假性侵扰指控嫌疑人的数量，来判断虚假指控的比例；毕竟如果办案警员不是基于偏见胡乱登记“虚假指控”结案了事，而是一视同仁地严肃对待真实指控与虚假指控，就会把虚假指控者一并移交检方起诉。

该报告指出，从2011年1月到2012年5月的17个月间，英国检方一共起诉了5651起性侵扰案、35起虚假性侵扰指控案、3起虚假性侵扰指控兼虚假家庭暴力指控案[11]。

换句话说，根据英国警检部门的实际行为来判断，虚假性侵扰指控的比例仅为0.67%（5689起中的38起），远远低于前述所有研究的结论（并且这还尚未校准因为大量性侵受害者一开始便放弃报案而造成警方卷面上的虚假指控率虚高）。

毋庸赘言，检方对指控真实性的判断并不总是准确（注意这种不准确性是双向的，既可能错误起诉某些遭到虚假指控的嫌疑人，也可能错误起诉某些做出真实指控的受害者）；而刑事庭审虽然采取极其严苛的“排除合理怀疑”等标准、并因此基于残留疑点而放走一部分真凶[12]，却也仍旧无法完全躲避误信虚假指控、做出错误定罪的风险。

不过这些错误定罪的案件，大多数在性质上截然不同于一般人对“虚假指控”的“报案者根本没有遭到任何性侵扰、所谓受害经历纯属瞎编”式想象。

比如在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全美冤狱平反记录中心（National Registry of Exonerations）”截至2016年底录得的、全美289起嫌疑人被法院错判有罪的性侵案件中，71%（204起）是陌生人性侵，尽管陌生人性侵只占全部性侵案件的大约五分之一。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错判有罪的性侵案件中，绝大多数（228起，占全部错判的79%）都是因为警方及检方搞错了作案者的身份，而这又基本上（200起，在搞错身份的案例中占88%）是因为受害者或其它目击者无法在一群陌生人中准确辨认出作案者（熟人性侵案中也有搞错作案者身份的情况，往往是因为受害人出于种种原因不敢或不愿指证真正的作案者，导致对警方和检方的误导）。

美国“黑人男性性侵白人女性”类案件的虚假指控率与错判率之所以高得出奇，除了白人社会及司法系统的种族偏见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人类天生在“跨种族面部识别”方面能力不足，导致白人受害者及目击者经常误将无辜的陌生黑人当成实际作案者[13]。

综上所述，其一，现实中性侵扰报案的虚假指控比例本就很低，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要么与其它类型案件的虚假报案比例处于同一量级（个位数百分比区间），要么其实是再往下一个量级（个位数千分比区间）；其二，社会文化及执法系统对性侵扰受害者（尤其受害女性）的偏见与敌意，又令现实中绝大多数性侵扰事件未被报案，间接抬高了官方资料中的虚假指控率。

对比可知，MeToo运动“催生大量虚假指控”的可能性，被质疑者不成比例地高估了。

其三，在导致冤狱的虚假性侵指控中，绝大多数确属真实发生的陌生人性侵，只是搞错了陌生作案者的身份。

与此相反，MeToo运动曝光的均为熟人性侵（毕竟若不知道对方身份，曝光便无从谈起），所以对冤狱概率的估算还可以进一步下调。

§4.2 女性证言的“可信度打折”、男子气概、“滤镜后的”男性中心视角当然，诚如MeToo质疑者所言，无论概率多低，虚假指控的可能性永远存在，因此理论上说，MeToo运动的展开、性侵扰证言的受到鼓舞，必然会令冤假错案的绝对数量有所增加（至于比例则可能增加也可能下降）；换言之，理论上一定会有某个无辜者因为MeToo运动而遭到虚假指控、甚至错误定罪。

对此问题，我们应当如何看待？

（1）首先需要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不管什么类型的案件，在给定的举证责任标准下，报案数量的增加，理论上都意味着虚假指控与冤假错案的绝对数量随之增加，反之亦然；同样，给定审理案件的数量，对举证责任标准的任何调低，或者对指控方置信度的任何调高，理论上都意味着冤假错案的绝对数量（以及比例）随之增加，反之亦然。

同时，就算在刑事案件中严格遵守无罪推定原则、严格要求控方“排除合理怀疑”，由于断事者身为并无“全知”能力的人类，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避免判断上的失误，冤假错案仍旧会时不时发生。

要想完全消灭冤假错案，唯有拒绝接受任何报案，拒绝在庭审中相信任何不利于辩方的证据，或者拒绝做出任何有罪判决。

这显然不是可行的办法。

尽管以剥夺基本权利为手段的刑事惩罚的严重性，是我们在刑事判决的假阳性（冤枉好人）与假阴性（放过坏人）之间权衡取舍的重要考虑， 但我们不可能为了百分之百消灭某种性质极其严重的假阳性结果（比如有人被错误地剥夺基本权利）而让假阴性结果超出某个可以容忍的限度。

所以真正的问题永远是，如何判断假阴性结果的恰当限度、如何在假阳性结果与假阴性结果之间找到最合理的平衡。

（1a）前文已经提到，在举证责任层面，这种平衡体现为“排除合理怀疑”、“证据优势”等不同证据标准之间的选择。

但在有了相关证据之后，怎样的怀疑算是“合理”怀疑？

双方证据究竟谁占“优势”？

这就涉及到证据评估层面的具体判断。

而人们对证据可信度的判断，总是受到或内在于人类认知机制、或从社会文化习得的种种偏见的影响；有了适当的举证责任标准之后，总体结果能否尽可能地向假阳性与假阴性之间的最合理平衡靠拢，便取决于证据评估过程中能否尽可能地剔除系统性偏见的影响。

父权社会普遍而系统的性别偏见，无疑是影响人们对性侵扰指控可信度判断的最大因素之一。

正如前引的诸多调查报告所示，受理性侵扰案件的警员，总是极其严重地高估虚假指控（尤其是来自女性报案者的虚假指控）的比例。

对女性证言的“可信度打折（credibility discount）”现象由来已久，而且普遍存在于性侵扰指控之外的其它各种领域[14]。

这种不信任，一方面出于父权社会对女性理性能力的贬低（认为其与儿童一样“理性尚未发育完备”），另一方面出于父权社会对女性（在某些问题上或某些情况下）的道德猜忌：比如所谓“最毒妇人心”，亦即认为女性的道德下限低于男性；或者“婊子无情戏子无义”，亦即认为从事性工作的女性（以及有过较多性伴侣或性经验、因此被指“私生活不检点”的女性）绝不可信。

面对性侵扰指控时，这些偏见既导致对指控者意图的高度怀疑（“我看当时其实是你情我愿半推半就，只不过办完事儿后悔了想假扮纯洁？

或者根本就是闹矛盾了故意陷害对方吧？

”），又导致对受害证据（尤其是证言）的无端挑剔。

（1b）对性侵扰遭遇的心理创伤后果的无知，也会进一步造成对受害证言的不合理挑剔。

比如指控者“无法想起某些关键的时间地点”或者“在数次口供中对部分受害情节的描述前后不一”的情况，常常被认为足以证明其指控的不可靠。

然而相关研究早已表明，人类在遭遇严重心理冲击的情况下，的确经常只能对详细的事件过程形成较为碎片化的记忆，并且遗忘时间地点等“抽象”元素，却对周边的声音、气味等“感官”元素留下鲜明持久的印象——性侵扰受害者在这方面并不例外[15]。

人们对这方面研究的无知或无感，加上前述的性别偏见，便使得性侵扰案件的实际判断结果大幅偏向假阴性一侧；所以若要达到假阳性与假阴性的恰当平衡，相应的矫正无疑是，争取调高人们对性侵扰指控及相关证据的“缺省置信度（default credence）”。

（2）性别偏见的影响，还不仅仅体现在性侵扰指控的证据评估层面，而是一开始就型塑了人们看待“虚假指控”问题（及其严重性）的视角。

比如前面提到，即便采用“个位数百分比区间”的估算结果，强奸报案不成立的比例在各类刑事案件中也并不高得出奇，甚至还低于抢劫报案不成立的比例；但绝大多数人在对虚假强奸（或其它性侵扰）指控忧心忡忡的同时，却并没有对虚假抢劫指控的“泛滥”抱有同等程度的恐慌与敌意（甚至绝大多数人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虚假抢劫指控的问题，更不用说对其有任何恐慌了）。

产生这种差异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由于父权社会的潜移默化，人们在抽象地思考案件时，很容易自动代入男性中心视角。

由于性侵扰的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女性、作案者绝大多数是男性、指控绝大多数时候是女性针对男性做出[16]，因此男性中心视角很自然地导致对性侵扰指控的过度焦虑与怀疑：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是虚假指控该怎么办？

“他”的人生不就被“她”给毁了吗？

相反，其它类型案件的虚假指控则不存在这一问题；尽管某些阶层（比如穷人、流浪汉、进城农民工）或族群（比如美国的黑人）可能特别容易遭到虚假指控，但这些阶层与种族往往在话语权方面同样处于劣势，他们的视角因此更容易被主流社会文化忽略、而不是得到代入。

（2a）需要注意的是，旁观者此处自动代入的“男性中心视角”，严格来说其实是一种“滤镜后的（filtered）男性中心”视角。

尽管从比例上说，绝大多数性侵扰是男性针对女性作案，但从绝对数量上说，男性对男性、女性对女性、女性对男性的性侵扰同样发生得非常频繁。

事实上，无论依据哪个来源的资料进行统计，男性一生中遭到强奸（或其它类型性侵扰）的概率，都远远高于其遭到虚假强奸指控（或其它类型虚假性侵扰指控）的概率——比如根据2015年的一份调查，美国男性有2.6%曾经遭到强奸或未遂强奸，24.8%曾经遭到带有身体接触的性暴力，17.9%曾经遭到带有身体接触的性骚扰[17]；这比一名男性一生中遭到虚假强奸指控或虚假性侵扰指控的概率（遑论因此被错误定罪的概率），高出了不知多少个量级[18]。

然而在父权社会文化对性侵扰的刻板印象中，“男性遭到（无论来自男性还是来自女性的）性侵扰”的可能性却被下意识地过滤或屏蔽了，以至于当人们自动代入“男性中心视角”时，后者却并没有将性侵扰的男性受害者的视角（以及女性嫌疑人的视角）同时包括在内。

对男性受害者经验的过滤，凸显了父权社会传统性别角色模式所造成的偏见与伤害的双向性（尽管两个方向上的偏见与伤害程度未必对等）：当女性被贬为“理性能力不足”或“狡诈不可信赖”的生物时，男性也被桎梏并压抑在“男子气概（masculinity）”的要求之中。

性方面的“征服力”正是传统性别角色模式中“男子气概”的一大体现，而性方面的“被征服”（既包括被性侵扰，也包括异性恋视角下无论自愿还是非自愿的“被插入”），在传统“男子气概”标准下可谓莫大的耻辱；性侵扰的男性受害者，也往往畏于外界对其“不够男子汉”的二重羞辱与攻击（一如女性受害者经常遭到“荡妇羞辱”），而不敢报案或向别人吐露自己的遭遇。

比如美国黑人影星特里·克鲁斯（Terry Crews）尽管外型硬朗、肌肉强壮，但当他在MeToo运动中曝光自己也曾经遭到好莱坞制片人的性骚扰时，却迎来了男性网民的疯狂围攻指责，认为他丢尽了男人的面子。

至于男性遭到性侵扰的经历之普遍程度，更是对“男子气概”这一迷思本身的巨大冲突；要维持迷思，就不得不在父权视角中过滤或屏蔽男性受害者的经验。

（2b）这种“滤镜后的男性中心视角”还有一种常见的变体，即“滤镜后的异性恋男性中心视角”。

由于男同性恋的存在对父权社会的“男子气概”叙事制造了极大的困难[19]，因此在性少数权益逐渐得到正视的今天，代入“滤镜后的男性中心视角”者便往往不自觉地将男同性恋的经验作为“特例”悬置一旁，以此使得“男子气概”叙事继续在“异性恋规范（heteronormative）”的话语框架内部不受动摇。

这种下意识的心态反映在对性侵扰问题的理解上，即是默认遭到性侵扰的男性都是同性恋，异性恋男性绝无遭到（不论来自男性还是来自女性的）性侵扰之虞。

换句话说，性侵扰的异性恋男性受害者的经验，在经由“排除同性恋特例”所得的“滤镜后的异性恋男性中心视角”中，仍然属于被过滤与屏蔽的对象（与此同时，这一视角也依旧忽略着“女性对别人实施性侵扰”的可能性）。

MeToo运动在鼓励大量女性受害者公开陈述自己遭遇的同时，也让男性受害者（比如陶崇园、特里·克鲁斯、张锦雄事件中的诸多受害者、被女教师性侵的男学生、被教会神职人员性侵的无数男童）的境况获得了公众的关注。

讽刺的是，当MeToo质疑者对MeToo运动表示有保留的赞许时，这种赞许往往却又出自“滤镜后的异性恋男性中心视角”对性侵扰受害者身份多样性的屏蔽，比如：〖如果一定要对#metoo运动做一个“好”或者“不好”的判断，我会说这是好事，因为它是一场教育运动，对男人而言，教育他们节制与尊重，对女人（以及某些男同）而言，教育她们（他们）自我保护，尤其是尽可能第一时间清楚 say no或甚至报警。

〗（L.2）——可以看出，作者下意识地认为，性侵扰的作案者只可能是男性、不可能是女性；性侵扰的受害者只可能是女性和同性恋男性、不可能是异性恋男性。

（3）总结上面的讨论：对于“MeToo运动将导致性侵扰虚假指控与错误定罪的绝对数量增加，从而必将对某个无辜者的蒙冤负有责任”这种批评，应当如何看待？

其一，诚然，对于任何个案，我们都需要极其认真谨慎地评估具体证据，尽量避免无论假阳性还是假阴性结果的发生；但就整个系统而言，个案的假阳性判决，在任何类型的案件、任何合理的举证责任方案、任何合理的审判程序中均不可能完全避免。

在系统层面必须保障的，绝非不计后果地将假阳性概率一路降低到零（这意味着完全放弃司法体系的定罪功能），而是确定和维持（或者尽量接近）假阳性概率与假阴性概率的最合理平衡；这个平衡可能非常接近于假阳性概率为零，但绝对不会是等于零。

在父权社会的现实中，对女性证词的“可信度打折”使得性侵扰指控的证据评估存在系统性的偏差；人们对性侵扰受害者心理创伤后果的无知加剧了这种偏差；受害者遭遇的社会敌意与羞辱（包括对受害女性的“荡妇羞辱”与对受害男性的“男子气概羞辱”）又令其中大多数人不敢报案。

凡此种种，都使得假阴性概率远远高出合理的范围，现状与合理平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偏差。

在这种情况下，MeToo运动鼓励受害者出面倾诉、鼓励人们更加信任倾诉者的证言，恰恰是将极度偏差的现状稍稍地往平衡点方向扳回一些，但也远远没到能够真正将其扳回平衡点的地步，遑论造成假阳性概率的不合理攀升。

这个过程中确实可能出现若干假阳性个案，对此我们只能通过具体证据评估中的认真谨慎来尽量防范；但倘若不同时竭力清除性别偏见在证据评估层面的系统性污染，单靠“认真谨慎”并无助于解决整个系统的产出结果高度失衡的问题。

其二，既然如此，仅仅出于对假阳性个案的恐慌，而否定尽力缩小现状与合理平衡之间系统性的巨大偏差的意义；或者至少在权衡二者的先后时，赋予前者（避免假阳性个案）不成比例的权重；同时又并未对其它类型案件的虚假指控与错误定罪表现出同等程度的恐慌——这样的心态根本上是对父权社会“滤镜后的男性中心视角”的内化。

在“异性恋规范”的传统性别角色话语的潜移默化下，这一视角使得观察者下意识地过滤和屏蔽了男性（尤其异性恋男性）遭到性侵扰的可能性、以及女性施加性侵扰的可能性，再加上对女性证言的“可信度打折”，便导致了对“女性诬告男性对其性侵扰”这一极小概率事件的过分关注，以及对整体图景（包括现实与合理平衡之间偏离程度）的忽略。

一旦跳出这一视角的桎梏，即可发现，尽管虚假性侵扰指控的情况确实存在，但对此不成比例的恐慌，其实只是父权社会文化一手缔造的庸人自扰。

（后文从略，部分章节见：https://www.douban.com/note/864521253/ ）[1] Philip N.S. Rumney (2006), “False Allegations of Rape,” Cambridge Law Journal 65(1): 128-158，第136-137页。

[2] Jo Lovett & Liz Kelly (2009), Different Systems, Similar Outcomes? Tracking Attrition in Reported Rape Cases Across Europe, London: Child and Women Abuse Studies Unit, 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各国比例从低到高分别为：匈牙利1%（第69页）、瑞典2%（第100页）、德国3%（第62页）、奥地利4%（第34页）、苏格兰4%（第94页）、比利时4%（第41页）、葡萄牙5%（第85页）、英格兰及威尔士8%（第49页）、爱尔兰9%（第78页）。

[3] David Lisak, Lori Gardinier, Sarah C. Nicksa & Ashley M. Cote (2010), “False Allegations of Sexual Assault: An Analysis of Ten Years of Reported Case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6(12): 1318-1334。

[4] Cassia Spohn, Clair White & Katharine Tellis (2014), “Unfounding Sexual Assault: Examining the Decision to Unfound and Identifying False Reports,” Law & Society Review 48(1): 161-192。

[5] Andre W.E.A. De Zutter, Robert Horselenberg & Peter J. van Koppen (2017), “The Prevalence of False Allegations of Rape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2006-2010,” Journal of Forensic Psychology 2(2), 119: 1-5。

[6] Liz Kelly, Jo Lovett & Linda Regan (2005), A Gap or a Chasm? Attrition in Reported Rape Cases (Home Office Research Study 293), London: Home Office，第51-53页。

[7] Amy Dellinger Page (2008), “Gateway to Reform? Policy Implications of Police officers’ Attitudes Toward Rape,”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33(1): 44–58。

[8] Jan Jordan (2008), Serial Survivors: Women’s Narratives of Surviving Rape. Sydney: Federation Press，第214页。

更多类似案例，参见Jan Jordan (2004), The Word of a Woman? Police, Rape and Belief.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9] Jennifer Brown, Miranda Horvath, M, Liz Kelly & Nicole Westmarland (2010), Connections and Disconnections: Assessing Evidence, Knowledge and Practice in Responses to Rape, London: Government Equalities Office，第40页。

社会文化及执法系统对熟人性侵受害者的偏见与敌意尤其严重，相关分析参见诸如Michelle Anderson (2010), “Diminishing the Legal Impact of Negative Social Attitudes to Acquaintance Rape Victims,” New Criminal Law Review 13(4): 644-664等。

[10] Crime Survey for England and Wales (2018), Sexual Offences in England and Wales: Year Ending March 2017, London: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11] Alison Levitt QC &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 Equality and Diversity Unit (2013), Charging 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Justice and Wasting Police Time in Cases Involving Allegedly False Rape and Domestic Violence Allegations: Joint Report to the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 London: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第6页。

该报告标题及正文所用“强奸”一词，实际上包括其它类型的性侵扰，见第5页注5。

此外报告中还提到，其间英国检方共起诉了111891起家庭暴力案、6起虚假家庭暴力指控案、3起虚假性侵扰指控兼虚假家庭暴力指控案，由此可知检方认定的虚假家庭暴力指控比例仅为万分之0.8（111900起中的9起）。

[12] 前引英国皇家检控署报告提到，2011至2012年间，在英国检方起诉的性侵扰或家庭暴力案件中，经由庭审成功定罪的比例为73%，见Levitt & Equality and Diversity Unit, Charging 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Justice and Wasting Police Time in Cases Involving Allegedly False Rape and Domestic Violence Allegation，第2页。

不过从这一资料中并不能得知，庭审释放的嫌疑人究竟有多少确属遭到错误指控、有多少实为真凶却因证据不足而逃脱法网。

[13] 见前引Gross, Possley & Stephens, Race and Wrongful Convi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第11-12页。

[14] 参见Pam Oliver (1991), “‘What Do Girls Know Anyway?’: Rationality, Gender and Social Control,” Feminism & Psychology 1(3): 339-360；Miranda Fricker (2009), Epistemic Injustice: Power and the Ethics of Know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Deborah Tuerkheimer (2017), “Incredible Women: Sexual Violence and the Credibility Discoun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66(1): 1-58等。

[15] 比如参见Amy Hardy, Kerry Young & Emily A. Holmes (2009), “Does Trauma Memory Play a Role in the Experience of Reporting Sexual Assault During Police Interviews? An Exploratory Study,” Memory 17(8): 783-788；Michele Bedard-Gilligan & Lori A. Zoellner (2012), “Dissociation and Memory Fragmentation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 Evaluation of the Dissociative Encoding Hypothesis,” Memory 20(3): 277-299等。

[16] 比如根据前引英格兰及威尔士年度犯罪报告，强奸受害者中女性占88%，男性占12%；其它类型的性犯罪受害者中女性占80%，男性占20%；见Crime Survey for England and Wales, Sexual Offences in England and Wales: Year Ending March 2017，第11页。

另据全美伤害预防与控制中心的一份调查，在遭遇过强奸的女性中，98.1%只被男性强奸过；在遭遇过强奸的男性中，93.3%只被男性强奸过；参见National Center for Injur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2010), National Intimate Partner and Sexual Violence Survey: 2010 Summary Report，第24页。

其它报告得出的结论基本相同，不再赘述。

[17] National Center for Injur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2015), National Intimate Partner and Sexual Violence Survey: 2015 Data Brief – Updated Release，第3页。

[18]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根据前引诸多关于虚假性侵扰指控比例及错误定罪数量的研究，结合所在国家的成年男性人口数量，自行换算相应比例。

[19] 参见Michael S. Kimmel (1994), “Masculinity as Homophobia: Fear, Shame, and Sil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Identity,” in Harry Brod & Michael Kaufman (eds.), Theorizing Masculinities, London: SAGE，第119-141页。

看到电影的第26分钟（约24.52%进度），我终于看不下去了。

脑海中浮现巨大疑问：如果这也算电影，那直接看话剧录像不就行了？

我不排斥任何电影形式，但电影必须有其存在的意义。

比如《北京法源寺》的话剧更震撼人心，B站就有完整录像，何必拍成这般？

豆瓣分类更让我困惑。

《初步举证》明明是话剧录像，却被归为"剧情"类，而《北京法源寺》直接标注"话剧"。

若按此逻辑，是否所有话剧录像制成拷贝在影院放映都能算电影？

仔细想来确实可行，例如《狗镇》若加入巧妙场景转换，完全能改编为话剧，再以录像形式放映。

只是中国电影市场尚未有人尝试罢了。

继续观影至1小时04分钟，我彻底放弃，确定此生不会再看完。

强烈的枯燥感将我吞噬——单人单场景的话剧形式本就单调，故事内核更是单薄：探讨女性与异形性行为中遭遇强迫时，如何证明自己被侵犯。

这种简议题用105分钟呈现，剧情毫无波澜，苍白无力。

《末路狂花》仅用一场强暴戏就足以传递同等张力。

冗长的对白与停滞的情节，足以让观众如坐针毡。

对我而言，电影必须有趣，故事必须精彩，这是超越一切的铁律。

然而，这样乏味的作品竟在豆瓣获得16万人评分9.5？

我可以理解女性观众等待一部好电影，等待一个好的独立女性题材电影太久了，她们渴望被关注、被重视。

我自己会给它7分。

即便它枯燥得让我看不下去，但它确实是一部好作品，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