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谋杀：科林尼案

1970年12月7日，时任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纪念碑前惊天一跪，轰动了全世界。

这一略显夸张的举动，使得德国国家形象就此大幅度提升。

他们对战争罪行的全面反思，得到了举世公认。

而在艺术文化领域，除了美国人不遗余力地拍摄反战电影、控诉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外，德国人自揭伤疤的态度也不落下风：无论是经典战争片《从海底出击》的写实和压抑，还是德国版《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血腥和残酷，德国的电影工作者们总是试图最大限度上还原那场战争的真相。

他们更是敢于直面曾经的反人类罪行，拍摄了诸如《死亡终点站》这样的大屠杀题材电影。

在2019年这部名叫《无罪谋杀：科林尼案》的电影中，德国人再次重翻旧账，将一段武装党卫军屠杀意大利村民的恐怖故事带了出来。

这次导演马可·克罗伊茨派因特纳使用了一种类似悬疑片的拍摄手法。

当所有杀人证据都指向一个叫法比奇·科林尼的意大利老工人时，他却故意缄口不言，沉默如海，导致观众们不断猜测他的杀人动机。

你知道他一定杀了人，你也知道他一定是蓄意杀人，然而导演好像偏要折磨一下你的耐心，你越是想知道他就越不让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直到将近50分钟，一把二战的德制瓦尔特P38手枪出现…… 此时此刻，不管你是否战争片爱好者或军迷，都能猜到这把手枪绝不会平白无故的出现了。

电影里的男主律师莱宁正是通过这把手枪找到了突破口，而你也在隐约中猜到了个大概……当莱宁在法庭上告诉众人被谋杀的德国老人汉斯迈尔就是制造蒙地卡蒂尼大屠杀的元凶——一名武装党卫军军官时，观众倒吸一口凉气的同时，心中那块巨石也陡然坠下。

果不其然，德国人又要对二战那段黑暗历史进行自我鞭尸了。

身为MMF集团总裁的汉斯迈尔，和蔼可亲，事业有成，曾获德意志十字勋章荣誉。

还对莱宁有着养父一般的恩惠，赠送给他一辆老派的奔驰轿车。

这样一位受人敬仰的老人，在战争年代却是一位双手沾满鲜血的SS军官，这种反差是否过于不可思议呢？

不，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演员”比比皆是。

多少像迈尔这样的战犯，只要把军装一脱，转眼就在一个新生国家扮演起中流砥柱的角色，不但远离清算，反而活得有滋有味。

你很难说他们是在演戏，还是本性使然，就像迈尔对莱宁的照顾，你很难说出于一种怎样的情感。

人性太复杂了，很多时候，它比深渊还要更加靠近地心。

莱宁是一名土耳其移民。

在现今德国乃至欧洲，移民和难民越来越多地涌入，我们司空见惯的同时，也很少去换位思考他们的处境。

就像德国国家足球队有很多土耳其裔的球星那样，莱宁以土耳其移民的身份考取德国律师，并在德国家庭照顾下长大，这毫无疑问是一种隐喻。

这也让他担任科里尼的辩护人时压力巨大，并且难以洗刷一种“白眼狼”的嫌疑。

莱宁还面临着无数诱惑，这是一个现代版的浮士德故事：他的老师使用歌德的典故，暗示他放弃良知，做出一个更有利于职业发展的选择。

讽刺的是，这位老律师当年就是做出了几乎相同的选择，并成为1968年颁布的德雷尔法案的签署者之一，给德国法律画上了污点。

然而，德国毕竟是一个盛产思想和哲学家的伟大国度。

莱宁也没有重蹈老师的覆辙，他坚定选择了程序正义的这一方。

不管你信仰真主还是上帝，真正能审判一个人的，唯有法律。

莱宁的老师甘愿成为浮士德，所以终将面对丧失灵魂的虚无。

意大利人卢凯西站在法庭上揭露迈尔，也为他被指控为通敌的父亲完成了赎罪。

“无罪”的法比奇·科林尼，也终于可以如释重负地上路了。

历史是最好的剧作家，电影也正是取材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畅销小说。

但无论如何，“科林尼案”都只是冰山一角。

就像以色列特工曾经满世界地追寻纳粹战犯那样，又有多少坏人因为德雷尔法案得以庇护呢？

这显然已经无法追溯。

而现今的世界各地，隐形的歧视仍旧随处可见。

电影里的菲利普曾对河里游泳的莱宁说，“不要污染我们德国的湖。

”甚至菲利普的姐姐也对莱宁说过“若不是我爷爷，你还在卖沙乌尔马（一种穆斯林手卷食物）”的气话。

所以，电影让一位土耳其律师担任主角，自然有其更深层次的用意。

也只有像他这样不徇私枉法的“白眼狼”越来越多，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有希望。

冲着悬疑片去看的，悬念也的确一直绷着，但慢慢解开谜底，这其实是一部关于人性的反战主题片。

画面是沉静的，多处的场景富有特别的美感，特别是当故事中出现往事的回忆镜头，那种在暗色滤镜下的浓厚色彩让人赞叹。

电影探讨了多方面的命题，法律与情感的冲突，法律史发展的过程，人性的善与恶的复杂，战争的残酷性。

人性的冲突，反对恶的思想，坚持善意的理念，一直贯穿着全剧。

最冲突也是最讽刺的一点是，没有把军官塑造成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作为加害者，他是主动自主参与的。

爱孩子与冷酷屠杀并存在他身上，特别是在他救下小孩后，让小孩指出其父亲后，却转身把其父拉到了待屠杀的人群，让孩子亲眼目睹其父是怎么因他被屠杀，还告诉他要勇敢。

德国人的反战思想地区很到位，对战争的反思也很好。

在这一点，就又想拉踩日本，连战败都不承认，只说是发起战争，结束战争，更不要提忏悔，他们心里只为失败羞耻，从不为侵略屠杀感到罪孽。

在次次审讯中沉默不语的科里尼第一次向律师坦明心迹，是声泪俱下地表达对迈耶的控诉和对法律的疑惑，“我只想要个公道，到底凭哪条法律让迈耶可以逃脱？

”法律天平的倾斜，给特定群体覆上了保护伞。

即使在法治社会，法治也是由人来完成的，法律由人来制定，也由人执行。

1968年德国《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颁布，让无数二战罪犯得以逃脱法网，在国家强制力的制裁下侥幸生存甚至成为业界翘楚，这无疑对受害者造成了二次伤害。

而这条法案的带头人是转业为德国权威法官的二战纳粹，他的身份为法律蒙上了浓重的价值判断色彩，让一国之法成为维护特定群体的工具和冠冕，失去了科里尼所追求的“公道”。

面对不公正的法律，个体该怎么办？

是遵守它？

还是用自己的双手做出审判？

科里尼选择了后者，伸张了正义，也招来了牢狱之祸。

我联想到与科里尼相反的苏格拉底，他在雅典不公正的法律审判中拒绝了弟子们帮助他逃脱的请求，依旧坚持法律的审判结果，维护法律的权威。

公正是一种价值判断，人人对于公正的理解因自身的处境、地位而异，若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公正判断选择是否遵守法律，法律也就失去了其强制性的约束，也就不再是社会秩序的支撑，那法律将何去何从？

《无罪谋杀》的“罪”更多是道德、道义，是我们理解的“恶有恶报”的应该如此，特别是在电影情境化的故事叙述中，在接触到战争罪犯的惨无人道后，我们对于这场谋杀也就有了自己的价值判断，而不仅仅是在法条方面对事件的动因进行模式化的判定，因为法律从来不是脱离具体地方道德环境的象牙塔里孵化出来的产物，而是与情理融合一体。

前半段的节奏真的很慢，但是这样安排确实也更符合人性，一个曾经向法律寻求过帮助的绝望的“孩子”，被精心设计的法律抛弃了。

这样的人不会轻易再开口，再给这些他已经不信任的人多一次伤害自己的机会。

科林尼始终咬紧牙关保持沉默。

观众可能也会代入主角，觉得被告油盐不进觉得被告“不识好歹”。

一把枪，三声枪响。

女服务生供词里面的“我觉得他当时有点冷漠，点杯咖啡喝也不奇怪的那种”。

陪审团以及旁听的人都觉得他冷血残忍。

而当画面转回1944年，那时候的迈耶呢，放过了小科林斯，却让他指认了父亲，抱住小科林斯，让他看着自己的父亲如何死去，一枪不够，第二枪，第三枪。

枪响之后确实再无赢家。

这场庭审也没有最后的赢家。

没有等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宣判，科林尼等到了一句迈耶有罪，就毫无遗憾地选择离开这个世界。

“死者不想再复仇”。

“听着”魔鬼说“你会成为史上最伟大的律师，你每个案子都会赢，你也要付出你的灵魂，和你孩子的灵魂，你父母的灵魂还有五个好友的灵魂”这里设计的好漂亮，后面理查德 马丁格的名字列在通过法律的与会名单上，上面有六个人的名字。

你和你五个好友的灵魂。

迈耶孙女“我也是这种人吗”，主角回复“你就是你而已”，喜欢这个回答。

科林尼的演员诠释得非常好。

前期光靠一双眼睛来表演。

暂时先写到这

注意：有剧透这是一个菜鸟律师求锤得锤的故事。

德高望重的商界大佬遭到枪杀，死后尸体还被进一步毁坏。

疑犯带着血迹和凶器大喇喇走出凶案现场，毫不抵抗地接受逮捕。

套用热血少年漫画的一句台词，这个名叫科林尼的嫌犯“浑身都是破绽”。

菜鸟律师卡斯帕被指派给科林尼辩护，而被告人一句话都不肯说。

更麻烦的是，死者汉斯迈耶还是卡斯帕的恩人。

身为土耳其移民后代的卡斯帕从小在迈耶家里长大，他从这位老人身上获得了自己本已失去的父爱。

迈耶的孙女乔安娜也是卡斯帕少年时的爱慕对象。

如今乔安娜已嫁作他人妇，她的丈夫是与雷神托尔在赛车场上互相较劲多年的泽莫男爵。

不过人妻的身份并不能阻止她与卡斯帕旧情复炽。

律师喜欢人妻有什么错！

倒不如说，对于他这个律政界的明日之星，正因为是不伦恋，才更有搞头。

迈耶死于非命，乔安娜回到故乡继承家业，并为祖父治丧。

其间她多次软硬兼施，试图让卡斯帕放弃为杀害迈耶的凶手科林尼辩护。

然而卡斯帕总是觉得案件背后另有隐情。

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终于……坐实了科林尼的杀人罪行。

但他最重要的发现，是揭开了死者迈耶在半个多世纪前不愿被人提及的经历，以及科林尼不惜搭上自己的性命也要亲手处决迈耶的动机。

本片取材于真实的历史，前半段观众的观影期待主要是好奇一桩铁案如何能在菜鸟律师手上翻盘，而看到后面才明白，故事的重点并不在于给一个杀人嫌犯翻案，而是要翻出战争给国家造成的伤痕以及德国法制史上一段不光彩的过去。

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看一部名叫《黑塔利亚》的动画片，拟人化的意大利和德意志是非常有爱的一对CP。

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斗力孱弱的意大利也确实一直在抱德国的大腿。

但是真实历史中，大腿可不是随随便便就给抱的，德国与其说是对意大利提供保护，不如说是直接出兵占领。

德国兵在意大利成了高高在上的天龙人，明明是盟友，意大利人却要处处看德国人的脸色。

于是意大利民间有血性、有尊严的人也就难免会时不时地做出抵抗行动。

两个抽象的国家或许可以马马虎虎地进行一番拉郎配，可是具体到一个个活生生的国民，彼此之间的关系就要复杂得多了。

纳粹兵自己不知道自己招人讨厌吗？

大约也是知道的，但是元首已经把他们忽悠瘸了，他们也就更进一步自我催眠自己是真的天龙人、高级人种。

偶尔让被占领国的抵抗力量打死几个人，不能说是英勇牺牲，只能说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然而抓不住真凶的德国军官，也就是年轻的汉斯迈耶，只好把火气撒到平民头上，说什么十条意大利人的命抵一条命，其实是真正的无能狂怒。

冤有头债有主，有本事就查个水落石出、拿凶手的血祭奠战友，虐杀平民只是让这些孬种自以为自己有力量。

汉斯迈耶领导的屠杀平民事件发生在1944年，这时纳粹德国已经是强弩之末。

都到了这个份儿上，正常思路应该是跟属下商量着如何分行李，我回我的高老庄，你回你的流沙河。

可是偏有人不放弃最后的释放变态杀戮欲的机会。

这让我想起了《鬼子来了》临近结尾处，日本鬼子得知战败以后，对挂甲台村民的屠杀。

有些人骨子里已经被邪恶浸透了，对他们来说，战争结束之前再进行一番屠杀，就好像男人的婚前单身派对一样，是要让自己最后再彻底发泄一次，以便从今以后“收收心”，伪装成人畜无害的样子。

本片的科林尼就像是挂甲台屠村案幸存者马大三，走上了以暴制暴的道路。

不同之处在于，科林尼在踏上这条不归路之前，曾试图走正当的法律途径来伸张正义。

遗憾的是，德国的法律并没能还他公道。

他的父亲直接在战争中被杀害，而他的其他亲人又在战后因为德国法律对刽子手的包庇而含恨终身、相继郁郁而终。

战争直接戕害人命，这种伤痛虽剧烈，但并非完全无法愈合。

真正令人绝望的是一个犯下战争罪行的国家，以立法的方式包庇战犯，阻断受害者寻求正义之路。

如果科林尼早年的官司能获得公正的裁决，也许他早就可以将人生中与二战有关的痛苦一页翻过，开始属于自己人生新的篇章。

可惜法律辜负了他。

他不得不背负仇恨与绝望走完自己的一生，直到临近生命终点、遇上了不为权势、美色、人情关系所惑的菜鸟律师卡斯帕，他才总算有机会获得解脱。

影片中迈耶在临死之前平静地跪在地上接受处决，给人感觉他似乎有心忏悔。

一部分观众或许会因此对他抱有些许同情。

但是本片的时代背景是21世纪初，以当时的科技水平，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即便躲得过这次血光之灾，也没有多少时日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战犯面对血债债主做了一次顺水人情。

一个在商场上叱咤风云几十年的大老板，大概经过了一番计算，认为这波儿不亏，于是才送了人头。

在年轻时的罪行被揭露之前，迈耶大部分时间里，给观众以及故事中其他与之有过接触的角色留下的印象，都是一个慈祥和蔼的亲切长者。

这让我想起了《金刚狼2》里面那个老日本鬼子矢志田。

他也是战争结束以后摇身一变成了为战后国家经济复苏做出卓越贡献并因此积累了大量财富的社会精英。

弥留之际，他请金刚狼来日本一叙。

你以为他是念旧情，其实他是馋人家的身子，不惜牺牲自己的儿子、孙女作为诱饵，来窃取金刚狼的自愈能力给自己续命。

假如汉斯迈耶也知道了世界上有某种方法能使自己长生不老，他在面对科林尼的枪口时，又是否还会坦然赴死呢？

我想他大概率会换回曾经披着纳粹军官那身皮时的狰狞嘴脸，像对待科林尼之父一样，毫不留情地把这个来报仇的儿子一并解决。

而假如他真的实现了长生不老，恐怕会变得像《赛博朋克2077》的荒坂三郎一样，继续拓展自己的商业帝国，若干年后用比希特勒、东条英机们更隐晦的方法摧毁这个世界、残害并奴役着世人。

现今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之上的。

作为那场战争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理应是丧家之犬一般的存在。

即便一般国民可以得到赦免，那些手上沾染鲜血的战犯也该付出代价。

可是二战结束之后，冷战又接踵而至。

那些战犯成了可以利用的人，因为既然他们能在战争期间有着活跃的表现，就表示他们的执行力超强。

擅长细菌战的被野心勃勃的世界霸主聘请回自己国家继续发挥所长，秘密研制生化武器。

擅长带兵打仗的，暂时没了用武之地，或者一时半刻不想重操旧业，就让他们把掌握生杀大权时的凶狠果决应用到商场上，成为所谓“战后经济复兴的栋梁”。

道义上的失败者，因为在经济、军事、科研等方面的利用价值，得以继续寄生在经历二战战火洗礼之后本应洁净纯粹的新世界，继续扩散遗毒。

寄生得久了，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有了足够的能力绑架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于是国家还要制定专门的法律来防止他们被清算。

这样的做法看似宽容，实则怯懦。

不清算不是因为想通了、放下了、原谅了，而是因为无可奈何，因为清算的对象把持着国家经济命脉。

而依赖这群人建设新世界，也不是什么变废为宝、改造罪人成为社会栋梁的有益尝试，其实是饮鸩止渴。

任由这些未得到彻底清算的纳粹余孽、法西斯余孽、军国主义余孽寄生，国家的伤痕没有得到治愈，只是被暂时盖住。

世界形势一片大好之时，他们会一个个装得儒雅随和、风度翩翩。

一旦形势恶化，附在他们身上的旧帝国的恶灵就会在社会上弥散开来，感染更多的人，让没有经历过那个残酷年代的人陷入狂热，去追求和享受党同伐异的快感。

法庭片的魅力，在于其提供的是一种智力的愉悦。

这种愉悦区别于影像、声音等外在的感官刺激，它是直接作用于心智的。

它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些几成定论或忽视日久的大问题，并引发新的思考，从而对人性、道德、公平、正义等观念，有更复杂的认识。

看《无罪谋杀：科林尼案》的过程，正是这样一场思辨之旅。

影片取材于真实事件，讲述的是一桩发生于2001年的杀人案。

柏林一家豪华酒店的总统套房里，嫌疑人科林尼冒充记者登门拜访，枪杀了MMF集团老板汉斯·迈耶。

证据显示，科林尼一共开了三枪，通通射中死者脑部。

死者死前处于下跪状态，中枪倒地后，科林尼又朝其后脑连射两枪，并用力踩踏死者面部，致其面目全非。

如此残忍的手段，早已超出了普通的杀人行为。

行凶后的科林尼并未逃跑，而是选择自首，并对罪行供认不讳。

换句话说，这是一桩事实清楚的铁案。

唯一令人疑惑的是，凶手的动机何在？

这也是贯穿全片的最大悬念。

最终，也正是借由对这一悬念的层层拆解，影片带我们重回几十年前，追溯一段惨痛的历史，并揭开德国司法史上的黑暗一幕。

首先要说，这部电影在情节上是很吸引人的。

影片以辩护律师莱宁为主角，深入这一案件。

莱宁刚刚拿到律师执照，被法庭指派为科林尼辩护。

可是在与后者的接触中，无论他怎样提问、引导，科林尼始终三缄其口。

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皱着眉，低着头，摆出一副根本不需要辩护的样子。

无可奈何之下，莱宁只得自行寻找真相。

由此，影片开启“侦探模式”，莱宁循着蛛丝马迹，一步步查到了死者隐藏的前史，以及科林尼不为人知的往事……这一过程，经历了数次反转，真相不禁令众人愕然。

比通往真相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在一次次庭审之中，影片循序展现了法律与情感、与历史、与道德准则的冲突，进而让我们反思“公正”的标准。

首先，当法律与个人情感发生冲突时，该如何面对？

这是莱宁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当他稀里糊涂地接下案件后，他才发现，这个案件远比他想象的复杂。

摆在他面前的有三重情感障碍。

其一，死者迈耶不是别人，正是莱宁儿时挚友的祖父。

上学时，莱宁时常寄宿在迈耶家，与迈耶情同家人。

其二，出庭的原告一方是迈耶的孙女乔安娜，莱宁与她青梅竹马，感情甚笃，在整个庭审过程中，他都要直面后者责备的目光。

其三，代表迈耶家族出庭的原告律师马丁格不仅在法律界德高望重，更是莱宁敬重的老师。

同时面对长辈、恋人、老师的审视，可以想象，莱宁承受着何等压力。

他一度也想放弃，他觉得无论从情感、良知还是能力出发，他都无法胜任辩护律师的角色。

然而最终，马丁格的一番话点醒了他。

那番话大致意思是说，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律师，就不能逃避自己的情感。

因为无论面对的是怎样一位当事人，都可能存在令你感到不适的地方。

或许是他勾起了你的悲惨记忆，或许是他令你想起亲友的遭遇，甚至你只是对他印象差，觉得他鼻子不够好看，眼神不够和善……可是这些在律师的使命面前，算得了什么呢？

换句话说，法律的意义不就在于为每个不同的人提供平等的审判吗？

如果想做一名律师，就必须跳脱偏见的泥潭，学会平等待人。

正是在这番话的感召下，莱宁决定应战。

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影片埋藏的一条暗线，即马丁格与莱宁间的师生之战。

马丁格无疑是莱宁的良师，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他劝莱宁应战更多是出于鼓励，还是希望这个菜鸟把案子搞砸。

但不管怎样，莱宁最终的表现没有让老师失望。

面对从容、老道的马丁格，莱宁丝毫不曾手软，他逻辑缜密、据理力争，并最终上演“爱吾师，更爱真理”的逆袭大戏。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影片超越私人情感的法律观。

再来，当法律掺杂进历史的因素，又该如何评判？

莱宁由本案的凶器——一把罕见的瓦尔特P38手枪——入手，展开调查，一层层穿透历史的迷雾。

时间指针拨回二战时的1944年，德军占领下的意大利，两名德军士兵因游击队策划的爆炸案身亡，德军军官下令报复，以十命抵一命，他们来到蒙特卡蒂尼的村庄，无差别捕捉平民，大肆屠杀。

而那个下令的军官正是年轻时的汉斯·迈耶。

随着往事被翻出，死者迈耶的形象发生了360度反转，由一个慈祥睿智的老者，瞬间变成一个心狠手辣的刽子手。

而与之一同反转的还有凶手科林尼，原来他并不是一个疯子，而是一个复仇者，因为在当年那场屠杀中，他的父亲正是遇难者之一。

正义的天平在悄悄倾斜，所有在场者开始重新思考这桩凶杀案的性质。

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什么时隔56年之久，科林尼才来寻仇？

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他都经历了什么？

在一连串的追问下，故事的另一面被揭开。

原来，早在1969年，科林尼就曾以战争罪起诉过迈耶，但法庭经过核实，最终撤销了起诉。

这个事实进一步加剧了整个案件的复杂度，并串起了一个关于“正义”的追索链条：一个人杀死另一个人，当然是无法推脱的罪责。

但如果他杀死的是一个刽子手，一个杀父仇人，一个犯下战争罪行的人，又该如何评判？

与此同时，迈耶所犯的战争罪行只是我们基于同理心的判断，并未经过法律的审判，这又该如何处置？

更何况，战争罪本身具有特殊性，比如法律规定，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以威慑为目的的杀戮行为并不算犯罪，前提是不能涉及对妇女和儿童的伤害。

可是，精神伤害算不算伤害呢？

当着一个孩子的面杀死他的父亲，又算不算伤害呢？

以及，当影片兜出最后的大反转（具体是什么，我不剧透），我们发现，原来迈耶当年并未被起诉不是因为法庭认为他无罪，而是另有隐情。

于是上述问题又进一步引申为，如果法律本身存在瑕疵，帮助迈耶逃脱了惩罚，并导致科林尼上诉无门，盛怒之下弑杀仇人，我们又该如何评判？

就是在这样由层层反转构建起的环环思索中，我们逐渐接近了影片的核心，它实际在拷问我们每个人内心的道德准则。

正如影片最终以一个开放式结局收尾，实际是把评判权留给了观众。

你如何看待科林尼的罪行，如何评判他，实际就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公正，如何对待历史，以及你希望如何实现正义，如何保护每一个被伤害和被审判的人。

我们在看电影，电影也在看着我们。

一部好电影就像一面镜子，反射出我们内心世界的千沟万壑、斑驳陆离。

它从不提供答案，只提出一个个问题。

由这个问题，我们得以走近自己，审视自己，在思索之中，走向成熟和宽厚。

影片《无罪谋杀：科林尼案》让我又经历了一趟这样的旅程。

行文至此，我又想起片中的一幕。

影片最后，莱宁回到科林尼的故乡——意大利的蒙特卡蒂尼，一个皮球偶然滚落到他脚下，他捡起球，朝来处投了回去，只见接球的孩子正是年少的科林尼。

在父亲的陪伴下，科林尼正走向阳光里，他回头望着莱宁，犹如历史与现实的对望。

我想此时莱宁的心中一定有了答案。

他没有说，这不重要。

重要是他所经历的一切，使他看待世界的眼光从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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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想给三星，但是因为最后一场庭审决定给多一颗星。

最后一场庭审，案件探讨了更多关于正义和法律的问题，影片借助了两个律师去讨论正义和法律的问题，给出答案，最后卡帕斯的质问“这就是我们的法治吗？

”感觉也是让马丁格选择，身为一名律师是否伸张正义，但这样设置更多的是回答问题。

我喜欢后半段的原因是后半段从不同的人的角度表现了在这个案子里的感受，我不禁代入自己，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

最后马丁格的证词、宣判之后拉那的动容和反思、作为旁听者的披萨小姐姐、被告科林尼等等都有表现到。

不过可能是整部电影的案件影响比较大，所以卡帕斯的人物弧光是比较弱的，能看出影片想表现他对科林尼的感情变化以及跟自己父亲的感情变化，和“菜鸟律师”的成长。

但是最后整个重点在案件了，对他的刻画就少了，前半部分埋下案件伏笔，并且对“初出茅庐”“当事人不吐露动机”等方面做了很多铺垫（毕竟故事前半段就是靠这两个因素作为卖点的，也是电影的一个矛盾点），但是后面把重点放在案件上了，多少让前面对卡帕斯的铺垫落地不够，前半段的主角是卡帕斯，后半段主角是案子，多少有点割裂。

最后，听说原著对正义和法律的讨论会更为深入一些，这可能是影片有点欠缺的地方，如果不仅仅是回答问题，可能会更具讨论性。

但是在对背景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这部电影个人认为是还不错的。

多么标准的一部战后清算电影，所谓post war justice？

二战之后发明的电影类型？

聚焦于战后问题，德国在战争问题的反思算是在战败国中最深入的。

电影非常的德国风味，标准严谨克制，镜头语言漂亮，德国帅哥演员也好看，尤其最后一段庭审戏的时候的平行剪辑很漂亮，基本上挑不大出什么毛病，电影只是形式，更重要的我想是电影也由一条带缺陷的法案引出了对待历史的两种态度。

电影里面批判了德雷尔法案，德雷尔法案在当时帮助很多纳粹政府人员开罪，得以让他们在战后的新政府里继续官僚生涯，或者是像电影里面一样让纳粹军官继续在德国成家立业而免于审判。

查看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战后的德国政府里许多纳粹官员官复旧职，一是因为新政府不是可以一下子就能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二是因为如果疲于审判，战争中的德国需要担负实施罪恶的责任的人不计其数，每个卷入纳粹机器的人都需要受到审判，那将是一件费时费力使国家停滞的工作。

“德雷尔法案”有其历史局限性和不正义性，可能是因为制定法案的官员就曾在纳粹法庭工作，他偏向于让自己的罪恶留在过去，又或者可以这么说，在1968年，整个新政府的态度大约与之相似。

这就要说到，当我们面对历史的时候，通常有两种策略，一是加速遗忘，二是直面然后前行。

加速遗忘的好处来自于快速甩脱历史的包袱，国家不致于停滞不发展，坏处在于，当历史被快速甩开，往往无异于助长罪恶长留人间，直面的好处在于罪恶被得到公正的审判，受害者得以受到应有的安慰，坏处在于，直面之后可能便更难前行了，德国历史的包袱如此沉重，在那个年代几乎是让所有人审判所有人。

电影里面出现了两次审判，第一次1968直接驳回，第二次2001正义似乎得到伸张，我很难说第一次就是非正义的，第二次就是完全正义的，只能说希望世界和平吧。

《无罪谋杀》让我想起几年前的一部电影《朗读者》。

尽管前者披着犯罪片的外衣，后者让人记住的是它惊世骇俗的绝世爱恋，但两部电影的视角是相通的——在现代世界如何对待二战战犯，尤其当那个人与你有亲密的社会关系时，你将站在社会公义的角度还是个人情感的角度，天平将倾向哪一端？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正义。

但实际选择没有那么简单。

两部电影之所以勾连起人们复杂的情感，让故事走向幽暗深处，恰恰因为战犯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在现代社会，他们和我们一样，有工作有家庭，过着平凡的生活。

当他们把过去隐没，你对他们的这段过去一无所知，当你某一天忽然发现密切交往的爱人或亲人曾在历史上扮演极恶的角色时，你将如何面对？

《无罪谋杀》和《朗读者》一样，抛出了极为残酷的问题。

《无罪谋杀》

《朗读者》有意思的是，这两部电影的男主角都从法学院学生走向社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律师，相对于亲情爱情，两人都偏向更为严肃的社会情感，站在人类的正义这端。

《朗读者》中的男主角对与汉娜（凯特·温斯莱特）的一段生死爱恋极为羞耻，而《无罪谋杀》中为杀人犯科林尼辩护的律师莱宁也显得十分冷酷无情，他不顾前女友的情面，更不顾待他如父的死者汉斯·迈耶的情面，坚定地走向了被告辩护方。

许多观众都能从这两部片中看到德国现代社会仍在对二战反思的态度因此大加赞赏，但我从情感深处却认为两部电影表现的反思是微妙的，也并没有走向同一条路。

在《朗读者》中，战犯汉娜被审判时，她无辜地道出“我只是完成我的工作”，令人惊诧但又合乎情理。

从观众的角度而言，我们极易对她产生深深的怜悯，因为她确实是杀人链条上微不足道的一环，不过做着本分之事。

而在《无罪谋杀》中，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是完全相反的。

明明莱宁的教授马丁格抛出了一个令人深省的问题：在当时那个时空里，在战争状态中，汉斯·迈耶也是在做着一份党卫军军官的工作，完成他分内职责（追杀意大利游击队并且因此牵连到无辜平民）——但为什么，他至今已被残忍杀害还要被追问历史的责任？

谁又能保证，你在当时的环境里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同样性质的故事，发出同样的问题，答案却走向两端。

《朗读者》中我们会站在战犯这个角度，考虑到她也是人，是战争工业中的一环；而在《无罪谋杀》中，我们却不会姑息汉斯·迈耶的罪过，哪怕他余生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仍然死有余辜。

——我不禁好奇，造成这种情感偏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细节。

在《无罪谋杀》中，战争的恶通过非常具体的方式表现出来，它极为残酷，极为血腥，因为汉斯·迈耶利用一个孩子的单纯，让他眼睁睁看着无辜的父亲因自己而死。

科林尼背负了一生的罪责，不仅包括对汉斯·迈耶的仇恨，还包括对父亲的愧欠。

他杀死汉斯·迈耶的行为极为残暴，却包含了两种深刻的情感——复仇与赎罪。

当战争像天空中的云一样散去，人们在意大利那阳光明媚的广场上可以继续平凡的生活时，孩子科林尼却背负着仇恨与懊悔长大，他度过了悲惨的一生。

《无罪谋杀》剥洋葱般将一个无情的杀人犯的过去剥开，用律师莱宁的心和眼，我们一点点追寻这起案件的真相，穿越层层迷雾，最终到达1944年那个阳光明媚的小镇广场。

——那里正发生一件泯灭人性的事，只需一瞬间，就足以影响人的一生。

正因对个人生活的聚焦，我们看到了战争如何对受害者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

当莱宁的教授问出“汉斯·迈耶不过是做他分内之事”时，我们从内心深处都不会原谅这个恶魔，因为他的恶恶得光天化日惨无人道。

我们无法忘记孩子绝望的眼神。

从这个角度来说，《无罪谋杀》绝对站在了受害者一方，它把《朗读者》中抛出的问题引向必须通往谴责与反思的路，不容我们对战犯产生怜悯共情。

哪怕他们作为常人被残害至死的生命最后一刻如此恐怖，我们观众却不会惋惜。

因为汉斯·迈耶毁掉了无数科林尼的一生。

所以试想一下，如果《朗读者》中汉娜不是在口述，而是电影不断闪回蒙太奇那些被她送进集中营的人们的死亡或劫后余生时，我们会为谁流下眼泪……还是说，同情和悲伤根本不够消解战争的残酷，在这里面，人类共同扮演了恶人，也共同成为了受害者？

凯特·温斯莱特扮演的战犯汉娜《无罪谋杀》中还有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是战犯子孙如何面对家人的过去和他们自己的身份。

如果说莱宁作为一个法学专业学生，一个应将公平正义视作职业理想的人做出的选择无可厚非，那么他不管怎样对汉斯·迈耶一家冷酷无情，他都有他走向正义的理由。

但是对汉斯·迈耶的孙女来说却不是如此。

她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是战犯的后代，她一生至亲杀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她自己要如何面对历史，面对社会，面对未来，这是一个更加残酷的问题。

让我印象深刻就是电影中的一个细节——当历史真相最终被解开后，法庭外，汉斯·迈耶的孙女坐在椅子上久久不能平静。

她问莱宁：“我也是那样的人吗？

”这个问题问得人心碎。

对莱宁来说，追寻正义责无旁贷；可是对汉斯·迈耶的孙女来说，追寻正义意味着对至亲的“背叛”。

我将选择相信什么继续生活下去，包括脑中存储的关于亲人的回忆，如何面对这份回忆——是远离十恶不赦的他，还是原谅十恶不赦的他，似乎没有可以容我走下去的道路。

而我的自我之中是否包含着上一代恶的基因，人们又将如何看待我？

这对德国人来说是一个难题，如果放在中国社会，将更是一个难题。

从这个角度而言，包装为好莱坞式犯罪片的《无罪谋杀》，背负了更加沉重的社会意义。

它不仅延续了德国社会对战争反思的传统，还将观察的视角深入到个人生活中——我们清晰看到，战争如何在战争结束以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他们至今被道德的重重枷锁困扰，无论是战犯的后代，还是受害者的后代，每个人都在具体的生活中真切面对诘难与悲痛。

这也是战争的残酷，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科里尼案件》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在我看完电影以后，出于好奇去查找了电影相关资料。

我惊讶地发现，原来电影原著《科里尼案件》的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他的身份中确实包含了这两个极为具体的问题——既是一名坚守正义的律师，也是纳粹战犯的子孙。

他的祖父正是在纽伦堡审判中被指控为纳粹主犯之一的巴尔杜尔·冯·席拉赫！

巴尔杜尔·冯·席拉赫18岁加入纳粹党，1931年成为希特勒“帝国青年团”领袖，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中因“危害人类罪”被判处20年监禁。

直到去世之前几年，年幼的费迪南德才对这位祖父留下一点直观感性印象。

在我看到的访谈中，费迪南德对祖父的态度既像是坦然面对的，又像是讳莫如深的。

有时他愿意直截了当地来谈一谈祖父，有时他又避之不及。

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费迪南德说到祖父墓碑上的一句：“我是你们中的一员。

”这不仅对他来说，对我们看似局外人的旁观者而言，都是一句警世恒言。

“我是你们中的一员。

”——在我看来，就是《无罪谋杀》这部电影的核心观点。

作为战犯的恶人，有善的一面；作为杀人犯的恶人，亦有善的一面；作为亲人的人，还有恶的一面……绝对的善和恶并不存在，我们更多时候都在模糊的灰色地带，因为不同时空产生的问题做出自己人性某一面的选择。

当汉斯·迈耶的孙女低头沉思问出“我和他一样吗”，这是一个极为残酷的问题，就像作为律师的费迪南德问他自己，我和祖父一样吗？

故事中的莱宁正是费迪南德分身出的另一个自己，他对电影中的她说：“你是你自己。

”这句话让人解脱，释然。

可以想象费迪南德带着问题写到最后，他对历史和自我都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战犯下一代不应背负战犯的恶名，而应成为独立的人继续生活下去，但他们又应比普通人对战争更有道义的责任，他们更应该为这沉痛的历史延续自己追寻正义的职责。

律师莱宁和汉斯·迈耶的孙女，正如费迪南德的分身自我最后也是我个人好奇所致，我发现《朗读者》的原著作者本哈德·施林克与《科里尼案件》的作者费迪南德竟同是法律专业出身的作家，施林克还是费迪南德学生时代的法律教授，这是多么神奇的巧合！

他们以不同类型的故事抛出相似问题，虽然审视战争的角度不同，但两部著作改编的电影都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战争延续的罪恶和人性中极为复杂幽暗的一面。

我非常喜欢《无罪谋杀》中马丁格教授说的一句话。

当莱宁让他以法律史专家的身份接受庭审时，他从原告辩护席走向证人席，开着玩笑说：“换个角度看看这里也不错。

”在法庭的中央再看一看原来是战犯的被害者，和原来是受害者的杀人犯，还有世间高高在上的审判者，历史没有因此改变，情感和反思却变得不同。

是的，“换个角度看看”，这正是《朗读者》和《无罪谋杀》共同抛出的问题。

让我们换个角度，再看一看人性与战争。

这部影片的案情很简单，一位叫科林尼的老头假称记者骗开高龄企业家迈耶的酒店房门并以残忍的方式杀死了他，随后平静地向警方自首，然而对于他的作案动机，却始终闭口不谈，他的代理律师莱宁随之展开了寻找真相的过程。

有关刑辩类型的片很多，不乏很多高水准的，但如果只是把身负重刑的犯人通过律师的努力还其清白或逃脱判决，这就是一种俗套的演绎了，但是《科林尼案》并不是。

首先，片名对剧情就有所暴露：无罪谋杀，它其实是一个烟幕弹，这首先就给影迷制造了一个错觉，这个人——科林尼他不是凶手，虽然一切证据都指向了他，但至于为什么他无罪，就需要在后续情节的推进中为我们揭开，一定另有凶手，另有隐情。

本片中的“一”这个一，就是由这桩杀人案来推进的，由于嫌犯的缄默，给案子笼上了凝重的疑云。

巧合的是，死者汉斯·迈耶是MMF的老板、德意志十字勋章的获得者，是杀人犯代理律师莱宁曾经尊重的长辈。

莱宁是迈耶孙子的挚友、其孙女汉娜的昔日恋人，在汉娜的质问下，莱宁并未退出这个案件的代理，他没有选择的权利，可况他与死者并无血缘关系，出于一个律师的天职，他坚持了下来。

正是这份严谨与执着，挖出德国司法史上的黑幕。

这就引出了二战中德国纳粹的暴行，拥有荣誉与企业的成功者迈耶其实就是一名纳粹，二战中意大利游击队炸死两名德国士兵，因此当时的军官迈耶下令“十命抵一命”，屠杀了二十名无辜的意大利平民，这些平民遇难地正是科林尼的老家，位于意大利比萨附近的蒙特卡蒂尼。

死者之一是科林尼的父亲，年幼的他亲眼目睹父亲被德国士兵射杀，中了三枪悲惨死去，由于他在德军威逼下指认父亲导致父亲遇难，因此负罪感和悲伤笼罩了他一生，这就是他枪杀迈耶的动机。

那么为什么经历几十年之后才导致这一行为呢， 1968年德国联邦议会施行的《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导致很多德国战犯得以逃脱罪行，逍遥法外，因此科林尼兄妹对迈耶的控诉以失败告终。

这部德语电影毫不避讳的翻开德国纳粹的罪恶历史，包括这部扭曲的法律，这是对自身历史的追问与反思，与日本人对待二战罪行的态度截然不同。

本片中的“二”两位老者，一位是纳粹战犯、杀父仇人、十字勋章拥有者、成功的企业家、“慈祥的老者” 迈耶；一位是平凡的意大利人、二战中无辜平民的儿子、单身未婚无依无靠的老人科林尼。

这个巨大的反差也跟二战纳粹的暴行有关。

他们既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是受害者也是施暴者。

如果法律没有站在战犯那一边，迈耶没有可能全身而退，继续经商，走上成功的道路；而科林尼也可能会拥有完整而美好的童年，不至于生活在痛苦与内疚之中，这一生也可能拥有完全不同的命运。

几十年前的德国人及意大利人势力的悬殊，十几年后似乎依然存在，法律似乎消失了。

再说律师，尽管莱宁对迈耶感情笃厚，但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他也才知道迈耶的过去，因此他的感受是复杂的，但从接手案件开始，他都没有动摇对案件一查到底的决心。

这与他的老师，老江湖马廷格形成很大的对比。

案件从一开始就基本有了定论，一切只待宣判即可，因此对于初出茅庐的律师莱宁而言，为犯人做辩护人完全没有什么胜算；而对于死者而言，代理律师马廷格拥有十足的把握。

师徒关系，原被告关系，实力悬殊，无从选择，没有悬念。

然而，年轻律师初出茅庐的无畏与认真，让案件真相大白，水落石出。

二战中对死难者的家属而言，是一次巨大的创伤，而德国法律的黑典，对战犯的袒护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在这样一个案件中，莱宁与马廷格在法庭上的辩论堪称德国人的自问与自省。

马廷格代表试图逃避罪行的德国人的一面，莱宁则代表不断反省的德国人的声音。

而影片的意料意外，情理之中，也使得剧情张力十足，首先我们先入为主的预判被推翻了，科林尼的确是凶手，他的平静接受审判的背后是积压了数年的仇恨；而迈耶的慈祥宽厚的背后竟然是一名纳粹。

从而带出一个问题，针对战犯的犯罪该如何定罪？

在等待审判的前一天晚，科林尼在监狱中仰望夜空，似乎终于了结了一桩心愿，如释重负。

在所有人等待判决的第二天，竟然传来科林尼前一晚自杀的消息，法官只好宣布对犯人的起诉终止，庭审结束。

坦白说，这样一个庭审的结果是最好的答案，因为，没有最好的答案。

这个案子、这部影片的意义远远大于这个内容，战犯与案犯都已死去，战争导致的痛苦已经产生，如果案件的终结代表一切结束那也太轻描淡写了。

这个审判的过程，对法律的诘问、对战争的反思才是重要的，这一切没有结束，无法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