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

NHK拍摄的《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纪录片，看起来中规中矩，基本上还原了《上海游记》的内容。

芥川在中国的四个月，走访了青楼，拜访了章炳麟、郑孝胥，目睹了工人运动，也见证了中国底层民众的悲惨命运。

在他与青楼女子玉兰和男娼露露的接触中，他看到了中国底层人民的隐忍与刚烈。

纵然街头遍布乞丐、强盗，还有非常糟糕的国民性，芥川对中国的堕落深感痛心，但他对中国并没有丧失信心，依然寄希望于后辈，劝勉李人杰投身创作，唤醒国民。

松田龙平诠释了芥川对中国复杂的情感，在剧中始终保持一种疏离感。

作为异乡人也作为旁观者的芥川，对当时乱世的中国感到不适、不满，向章、郑寻求中国变革的方法时，又常常感到困惑。

目睹了工人运动被镇压，百姓流离失所，横死路边，更是痛心。

特别是他买了一叠书要送给露露学习，却惊闻其死于军警的棍棒之下。

与众人吃下那带血的饼干时，芥川感受到了震动，认为这个国家必有崛起之日。

青楼女子玉兰是我非常喜欢的角色。

之前读《上海游记》时对她颇有印象。

其情人被砍头，她将饼干蘸了情人的血吃下，道:“我愿吃我家黄老爷的血。

”芥川在《湖南的扇子》一文中记述了此事，他认为湖南人的勇气与智谋可嘉。

我还记得一篇《南京的基督》，讲的是一位笃信基督教的妓女在染上梅毒后便坚持不卖身，不将病传给他人。

但她误认为一位老外便是基督，老外硬是要与她发生关系，妓女以为基督降临解救她，便与其发生关系最终将病传给了老外。

而老外不过是一个赖账的嫖客，并不是什么基督。

芥川记述了许多有情有义的妓女，也记述了许多徒有虚名实际上品行低下的人物。

比如戏子绿牡丹，虽然戏演的好，却在后台徒手擤鼻涕。

还记得芥川写到看见一个中国人随便就把小便尿到湖里，他感慨这个国家纵然动荡不安，可人民还是可以如此坦然地随地大小便，可谓非常麻木。

当时在微信读书读的这本《上海游记》，看到有人在评论区里说作者辱华。

真是哑然失笑，不知为何如此见不得别人的批评。

芥川只是如实记述他的所见所闻，更是对未来的中国充满希望。

虽然六年后他于日本国自杀，死时却穿着中国布料制的浴衣，可见这位大文豪对中国有着深刻的情感。

真正的文人在读书时，若是手里有油，宁愿揩在袖子上也不会沾染在书上。

这样的芥川龙之介来到中国。

他以为看见美——台上风华绝代的绿牡丹，台下随意擤着鼻涕。

他以为看见抱负——“安贫乐道”的政治家住在三层洋楼，却在等英雄降世拯救这个国家。

他收获质问——桃太郎带着三位随从进军鬼岛四处砍杀，是浪漫的传奇还是侵略的耻辱？

他遇见真挚——沦落相公的少年，写一笔清秀的好字，终于死在抗争的现场。

这里满是鲜血，满是喧哗，满是痛惜。

卖儿卖女赚得几顿饭钱，乞丐不是神仙的化身是最后的挣扎。

一切都走向堕落，都处在崩溃的边缘。

可有人不甘，有人把希望的种子握在手里。

无数人流血牺牲，无数人奋勇抗敌。

盖世英雄从来都是这片土地上勤劳勇敢的人民。

政治是否低于艺术？

文学能否脱离政治？

中国太广阔了，一切小问题都可以放大，一切大问题都可以缩小。

二十三岁就写出《罗生门》的作家，三十五岁选择的结束，大约比人们臆测得更加谨慎吧。

（其实是《面纱》的影评作业，没有深挖但两边都写了，也更喜欢这一部，就放在这里好了）对所谓1920年代有着近似思乡的怀旧之情并阅过相当多“黄金时代”背景影片的笔者来说，《面纱》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带有西方凝视的电影。

观影变成一种“主客颠倒”，一直以来作为旁观客体和看客、突然变成被观察的主体，感觉到外来者的目光如同体内的异物，时刻引起刺痛。

恰好，一前一后地看了《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也涉猎一些中日近代文坛的往来，一衣带水的邻国的视角和大洋彼岸西方的视角，正好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和互文。

下文就浅尝辄止地分析从上述两部影篇中窥见的1920年代“东方主义”或“支那趣味”——其缘起、表现和异同。

20世纪20年代被称为“爵士时代”或者“喧闹的二十年代”，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为代表的喧闹的20世纪20年代的生活方式——复杂的生活，包括烈性酒、香烟、昂贵的汽车、爱情、新舞蹈、新爵士乐，以放射状、几何图形和线条感为主要特征的装饰艺术（Art deco）风格大行其道。

新风尚之外，渴望获得新生活的年轻人开始不满足对古老文明的想象，用棕榈叶、土耳其挂毯、和服和屏风去创造一种“异国风情”、“东方风情”，或亲自去游历几个世纪笼罩在迷雾中的神秘帝国，而交通工具的革新无疑为这些探险家提供了便利。

毛姆曾经在1919年游历上海、北京、香港和奉天，期间收集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几乎强制性而事无巨细的西化后，随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文化也在经历东西冲突的缓慢蜕变。

与易于模仿的洋服、机车和牛肉不同，思想层面的大正人还在以中国的文字和语法作为正式的语言载体，精通汉学、汉诗可以说是文人的基本素养。

日本近代文坛作家如佐藤春夫、谷崎润一郎都多次游历中国，结交文人，创作以中国历史为主题的幻想小说，魔都一词就是出自村松梢风1923年的同名中国游记。

毛姆的上海抑或芥川的上海中，京剧名角一样的凤冠霞帔，江南水乡一样的恬静悠远，属于上流社会的舞厅灯火辉煌，街头游行的工人们横尸在场……无论是身患疾病却愚昧迷信的湄潭府人，还是说着“只有奇迹才能拯救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都表现出无法自救的绝望和脆弱，需要他人、外界的力量来扶持……这就是古老而腐坏的庞大帝国在面纱下的影子。

但毛姆的笔下更多的是傲慢自大，芥川则在他机警的幽默下展现出悲悯、担忧和绝望，这固然和二人性格有关，但东西方的立场和视角也是面纱的一部分。

毛姆文中出现的角色：细菌学家瓦尔特不顾艰难险阻，为解决霍乱尽心尽力，封闭感染源、指导百姓掩埋尸体而不是放置家中守灵、破坏“风水”去开凿洁净水源，最后却死于这种疾病。

修道院长，法国女人，收留了贫民的孩子，修道院成为风雨中的小小庇护所。

女主凯蒂的“高光时刻”是她在修道院为孩子们奏响的钢琴乐音……而中国人的形象，是愚昧迷信而患病死去的老百姓，是清楚女主人偷情而麻木沉默的仆人，是蠢笨而肥胖的军阀，是围堵外国妇女的愤青……一些相对正面的形象都是男女主身边的人。

“理性”、“科学”、“善良”的西方人来拯救“非理性”、“迷信”、“堕落”的中国人，这种悲悯之中，是否含有西方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自我陶醉？

“一向不关心政治”的芥川来中国，不为拯救，只来采风。

对于日本文学家来说，东方主题永远是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更是通向根源美学的路径。

他带着怀古之情和拜师之心虔诚地拜访……遗憾的是，中国让他失望了：鸦片蚕食年轻人的灵肉，肮脏的街头乞丐腐坏致死（他同时称赞乞丐身后端庄的方块字），当局严酷镇压罢工者和底层人民，政治家却退居一隅、期待一个虚无的奇迹、或英雄降临……终于，他向留日青年李人杰发出了质问。

“不只是政治，还有学问、经济、艺术，全部在走向堕落，人民放弃了学习和思考……巨大的混沌状态。

应该如何应对？

““种子就在手中。

”对方说。

他和革命党人的妻子香兰、街头游行横死的年轻人一起，那些反抗的星火和希望，被芥川事无巨细地写入游记里。

作为“人间观察者”的他，自然也没有试图改变人间，短暂地游历了中国后不久自杀，这就是后话了。

西方对东方的想象——马可波罗的黄金之城、伏尔泰的“哲人王”——被马戛尔尼矫枉过正后，神话被摧毁，华美而羸弱的中国，神秘古老的处女地，投射出他们建立在优越感上的欲望和猎奇趣味，是把西方人从颓废的世纪病中捞出来的回春药。

日本对中国的想象亦是如此，文人自幼熟知的典籍诗行中的伟大国度和无限智慧的师尊，却变得衰败得反向日本学习了——政治、经济上如此，但文化还是一衣带水、藕断丝连的，用袖子拭去手上油渍翻开《新青年》的芥川的心情，想必是不能被瓦尔特们所了解的。

而坐于银幕前却成为凝视客体的中国观众们，重游一百年前的国土，想必自心底升腾的是眷恋，以及切肤之痛……

“最先下车的村田君给了车夫几文钱，但车夫看起来好像对那点钱很不满足的样子，并不轻易地把伸出的手缩回去，不仅如此，还一直唾沫横飞、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之后再次回过头去看时，那车夫已经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恬然地坐在驾驶座上。

既然如此，当初又何必那样吵闹呢？

”“在我们的旁边不知从何时起，那个卖花的老太太一边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一边像个乞丐一样朝我们伸着手。

老太太在得到了我们的银币之后，好像还期待着我们再一次慷慨解囊。

我不禁为这个贪婪的老太太所卖的美丽的玫瑰而感到惋惜。

这个纠缠不休的老太太，还有白天乘坐的马车的车夫，——这不仅是我对上海的第一瞥，遗憾的是，这同时也是我对中国的第一瞥。

” 被疾病折磨的芥川，站在上海街头，估计心情也不会很好。

在《中国游记》中，作家本人也明确表达了自己更喜欢北京。

同样的，来到中国的芥川，在期待中也夹杂着不少失望，但是他又用一个有中国文化沉淀的外人的视角，对亲眼看到的中国做出了自己的刨析，尽管这段历史对于我们这些现代中国人来说也是有点陌生而又感觉有些黑暗的。

在片子里和在书中，芥川都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拜，在这个角度上来看，他对中国文化的向往的确是发自肺腑的，但是现实总会有不如意的地方，比如台上刚唱完《玉堂春》的白牡丹，带着苏三的扮相在台下熟练的用手擤鼻涕。

“他扭过头去，忽然挽起那大红底儿绣着银线的美丽的袖子，利落地往地板上擤了一下鼻涕。

” 惯常的戏谑笔法，形象跃然纸上。

还有他讲到比日本餐馆更可口的上海馆子，小便竟然是在后厨的水槽解决，厨子也不背人，算是给他示范了。

《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大量引用了《上海游记》中的描写，同时插入另外两个短篇《火神阿耆尼》和《湖南的扇子》的内容。

书中《南国美人》分成了三个章节，和片子一样，也占了不小的篇幅。

我们一提到妓院，脑海中马上冒出来的就是浓妆艳抹的女子和花花绿绿的陈设。

但是逛妓院这件事，在芥川的笔下，有了日本文学的独特色彩，收起了轻浮，没有劝妓女从良的道德高地，在这一段描写中，仿佛略施粉黛一般让几个女子的形象跃然纸上。

片中三段拜访名人的戏码是很有意思的，分别是代表了民国的章炳麟，代表了晚清也就是传统中国文化的郑孝胥，和代表新青年革命力量的李人杰（李汉俊）。

作为游记而言，芥川并没有结论性的语言，但是作为一个新锐作家，他的情绪都透过自己的文字表达了出来。

在章炳麟这段，拿出了他标志性的戏谑，章说了一堆空话，到了芥川这除了冷，着墨最多的就是悬挂在墙上的鳄鱼了。

到了郑孝胥这里，面对代表他向往的传统中国文化的代表，芥川仿佛化身一个学生，包括还在沿用的大清帝国的说法，都侧面的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特别是关于点烟的描写很有意思：“在谈论这些话题的时候，我每每刚一叼起香烟，郑先生就会马上站起来为我点火，令我颇为诚惶诚恐。

同时不禁感叹在待客方面，与邻国的君子相比，要数日本人最为拙劣了。

”

真正有问有答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之一的李人杰这里，如果说郑老先生是师长，那李人杰作为同龄人，也是芥川的读者，无疑应该是最佳的交谈对象，这一章节，芥川没有再用春秋笔法，而是直接引用了自己写下的备忘录。

和片子里一样，李人杰日语很好，而且有很好的语言逻辑，以至于芥川都感叹在深入浅出表述道理方面，李人杰的日语可能比自己还要好。

希望——这是李人杰不同于之前两位的最大区别，信仰的力量，透过文字穿越而来，百年之后，感慨犹存。

“种子就在手中，唯恐力所不及，不能解救万里的荒芜。

吾人的身体能否耐得住如此的劳顿，也甚堪忧。

” 1927年12月，也就是芥川自杀几个月之后，李人杰在武汉被军阀杀害。

露露是片中原创的角色，算是呼应了李人杰种子说，沾血的饼干来自于《湖南的扇子》，在书中真的就和《药》是一样的，片子里做了处理，变成了某种更具象征意义的东西。

片子以外，之后芥川到了北京，见到了胡适和辜鸿铭，错过了周作人。

但是我想提一下周作人的兄弟——周树人也就是鲁迅先生，芥川龙之介和鲁迅，这两位文豪，竟然也有交集。

回忆那个年代，我列出几个代表性的时间点：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同年11月，芥川龙之介于《帝国文学》上发表其代表作《罗生门》；1918年4月，鲁迅创作完成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次月在《新青年》发表；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1921年3月—7月，芥川龙之介游历中国；1923年，鲁迅翻译完成并发表芥川龙之介的两篇最著名的小说《罗生门》和《鼻子》；1927年7月24日，芥川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

”这是鲁迅回忆散文《藤野先生》的开篇。

——部分内容节选自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

（未读原作版的非正式碎碎念→之后就去补完）（依旧是短评写不下…）（非正式影评！

所以没有什么逻辑→同时题文其实也不怎么相符）“到头来、对我来说，与其遍访山川名胜，还是观察人类更有意思。

”从这部中窥见的芥川老师，相比于冷静与严谨、更偏向于感性和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周围的现象。

一直在想芥川老师在那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来到上海，其实作为他本人来说算是“游客”，如果是一般人的心态，或许会享受于旅途和一些所谓的“特权”；但他是作家，天生具备着一个作家特有的洞察力与共情力，起码在电影里展现出的他是经常为百态人生摇摆的（与本人作品中一些冷峻客观的视角不同）无论是对露露、街边的乞丐、工人运动中的民众等，都时刻有着细微的体察。

喜欢一些台词（或许也算文本？

）无论是芥川老师的话、还是一些对话中革命家们的台词，挺能感同身受的（章炳麟先生的“这个国家的人不喜欢走极端，所以革命很难成功”感觉一言道清了“中庸”之道下大多数国民的生存方式，或许在和平稳定的时代是适宜的、但对于当时一片颓势急需振兴的中国（按照时间貌似还不能称中国、先抛开dbq……）来说、确实是一种阻碍，改革和革命都需要一定的“极端”。

关于影片结构不足的话，就是感觉芥川老师本人情感上的困惑没必要放进去（不知道原作里有没有提到）但本就是70几分钟的纪录片式、所以感觉不需要讲太多无关内容（如果仔细评分的话、因为这几段零散的part甚至想扣半颗或一颗星）作为一个单独故事来看的话、因为我是一个重角色和故事的人，所以影片看下来印象最深的肯定是芥川和露露的part（话说本来以为绿牡丹的戏份会很多…）露露这个角色好像是原作没有而新加的，我觉得这个角色的设计直接展现了芥川对于生民的观察和政治的思考、也印证了他后来和李人杰谈到的变化带来的困扰、即由不谈论政治变得会主动思考政治，他对于露露的箴言也是对于此时国家中有志者或有潜力的年轻人的箴言，只是时代的局限性是残忍的、生不逢时和心力不足才是当时大多数百姓的生活主题，尽力抓住的微弱光芒或许真在下一刻就立即被浇灭了。

芥川作为旁观视角，他是深知这一点的；但他作为这个故事里也曾出现过的一点微弱光芒，最后也只能轻轻咀嚼那块渗透着露露血液的饼干，仿佛露露的生命和斗志就通过一块块饼干在芥川、玉兰、林妈妈他们每个人的血液里流淌。

最后的最后，稻本响老师的音乐好好听，以及一直觉得无论是芥川老师还是龙平，总给我一种青绿色的感觉，而这部刚好也是青绿色的色调。

房间角落里的穿衣镜一清二楚地映照出旅馆二楼的一部分，这是上海特有的那种西洋式房子……我不知道写的是否就是这幢大楼。

一次参加虹口区举办的论坛时得知，20世纪20年代，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上海时曾住在长治路、闵行路口一家叫万岁馆的旅馆，后来又在峨眉路108号的里见医院就医。

我妻子殷慧芬的老家就在峨眉路129号，附近的峨眉路114弄内有一幢楼房还是我儿子上过的托儿所。

原来，芥川龙之介曾经离我们生活的地方那么近，近在咫尺。

参加那次论坛前不久，知道殷慧芬的老家将被拆迁时，我们还曾专门回去在周边寻找年轻时的记忆。

那时，我对这位日本文豪与虹口的关系居然还一无所知，实在是羞愧。

我知道芥川龙之介是因为他的小说。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出版界已打开大门，世界各国的名著重新与广大读者见面。

我书柜里有一本文洁若翻译的《芥川龙之介小说选》就是在那个时代购买的。

再后来，因为看黑泽明根据芥川龙之介小说改编并导演的电影《罗生门》，我加深了对芥川龙之介的了解。

芥川龙之介喜欢《西游记》《水浒传》等中国小说，他为了解诞生这些经典小说的国家，于1921年以《大阪每日新闻》视察员的身份来到上海，后来又去杭州、苏州、南京等多地游览。

他回国后发表的《上海游记》和《江南游记》，多多少少流露出对当时上海和中国的失望。

20世纪90年代，我和殷慧芬去上海长乐路上由日本老太太久保麻纱创办的蓝印花布博物馆参观，琳琅满目的陈列物品中有一件睡衣，蓝底白花，很漂亮。

据说那是芥川龙之介在中国买下布料，回国后请日本裁缝制作的。

1927年芥川龙之介自杀时，穿的也是一件蓝印花布睡衣，纹饰是麒麟和仙鹤。

可见，他的中国蓝印花布衣衫不止一件。

他对中国蓝印花布的喜爱之情也由此可知。

我很好奇，他的这些蓝印花布是在哪里买的？

我后来在一部题为《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的传记电影中，看到他在一个布摊前与摊主讨价还价的镜头。

我推测，蓝印花布的发源地在上海嘉定安亭，而芥川龙之介在上海居住的时间比在中国其他地方都久，因此他很有可能是在上海或上海周边地区购得蓝印花布。

在那次论坛上，主办方向与会者赠送了由虹口区档案局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虹口》一书。

回家后，我一页一页地翻阅这本书，书中的许多信息让我兴奋不已。

其中就有与芥川龙之介相关的内容，比如他1921年来上海时入住万岁馆的旧照。

万岁馆是一家由来沪日本人开建的旅馆，初建于1904年，那栋英国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红砖建筑保留至今。

《虹口》一书中还有一张20世纪20年代位于中虹桥堍处的染坊的照片。

与我在江南各地行走时所见染坊不同的是，这家染坊晾布用的架子是安置在屋顶上的。

中虹桥就是现在的东长治路桥，与芥川龙之介居住的万岁馆仅几步之遥。

看着照片中屋顶晾架上迎风飘动的印花布，我不禁猜测，芥川龙之介的蓝印花布是否就购于此地？

我读着虹口的历史，有一种愧疚之意。

我的大半人生在浦东和嘉定度过，此外去得最多的就是虹口。

我是虹口的女婿，年轻时与殷慧芬恋爱，“荡马路”最多的地方也是在虹口，但书中提到的虹口过去的太多内容，我居然都不知道。

为了弥补自己对虹口的知之不多，我打定主意择日再去，按照书中的内容实地寻觅旧迹。

一个月后，有朋友邀请我们参加一场于外白渡桥附近举办的婚礼。

我们去得早一些，终于有时间重访峨眉路等地。

与前一次去时相比，峨眉路整条街几乎人去楼空。

上次，我们看到等待动迁的居民坐在弄堂口，看到搬场公司的卡车停在马路边，还看到收旧货的贩子在弄堂里进进出出。

这一次，所有弄堂口几乎都被封了，门牌号也都没有了。

峨眉路108号，芥川龙之介曾经住过的里见医院也是如此。

在长治路、闵行路口昔日的万岁馆面前，我们站立了很久，徘徊着想找到与芥川龙之介相关的信息。

我记得《芥川龙之介小说选》中有一篇1921年9月写的题为《母》的小说，一开头就写道：房间角落里的穿衣镜一清二楚地映照出旅馆二楼的一部分，这是上海特有的那种西洋式房子……我不知道写的是否就是这幢大楼。

从昔日的万岁馆沿长治路往北走一小段路，就到东长治路桥。

桥上车来车往，早已看不到那张老照片上挑着担子、拉着人力车来去的人，周边的老建筑也已被现代高楼所取代。

我站在桥堍四周张望，民居似乎还有一些，但屋顶上支撑着晾布木架的场景已无印迹。

距离老照片上的岁月差不多有一个世纪了，这一百年里变化太大，位于上海闹市区的长治路也早已旧貌换新颜。

我在这里寻找旧时染坊，也只是释放一下情怀而已。

已经流逝的时光不会倒转，已经消失的街景也同样回不来。

生活的轮子继续向前。

我无法在虹口实地寻找芥川龙之介的关于蓝印花布的轨迹。

知道他写过《上海游记》和《江南游记》，我将继续在他的文字中寻觅线索。

本文为转载，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0jv53woQfORF565jbaAZ6w

在写短评的时候我说，我最喜欢的一个镜头是芥川在路边摊吃着油条看《新青年》。

以真实的芥川的性格，我想他可能并没有这个积极态度在上海街头做这件事。

毕竟《上海游记》中记录的都是失望和难过。

转过头来看这部SP中的芥川龙之介，编剧、导演和演员为人物增加了一份活力和积极。

正是这份活力，让我格外喜欢油条和《新青年》这个镜头。

其实影片一开始的芥川给人的感觉是过分内敛而疏离的。

低着头，抽着烟，不想和周围的人交流的感觉让人不会有什么好感。

因为语言不通，他没什么机会和中国人交流。

即使和报社随行，也没有过多的交流。

这种疏离感很好地衬托出芥川对眼前中国的失望。

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让他很痛苦，毕竟1921年的中国不是《西游记》也不是《三国演义》。

芥川是不会大声把痛苦喊出来的，他只能低着头，抽着烟，面无表情地独自苦闷。

无论是卖玫瑰的老太太、人力车夫、“仙风道骨”的乞丐、还是拜访的革命先贤，都增加了他的失望情绪。

如果故事一直这样下去，不仅芥川要绝望致死，估计观众也要吐血了。

唤醒芥川活力的两个主要人物是露露和李人杰。

露露这个人物是本片的最大亮点，他是个比妓女还下贱的男娼，又聋又哑，但写了一手好字，热爱读书，是个诚实守信的青年。

芥川和露露通过写小条交流读书是我喜爱的又一个片段，全片中我是第一次看到芥川“说”了那么多的话哈哈。

演露露的那位演员有一双明亮清澈的眼睛，演的真好。

金世佳的李人杰也演的好棒！

虽然出场不多，但一袭白衣的知识分子，从楼上慢慢走下来，一派儒雅的气质让人好感。

李人杰与芥川的谈话是我另一个喜欢的片段。

李人杰问芥川对中国的看法。

芥川开始欲言又止，超级符合日本人的谨慎和礼貌。

因为实在太失望了，真的不知怎么说才好呀。

一个从来不接触政治的作家，到了中国，却每天都在思考政治。

当人身处漩涡之中，稍有良知之人都会思考国家前途和人民的命运。

芥川失望，但更多的是痛心和悲悯，由此带来了思考：中国如何自救？

李人杰的回答是：当代青年。

如今已经有了种子，就有了希望。

所以当露露去参加罢工游行被打死在街头，大家一起分吃沾着露露鲜血的核桃酥的时候，一方面是怀念，让我们爱的人的血流淌在自己身上；同时也是象征着革命探索者的鲜血继承下去吧。

影片结尾的画面很美。

芥川孤独地坐在河边的凉亭里，画外音说着，6年后芥川自杀了，穿着他特别喜欢的一件中国刺绣睡衣。

尽管影片中的芥川多了一份积极和活力，在结尾编剧还是让他回归了那个敏感、痛苦和孤独的本体。

编剧在原著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思考与见解，对芥川龙之介的合理改编更容易让观众接受和喜欢。

以个人的观点，这部SP的改编是成功的。

非常了不起的好电影，不仅是艺术上的杰作，而且是中日两种文化沟通的桥梁。

生活在这两个国家的人甚至曾经可以一起阅读同一种文字，而现在却在仇恨和警醒下，渐行渐远。

与充斥着主旋律的主旋律的革命电影不同，欣赏这部电影的过程就像是一个异乡人游历民国的上海，穿梭在华灯和喧闹的街头，散步在烟雨中的江南小巷，去拜访各色的革命家 诗人 ，也探寻烟花柳巷，窥探市井和烟火。

被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阴霾和革命的暗流所笼罩的中国上海，通过一个日本旅人的眼睛，去揭开社会的面纱。

电影的美术精致，镜头大气，上海味道匠气，让人感觉不像是日本大河的历史剧。

但在细微之中，随着故事的铺垫，那种随着温柔的对白而缓缓升起的情绪才让人惶然:原来自己看的仍是一部情感细腻的日本电影！

在芥川先生拜访了各路"伟人" 之后他对我们中国的革命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国家在动乱的危机之中，经济 政治 艺术 都濒临崩溃，老一代革命人都去等待奇迹，你们要怎么办？

尝试去回答这个问题，可能也就是那个时代的革命青年拼死去做的事情。

而芥川先生坐在市井中央，啃着油条，手里碰着一本 新青年 的时候，我便心里默想:那一代人中总有人始终没有放弃。

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

这部电影是现实和艺术交融的典范，日后再细细来看。

“芥川先生觉得中国女人怎么样呢？

”“很美。

”“哪里美呢？

”“怎么说呢。

耳朵最美，日本女人自古就把耳朵藏在抹了油的鬓发后面。

而中国女人的耳朵，一直都任凭春风吹拂。

还有爱美人士戴上镶有宝石的耳环，天生漂亮。

”“真是个有趣的人呢。

”席间的女人听闻都拿着手帕捂嘴嘤嘤笑着又这般叹到。

©[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在所写《上海游记》里，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用“南国美人”几个字形容他在上海所遇的“花界”女子们。

所谓“花界”，当时的时髦词，说的是烟花场。

中国读者认识芥川龙之介，大概常常是从黑泽明的那部[罗生门]开始，但芥川和中国的渊源更早。

1921年，芥川龙之介以《大阪每日新闻》海外观察员的身份，第一次来到中国。

他在上海待了数月，后又辗转前往南京、长沙、北京、天津等地游历，见证了当时民国的风云飘摇、混乱时局，将所见、所思、所感写入了《上海游记》。

2019年12月，日本NHK改编《上海游记》拍摄的两集电视剧[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播出(两集合并时常约80分钟，体量接近一部电影)，由松田龙平饰演芥川，从他抵达上海后下船讲起，用极精致的8K摄影展现了一幅百年前的上海全景画卷。

©[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

©[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吃油条、看《新青年》的芥川街上黄包车夫们大声吆喝，河上挤满了驳船，柏油路上洋人和中国人行色匆匆，公共租界中舞厅华丽、觥筹交错。

来自世界各国的人，都云集在此时的上海。

“上海是一座大都市”，芥川这么写，而同时期另一个日本作家村松梢风则直接以《魔都》为其命名(后“魔都”一词便出自此书)。

无愧“魔都”之魔幻现实之名，20年代的上海，一面是纸醉金迷的奢华，另一面也是腐败、混乱与贫穷。

街头的乞丐、往河中撒尿的醉汉、门口卖花的老女人，和被打死的学生，组成了另一幅交织画卷。

而在[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中，用场所勾连起故事和主线的是“花界”。

©[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芥川劝诫露露读书救国文雅清秀的男娼露露、身世特别的湖南女子玉兰，还有那成为了芥川睡梦中“妖婆”的林黛玉，让电影有了别样[海上花]的味道。

01侯孝贤的[海上花]，说的便是那旧上海“花界”的故事。

改编自《海上花列传》，被鲁迅称之为 “实写妓家” 的开创之作。

旧上海的“花界”实有一定的分区，还有明确的等级。

比如[海上花]里的长三书院，又叫长三书寓。

“书寓”便是近代前期最高档次的妓家院，以弹唱说书经营起家，又称“卖艺不卖身”。

到了后来，有了比书寓低一等级的“长三”，有了留宿业务。

因出局陪席、留宿的价格均为三银元而得名，院中女子皆被尊称为“先生”。

只不过从鸦片战争之后，海上通商以来，书寓、长三便被糊涂混淆在一起了，实际便没了区分，总之说的都是那最头等欢场。

[海上花]的故事场地就是在上海英租界内的长三书寓，当红的书寓先生们各自心有盘算，有的想要和某个男人建立起一段稳定的长久关系，有的和多个男人斡旋，手握恩客为她赎身，有的则看透欢场，再无欲无求。

©[海上花]里的书寓先生十里洋场，灯红酒绿，欢场女人们各凭本事，在狎妓男人间进退周旋。

羽田美智子、刘嘉玲、李嘉欣分别扮演了这些书寓先生们。

在[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中，则是男娼露露、民国名妓林黛玉这些人。

露露虽口不能言，看似一个苍白少年，却最终死在街头学生运动中，让芥川内心深受触动。

露露的角色很重要，却是片方原创的，而露露一直跟随着的林黛玉则确有其人，还是“花界”名人。

林黛玉是为“花名”，自然出自《红楼梦》，她是当时长三书寓红得发紫的名妓之一，曾和胡宝玉、赛金花并称“沪上花界三杰”，又和金小宝、陆兰芬、张书玉并称“花界四大金刚”。

©“花界四大金刚”林黛玉、张书玉、金小宝、陆兰芬当时，有文人曾这样赞美过林黛玉的美貌：十七八岁年纪，烫着头发，戴着耳环，眉毛粉黛，一双大眼水波流动，鹅蛋秀脸，红唇性感，身着粉红绸缎旗袍，三曲身材，下褂高开，一双玉腿秀长健美，白皙诱人。

还有闲人们为上海滩的风月女神们排过花榜，共有16美人入选。

林黛玉排在第四，评语是“蓄意缠绵，含情绵邈，嫣然一笑，神在箇中，以韵胜。

”她还有一著名奇事：一生嫁人从良了19次，又复出19次。

据说林黛玉嗜赌，但凡欠下巨债，就嫁一次人(多是富商)。

搞到钱还清赌债，就再复出做回她的书寓先生。

可谓潇洒至极，还每每有人买账。

芥川到上海游历的20年代，林黛玉已经是无数次从良又重操旧业的名人。

彼时她已经58岁，但在芥川笔下，她看上去“顶多四十，特别是她的手，竟像小孩子一样”，而又“身材丰满，那双丹凤眼中浮现的柔美娇艳，能让人联想到她往年的美丽”。

林黛玉还成为过象征当时上海滩风月场最高荣誉的“花国大总统”，也就是[一步之遥]里那场花国大选的原型，也由此可见当时沪上花业的高度繁荣。

©[一步之遥]里的花国大选[一步之遥]改编的是当时轰动一时的“阎瑞生案”，阎瑞生为偿还巨债，抢劫杀害了另一位名叫王连英的“花国大总统”，也就是舒淇这个角色的原型。

据说，其实阎瑞生当时的本来目标是林黛玉来着，奈何林黛玉实在太难约了。

02在[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和[海上花]里，都有大量的吃饭场景，大半故事都围绕着饭桌发生。

谈情说爱、议事说事、喝酒欢娱，都在宴席间。

写“花界”，就不能不写宴席。

因为宴席是当时有闲阶级一个重要的社交和娱乐活动。

伴随着西式生活的渗入和夜生活的兴盛而发展起来。

当时一本小说这样描写旧上海夜生活说：“但见电灯赛月，地火冲霄，往来的人车水马龙，比着日间更甚热闹”。

©[海上花]里的宴席而在大大小小各处的宴席间，座上的“花界”女人们是别样的点缀。

对于“书寓先生”来说，出局反而是最主要的业务活动，也是她们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所谓的“局”，是说当时的交际场，男人们组织宴席，喝茶、吃饭，往往会叫来几个当红“花界”女人，或装点门面，或弹唱助兴。

一般分为酒局、花局、装干湿、牌局、戏局等，陪过夜的话，就叫住局。

©[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叫局还需写好局票，没有门路介绍是约不到当红书寓先生的当时的文人墨客、士人商贾，皆以此为乐，十分流行。

胡适在他的日记里就曾记载了自己年轻时多次叫局“打茶围”的往事。

他写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1910年在喝完花酒，叫局“打茶围”之后，醉酒而归，半路耍酒疯向巡捕寻衅，被罚款5元。

这事对他触动很大，引发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

在芥川龙之介的《上海游记》描写里，这些女人出局很快，但即便是席间献艺，也很快就走了。

刚刚在一个宴席间见到，很快就出现在另一个宴席间，也很常见，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里的宴席而女人们也常常不能拒绝出局安排。

《海上花列传》原著里就写到长三书寓最小的一个女孩，才十二三岁，因为天真可爱、眉目如画格外受喜爱，经常被叫局，连晚上睡觉都不得安宁，经常已经睡熟了还要叫起来，被迫出局。

当时的上海，狎妓已经发展成为了一种时代文化。

南京有秦淮河，北京有八大胡同，上海那就有四马路(今福州路一带)。

四马路是长三书寓的地盘。

“天下数上海租界最繁华，上海租界又数四马路最热闹。

”这样的天然“广告语”在民间广为流传。

《沪江商业市景词》里写四马路风光：四马路中人最多，两旁书寓野鸡窝。

戏园茶馆兼番菜，游客忘归半入魔。

有趣的是，四马路这样的头等欢场里，比起惯常的叫局、出局活动，性关系反倒成了“一种特殊的优待”。

对当红书寓先生而言，一段时期内往往只有一位“相好”，算得上是得了恩宠才有的关系。

也正因此，才有了[海上花]里沈小红和王莲生那样缱绻纠结的爱情。

就如张爱玲所说，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当时，反而只有这脏乱的风月场角落里，才有了那么点恋爱的滋味。

©[海上花]沈小红和王莲生十里洋场，花事之盛，堪称美谈。

芥川从上海回到日本，带走了一些中国的做衣布料，几年后，据说他服药自杀时所穿的浴衣，便是用那布料做的。

“我拾起了那朵枯萎的白兰花，举起嗅上一嗅，香味已经不在，花瓣变成了褐色，‘白兰花，白兰花’这叫卖声曾几何时也成了追忆而已。

凝望这花儿在南国美人的胸前飘溢芳香，如今也恍若梦境。

”

©[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这是芥川龙之介《上海游记》的收尾，那是他初见“南国美人”时胸前的白兰花。

-作者/卷卷毛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破词儿（pocier）】

看完就想买《中国游记》。

虽然不算完美，但是很有内容和心思，居然不是来自于本国，应该羞愧。

NHK三观正得不得了，除了一些神叨叨总体很自然，细节也很棒，友邻对我们的关心简直有些无微不至。

如果有仙台的鲁迅，要么味同嚼蜡无人愿看，要么指令一出山呼海啸。

好的宣传是怎样的画面？

边吃油条边读新青年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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